童子读书坐俑 凤冠贵妇像 童子玩耍俑 抱瓶俑

　　红绿彩收藏家阎焰——

　　在中国，红绿彩有超过七百年的烧造历史，它曾是中华大地上普遍使用的一种瓷器。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院、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 等均视此种瓷器为珍物，但目前各大博物馆的收藏加上个人收藏，已知统计的总量仅百十件。

　　而在广东深圳的一座非国有博物馆，却藏有超过三 百件以上高等级的红绿彩瓷器，约占存世量的80%。它们的拥有者阎焰，从一个孤军奋战的红绿彩抢救研究者，到红绿彩价值的重要挖掘者和推广者，走过了一条 漫长的道路。在他眼里，以俗为美的红绿彩并不逊色于官窑瓷器，因为最高级别的审美才是他的收藏标准。

　　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金叶

　　“同推土机赛跑”获得大量红绿彩标本

　　记者在采访著名陶瓷艺术家朱乐耕时，曾听他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几年前，他在东京帝国大厦见过一种极美的红绿彩碗碟，他知道这种美丽的瓷器起源于中国， 并且曾经烧造于中国的大江南北，但不知为何就消失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日本却将这种美丽的瓷器传承了下来，眼前这份熟悉又陌生的魅力，令他感到既震惊又 失落。

　　而像朱乐耕那样初见红绿彩时的震惊，阎焰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体验过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不到二十岁的阎焰去一位朋友的办公室 玩，见到一件红绿相间的陶制马头，别致得很。阎焰出生于文艺世家，耳濡目染之下对古代器物也有所了解，但对这种陶塑却很陌生，他只能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明 以前的东西，但其彩绘方式、颜色明显与明清时代的器物不同，而且水准更高一筹。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陶瓷？这个问题激起了阎焰巨大的好奇心。

　　看到阎焰的痴迷，朋友就将马头赠送给了他，并且向他透露了一个信息：这件马头是在单位门前正在施工的水渠中捡来的。那时正值全国上下都在进行城市改造， 华北各城市里的工地非常多，阎焰就想，其他的工地不知能不能也捡到这种瓷器？于是，阎焰开始到各个工地“地毯式”寻宝。工人们都对这个“捡破烂”的、文质 彬彬的小伙子充满好奇，甚至帮他一起挖。功夫不负有心人，这种带有红绿彩绘的瓷器标本真的被阎焰找到了不少，让他极为兴奋。

　　用这种“同 推土机赛跑”的方式，阎焰在自己的努力和众多朋友的帮助下，先后在河南郑州、新乡、获嘉、延津、焦作、安阳、许昌、河北邯郸、正定、山西太原、长治、晋 城、陕西西安等地的工地上搜集了220件完整和微残的器物，还有数万件残片标本。随着占有的标本材料越来越多，阎焰的研究也向纵深推进。他阅读了国内外大 量的考古文献、学术报告和研究材料，这种美丽瓷器的“前世”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系统研究材料  

　　出版《天边的彩虹》

　　红绿彩是在宋金之交的12世纪末创烧于中原大地的一种瓷器，是人类在瓷器釉面上使用多种色彩装饰的开始。可以说，“瓷之国”的多色彩绘瓷器是从红绿彩开 始的，由此正式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时代。12~13世纪时，中国的红绿彩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准。其艺术成就即使与号称“中国古代彩绘瓷黄金时代”的康、 雍、乾三朝相比亦毫不逊色。

　　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学者最早开始关注红绿彩瓷器，日本学界称其为“赤绘”；民国时期，欧美人和日本人都曾经在中国收集过红绿彩，但数量极少，价格昂贵。在阎焰之前，全世界公开展示和著录的红绿彩仅有五六十件。

　　1995年起，在掌握大量的标本器物和材料的基础上，阎焰开始了红绿彩的系统研究，2005年他出版了专著《天边的彩虹》，同年获得“中国最美的书大 奖”，又于2006年在《文物》月刊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河南中部以北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彩绘陶瓷》。他的研究成果不仅震惊了国内外的陶瓷学界，日本和欧美 学界也表示极大的肯定。国际著名古陶瓷权威、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前次长、日本东洋陶瓷学会会长长谷部乐尔先生称赞《天边的彩虹》，“无与伦比是此类研究的 惊世之作”。

　　阎焰目前收藏的红绿彩器物总数超过300件，今天都保存于深圳望野博物馆中，且许多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馆藏品比世界所有博物馆红绿彩收藏的总和还要多，质量也是最高的。

　　阎焰说，他能创造这样一个收藏的奇迹，并非因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红绿彩是典型的城市器用遗存，只有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才可能大量出现。我只是在特殊的时间，做了一件特殊的事情。”

　　对话阎焰——

　　红绿彩是草原和中原文明碰撞融合的结果

　　广州日报：我在采访中听过这样一种说法，红绿彩曾经在我们的历史上广泛使用，但后来不知道为何就消失了；但同时，这种瓷器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对红绿彩的艺术价值非常推崇，且一直传承下来？

　　阎焰：红绿彩最早应该是16世纪前后通过海贸传到日本，主要是景德镇和漳州的红绿彩外贸品，日本统称其为“南京赤绘”，日本人对这抹浓红艳绿的确偏爱有 加。清末民国时期，日本和西方世界更关注12世纪早期的红绿彩，世界许多重要博物馆都有收藏，又以日本的收藏量为最大。当年我的论文一发表，最先认可的就 是日本学者，国内的学者因为对红绿彩了解较少，当时没有特别的敏感。但严格意义上说，红绿彩从来没有在中华大地上消失，它一直都在。直到今天，在某些农村 地区仍在生产和使用红绿彩，只不过因为逐渐衰落而不再为人所关注。

　　广州日报：红绿彩烧造了700多年，您认为什么时候它达到了艺术顶峰？

　　阎焰：红绿彩可以说是越早期越精美，在12到13世纪之间就达到了艺术顶峰。当时中国北方政局稳定、城市商品经济繁荣、市井文化高度发达。豪放粗犷、崇 真尚实、以俗为美的红绿彩应运而生。它是清新质朴的草原文明与崇尚平淡高雅、温柔内敛的中原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而且这一时期的红绿彩瓷器中还存储了当 时中国封建社会中市民生活的大量信息，诸如各类世俗宗教题材、花鸟人物绘画、书法诗词装饰、人物陈列摆设等，是研究宋金历史及当时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 14世纪，随着景德镇的崛起，中原地区因战乱而衰落，盛极一时的制瓷业也步入末途，后来的红绿彩基本上只是保留了最早的风貌，但工艺水准和艺术水准都不如 前期了。

　　红绿彩的陶塑比器皿珍贵

　　广州日报：红绿彩作为民窑，又有少数民族气质，是不是总体风格比较质朴粗犷？

　　阎焰：有粗犷，也有精细。有的精细程度甚至超过了康熙五彩和雍正、乾隆的粉彩。但遗憾的是，基本都是残存器物，而且数量非常少。

　　广州日报：红绿彩大红大绿、豪爽质朴的艺术风格似乎与北宋皇室崇尚道家自然、含蓄、质朴的审美观相悖？

　　阎焰：红绿彩诞生于宋金之交，和少数民族的南下有莫大关联，所以它鲜明地体现了女真族的审美风貌。女真族是满族的前身，东北地区现在也流行的大红大绿， 其实和红绿彩的审美取向是同一概念。所谓“宋朝是典雅含蓄的年代”，其实是不太妥当的说法。无论是红绿彩在宋朝城市的广泛使用，还是一些其他颜色工艺的陶 瓷在当时的流行，都证明了宋人的生活是灿烂多彩的。包括宋画中的花卉、禽鸟，如果你细心体会，也会发现那是一个灿烂至极的世界。 

　　广州日报：红绿彩烧了七百多年，窑址遍布大江南北，为何存世量如此稀少？

　　阎焰：红绿彩当时主要是在城市使用，基本不用为冥器，所以墓葬出土甚少，使用完了就自然破损，然后就地掩埋。再加上红绿彩是低温烧的，磨损率更高，保存下来更不容易。若不是上世纪90年代国内经历大规模城市改造，红绿彩也没有机会大量出现。

　　广州日报：红绿彩一直是民用瓷、实用器。现在很多藏家比较追捧官窑概念，相形之下会觉得民用瓷的收藏价值不大。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阎焰：陶瓷研究和收藏不能用“民用瓷”和“官窑”的概念来笼统划分。“官窑”并非全都是精美，也并非全是美术品。而同时期的所谓“民用瓷”同样有可能展现人类艺术最高级的审美。“官民”之分没有任何意义，收藏一定要把握最高级别的艺术审美，这才是亘古不变的铁律。

　　广州日报：作为民窑的红绿彩，有没有什么收藏标准？

　　阎焰：颜色漂亮、纹饰精美是红绿彩唯一的收藏标准。相较而言，陶塑又比器皿更珍贵。首先，因为陶塑的数量比器皿要少得多。其次，器皿主要是实用功能，而 陶塑虽然也是民间使用，但作为陈设品，会有一些供养的功能。我们看到很多红绿彩陶塑是小的佛像、神祇、土地公公等。所以从美术性、陈列性、艺术性上来衡 量，器皿会稍逊一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假如是画工非常精美的盘子，也会比陶塑更有价值。这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收藏最终得以审美价值论高下。

　　红绿彩真伪辨识：

　　阎焰告诉记者，市场上红绿彩的赝品很多，“目前国际市场上的红绿彩数量稀少，一般的碗、盘大概要二三十万元，好的可能要上百万元，精美的陶塑更是极少出 现。利益驱动之下，赝品层出不穷。我无法估算赝品的比例，只能说数量极大。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都能见到不少。自从我的文章发表，红绿彩的身价被认可之后， 照着我们的图书纹样做假的也很多。”

　　虽然赝品多，但阎焰认为，红绿彩的赝品基本不可能做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他提出红绿彩的鉴别可以从以 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有土壤附着的现象，表面有一层锈壳，这个很难伪造；其次，红绿彩的胎土，新旧也有明显差异，新的特别硬，密度大，老的就相对酥松一 些；再次，新旧红绿彩釉面的矾红和绿的变化，也有明显差异。

　　不过阎焰认为，辨识这些“明显”差异，前提是得特别熟悉红绿彩，否则还是很难看得出来。“在赝品丛生的当下，红绿彩的收藏一定得慎重。内地有一些博物馆近年都曾经在市场上购入赝品，专业机构尚且如此，私人藏家更须小心。”

　　红绿彩小常识：

　　红绿彩不单是中国陶瓷，也是世界陶瓷艺术“走向多色彩绘”的开端。红绿彩，属于釉上彩绘，其中所使用的黄、绿、黑（铁）等色，在唐代以前就有。但是矾红 的出现，使陶瓷颜色变化有了历史性的飞跃，“红”是核心灵魂。红绿彩的产生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深厚，具体时间应该在12世纪初叶，那时的烧造范围非常广 泛。12世纪后期，红绿彩烧制呈现百花齐放，华北地区过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各地都有烧制的窑厂。红绿彩最大特点就是：釉上低温烤花，浓红艳绿，对整个陶 瓷工业的釉彩装饰影响深远，入元、明、清之后的景德镇各类彩瓷都脱胎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