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洋
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真正的艺术是极难为理论之网所打捞的。”艺术的魅力，经常使理论家理屈词穷，却又自愿拜倒其脚下。幸运的是，直觉能够帮助我们直达生活的神秘处，破译书法艺术的密码。但直觉之网也有疏漏之处，就像当初张锡庚老师为我演绎书法韵律时，直觉告诉我，将来的某一天他一定有美好的东西让我书写。然而谁能预料，却要在他惨遭不幸之后来写他，这比预想的时刻来得早了点，且又是那么突兀、哀痛、惊叹。张老师出车祸那天，我到医院探望他，见他头脑异常清醒，直觉告诉我，他会是当代书坛的保尔，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他的书风也会转向，定会以禅入书。两年来的事实让我诧异：我的直觉如此灵验，却又感到自己如此短视——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张老师的书法再入佳境，而且全凭意念，梦幻般地展示了他的“江南情调”。
和多数人一样，我无法想象一个连吃饭都不能自主的人，怎么还能写出这样的精致线条！尽管不忍心，但我还是请求张老师为我演示书写过程（这是二十多年来他对我传授书艺的方式）。但见师母和师弟秦健侧立一旁为他绑笔、展纸、蘸墨，张老师则安静自如地书写开去：“卧床听雨沐风思月，坐椅翻书绑手挥毫。”那份恬淡和微笑，就像窗外一簇簇泼剌剌的秧草，低调而又恣肆地宣示着春天的来临。
张老师用印“锡庚绑书”，不是获取人们异样眼光的技巧，而是一种生命状态的述说。诚如海德格尔所言：“艺术家是作品的起源，作品是艺术家的起源。”真正的书法家是凭作品说话的。张老师摒弃了书法本体以外的附加值，自信地用作品证明自我的存在，证明书法家自身这一称号的健全，他不需要故意使用书法纯粹性之外的修饰词语以挑起人们的同情心。书法已经融进张老师的血液里，这样地不离不弃，是在履行前世的一个约定。有人问“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张老师用软软的毛笔回答：“我——就在这里啊！”
二十五年前，张老师带我们登上虞山剑门，眺望峭壁下的尚湖，我们不曾读懂沧海桑田的瑰丽。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从张老师的书房迈出，到破山寺，然后再次登临剑门，俯瞰如镜的尚湖，黄绿嫣嫣的田野，粉黛的屋舍，忽然明白，桑田如此绚丽，是因为守候沧海前世的约定。当约定成为信仰之后，历史的间隙便不会苍白、虚妄。张老师的信仰源自“江南情调”，源自书法的前世约定，即使处于荣耀的盛装下骤然遭受命运的不幸，依然会保持全然的虔诚与高挑的挥洒。这一生命之约，让张老师结庐于心灵深处，七弦琴音萦绕其间。
作为文化的叙事者，张老师的叙述形式——“二王”书风，不仅展示了传统文化的内涵，而且也有美学的意义。“世人只识《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张老师虽以“二王”为宗，但他眼中并不全是《兰亭》，因为《兰亭》下面的幽光未必能照亮通往圣贤礼堂的曲径。他敏锐地察觉到，“金丹”并不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虽然那是通过技术的提炼可以得到的；也不在姜尚的鱼篓里，因为姜太公钓的不是鱼，而是文化的锦囊，那里有神秘的地理、壮阔的历史、斑斓的民俗，还有奔波于红尘的士子、优游山林的隐士、击磬弘道的贫僧。于是，张老师把北方碑版墓志的风骨引渡到南方的吴侬软语里，使笔下的线条柔美而不妖媚，风雅而不失古朴，淡定而不乏英豪气概。他始终保持着以王羲之《圣教序》为基因的固有的矜持与高贵，保持着颜真卿以宽宥恢弘为底色的气节，保持着苏东坡以旷达思远为常态的胸襟，构成了知识人骨子里的一块阵地固守：对自由的无奈与向往，对王道的失望与眷恋，对民生的无助与关切，对文化的操守与弘扬。张老师似乎是在借助江南情调叙述着民族的一隅，或者确切地说揭开文化的一角，让我们带着欣悦的灵魂窥探灿烂的夜空。这是一种怎样的野心，但他用谦恭的姿态娓娓道来，既温文尔雅，又意志坚定。
有人说，只有丢掉所有技巧的人，才能退隐山林享受幸福的宁静。现实生活中，唯有意志笃定、悟彻通透的人才能做到，张老师便是这样的人。尽管他现在因手指无法使转，不能玩转精微的“伎俩”，留下些许遗憾，但在他意到神随的作品中所展示的宽宏气象、隐秘暗示，带给了我们更多的喜悦。张老师把“失”转化成“得”，把“缺陷”转换成另一种“美”，运用点、线、墨，以适度的造型、高古的气息、朴茂的文气、淡淡的禅味，构建叙述所需的道具。他以笃静的姿态出场，却让场景生动鲜活起来，让观赏者的思绪随之起舞，忘却当下的不适，唤起回家的情愫，让我们体验到曾经居住的空间、流逝的时间，激发我们回味往昔的文化盛事——青铜铸铭、泰山刻石、敦煌写经、兰亭雅集。或者，将一幅幅带有屋漏痕图像中的形象统一虚化到自己的世界里，而自己正是虚幻世界里的那个人。
阅读张老师书法，品味江南情调，懂得书法的魅力，还在于它不仅带我们流连于过去，而且将文化的时空消融于未来，去缔造自我虚幻的事件。在他看似平静的字里行间，却是左冲右突，那是抗争、奋斗和挣脱。张老师年少孤独，养过猪，进过厂，然后留校，北上求学。一人打拼，几多欢悦，几多辛酸，一一坦然接受。他用书法将自己的人生不幸、生活的感受虚化成符号——充满诗意的江南情调。这，是对生命的契约，对生活的热爱，也是不满足于被命运安排。由此，他的书法形式成为自我阐释的内容，使人获得艺术的快感和生命的回声——一个生命的旅程在另一个生命故事中得到复制。
作为历史、艺术、自我的叙述者，张老师在传统文化中的书法身份得到了鲜明的确认。
当然，这一身份的确认，还得益于对“江南情调”的追求与坚守。江南情调是由这片地域所构成的文化共同体及其传统所塑造，这里既有王、谢的风流玄韵，又有赵、董的消散禅定，也不缺青藤特立独行的狂狷。张老师生于斯并栖息于虞山脚下——这个总能扯住文人墨客衣袂让人心动的地方。他将自己的书法名为“新虞山书风”，也许有人说这是自我标榜，我则认为这是接地气。人是自然之子，人与自然合作的精灵——书法，不仅有美学的价值，更应有文化学和哲学的思考。显然，张老师要让虞山——作为江南的隐退者、庇护者、遮蔽者，展示其固有的力量。这样的“标榜”有着形而上的意义。张老师就是要走到前台，让人验证：作为书法家、文化人，自己是否是合格的传承者、开拓者？由此，他追随先贤们所营造的江南情调，又赋予其貌不扬而充满张力的形式。他孜孜以求、苦心孤诣地与先贤们拉开适度的距离，独立而不判经离道，从而构造了一个更为适合自己，更好展现当下江南情调的叙事方式。倘若我们过多强调“新虞山书风”所带来的形式感，也就容易忽视它的原创性，这也正是理论之网的缺漏。张老师从传统文化中习得内修的精髓，注重被形式遮蔽的内在滋养，无疑拓展了他书法生命的长度，注定比一般书家更能达到极限范围。
在强化江南情调的文化特征时，张老师也在用这一文化高标审视自己。儒雅、精致、洒脱，但又似乎缺少点什么。从前过于喧闹的尘嚣，让张老师介入篆隶笔法只象征性地停留在口头的表述上。当人们为他遭车祸扼腕痛惜，担心他能否再续新虞山书风运动时，他却稳稳当当地真切回归了。篆隶消解了张老师曾经的禁锢，他以消散的姿态写隶、写碑，仿佛突破音障一样进入到一个空彻澄明的境地，了无挂碍。意念在滋长，物我两忘，我即书法，书法即我。思想的力量，让他复归于书法这条路，这条路直指书法的本体、江南情调的核心——大隐于市、大美于简的永恒静谧。张老师获得了与付出的代价相匹配的回报，这正显示了江南情调自我修复的内在潜能。这一个案，完整地展示了思想——艺术——文化——思想良性循环路径，文化从来不会丢弃钟情于艺术的追随者。书法是这样一个整体，他们在其中进行自我解释、自我释放、自我救护。常熟这个县级市中国书协会员就有四十多位，他们大多数都与“新虞山书风”有关（这还不包括张老师在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所授学员）。张老师以特有的方式改变着环境，也是对江南情调的一种馈赠。江南情调已成为“新虞山书风”的词牌名，让喜欢它人去任情填写。从前新虞山书风的追随者，或许源于江南情调的感染，或许源于金杯银杯光环的召唤，而今张老师的生死之搏，我们更加感知到思想的力量、艺术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张老师的艺术存在，恰是当代书坛一件不可取代的作品。
江南情调，一个今生前世的约定——张老师创设了一个心理事件：梦想乍现——一个春天的开始。
（作者工作单位：泰州市文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