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讯，10月16日，“弘历的世界Ⅱ——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暨18世盛清宫廷艺术的西洋风”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新保利大厦召开。
研讨会特邀20位权威专家学者，以同名特展为背景，围绕乾隆时期宫廷艺术的高超成就，考察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艺术领域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打开从盛清时代及至现代中国的一条艺术史理路。
“弘历的世界Ⅱ——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暨18世盛清宫廷艺术的西洋风”特展于10月15日在保利艺术博物馆启幕，分为“皇帝与贵妃”“清宫陶瓷新风尚”“清宫钟表”“艺林百工”四大章节，以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为核心，涵盖宫廷绘画、西洋钟表、瓷器、铜胎珐琅器、铸铜器、古琴、家具、漆器、玻璃器、织绣服饰等十数个工艺门类，百余件艺术珍品。
研讨会现场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包括：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油画学会理事潘世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清代宫廷绘画权威专家聂崇正，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聂卉，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张元，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雷勇，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林姝，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馆员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严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清宫史研究会秘书长李国荣，商丘师范学院教授、美术学院副院长曹天成，原清东陵文物管理研究室主任徐广源，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恽丽梅，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津，故宫博物院馆员刘国梁、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张荣，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张丽，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邢娜，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翟毅，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展梦夏，故宫博物院馆员施磊 。
本次研讨会由保利艺术研究院、保利艺术博物馆主办，北京保利拍卖承办，苌蒔文化与云杪文化协办，由在艺及云杪文化创始人谢晓冬主持。
一、从郎世宁《纯惠皇贵妃油画像》
看盛清中西方宫廷绘画交流
康有为说过，中国“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当以郎世宁为太祖”。作为“西洋画师第一人”的郎世宁，1715年12月抵京觐见康熙皇帝，自此进入宫廷供职，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逾半个世纪，成为备受三代皇帝荣宠的传奇宫廷画家。
郎世宁将精湛的西洋油画技巧与东方审美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清代宫廷绘画的技法、风格与审美，开创了中西融合的绘画新风——一种经过乾隆皇帝改造而成的“新体画”，这成为中国早期油画的开端。
聂崇正是清代宫廷绘画研究专家，撰有多种关于郎世宁的著述，他认为：“郎世宁的作品主要是宫廷绘画，大部分藏在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个别流散到海外博物馆中。长期以来中国推崇文人绘画，但郎世宁画了大量人物画，他将当时皇帝、帝后甚至功臣的肖像绘制下来；而在清代宫廷绘画中，最有价值的部是纪事绘画和人物绘画，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要研究清代宫廷绘画，离不开这位意大利人郎世宁，他是属于中国绘画史、美术史的一部分，他的价值非一般人可替代。”
此次展出的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是专家公认、已知世界唯一私人收藏的郎世宁油画后妃肖像。以油彩绘制于多层高丽纸上，纵54.6厘米，横41.9厘米，是郎世宁帝后肖像画的代表作。郎世宁熟谙人体解剖结构，肖像面部以“退晕法”绘制，淡化明暗对比，仅用色彩晕染，就表现出清晰的立体五官。从绘画材料到装潢形制，诸如用纸、颜料、技法，均与故宫博物院现存清宫油画一致，为郎世宁典型的作品。
清乾隆初年 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清乾隆初年 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
油彩 多层高丽纸
纵54.6cm，横41.9cm
这幅画像将皇帝、贵妃与郎世宁合为一份艺术史学研究样本，其背后是不同文明、不同身份、不同理念的交织与碰撞，为我们考察乾隆时期清宫油画、帝后生活、后妃服饰，进而理解十八世纪皇权视野下的中西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一条艺术史线索。众位专家学者将在此视角下，围绕《纯惠皇贵妃油画像》展开研讨。
郎世宁在华51年，迄今其康熙时期的作品未见留存，最早的绘画活动始见于雍正元年内务府造办处汉文档案；直至乾隆皇帝御极，郎世宁的宫廷绘画题材才有了明显转变——开始出现人物肖像。乾隆对郎世宁的写实技能尤为看重，曾御题诗“写真世宁擅，绘我少年时”（郎世宁《平安春信图》）来赞誉他，几乎所有的帝后肖像画交由郎氏绘制。
清雍正 郎世宁绘《平安春信图》清雍正 郎世宁绘《平安春信图》轴 纸本，设色
纵68.8cm，横40.8cm
特展策展人、北京保利拍卖中国古董珍玩艺术总监李移舟研究认为：“《纯惠皇贵妃油画像》应绘于乾隆二年。乾隆登极初年请郎氏绘制过一组御容，即现藏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近七米的绢本长卷《心写治平图》，画卷上是乾隆皇帝及后妃共十三人的半身画像，上有御笔’乾隆元年八月吉日’。十二位后妃中：皇后富察氏、贵妃高佳氏、纯妃苏佳氏、嘉妃金佳氏……皆为乾隆帝王后宫生活中最初的成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纵54.6厘米，《心写治平卷》纵54厘米，可见郎世宁同一时期绘制了油画与绢本设色两个版本：一为中式的高头大卷，一为西洋式的独幅肖像挂屏。”
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郎世宁绘《心写治平图》卷局部 左 与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右比较纯惠皇贵妃苏佳氏在乾隆帝心中地位极高——她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二十一日，乾隆元年（1736）被册封为纯嫔，乾隆二年被册封为纯妃，乾隆十年被册封为纯贵妃，乾隆二十五年（1760）晋封为纯皇贵妃，同月十九日薨逝，享年48岁。她被葬于裕陵妃园寝，那里埋葬着乾隆36位妃子，而纯皇贵妃位居第三，仅次于唯一的皇后与另一位皇贵妃。
四十年前，1981年11月，原清东陵文物管理研究室主任徐广源曾发现并打开过纯惠皇贵妃的地宫，据他研究，他强调纯妃是乾隆五个皇贵妃中，唯一举行过册封的皇贵妃，其中三位皇贵妃均薨逝后追封谥号；且乾隆皇帝在她逝后下令将建成15年的妃园寝进行大规模的重修——足见她在乾隆皇帝心中的地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林姝在档案起居著里发现：“在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十九日，纯皇贵妃薨逝的前两天，乾隆皇帝曾于十七日、十九日专程从圆明园赶回宫里看望她，足见皇帝对这位潜邸女子的宠爱。”
据此次特展策展人之一赵锐研究统计，“乾隆皇帝后妃油画像屏现存不足十幅，其中故宫博物院藏《孝贤皇后半身像》《慧贤皇贵妃半身像》《婉嫔半身朝服像》三件、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令妃半身朝服像》《庆嫔半身朝服像》两件、法国多勒市美术馆《嘉妃半身朝服像》一件；另有一件是2015年在香港苏富比上拍的清乾隆《纯惠皇贵妃朝服像》。本幅《纯惠皇贵妃油画像》在绘画手法与构图上，与法国吉美博物馆藏《乾隆皇帝半身像》及故宫博物院藏《孝贤皇后半身像》《婉嫔半身像》极为相似，公认均为郎世宁所作。这类乾隆及其后妃油画半身肖像的尺幅、制式一致，应为一套。”
图片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郎世宁绘与乾隆皇帝及后妃油画屏从左至右：乾隆皇帝像、令妃像、庆妃像
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绘与乾隆皇帝及后妃油画屏从左至右：孝贤皇后像、慧贤皇贵妃像、婉嫔像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李国荣说：“郎世宁代表了明清以降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所取得成就最著者，这条脉络包括利玛窦、汤若望、郎世宁、蒋友仁等人，在文化、艺术、天文、建筑、医学各领域的佼佼者。而自康熙至嘉庆初年共105年间，郎世宁历经三朝皇帝，在宫廷里生活了51年，他见证并参与了清代最为鼎盛的一段历史，他无疑是中国宫廷绘画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乾隆朝之后，一百年间世界风云剧变，中西文明的交流、碰撞走向另一条道路。从广州外销油画，到上海“土山湾”画馆，及至清末民初，受新潮思想影响的“海派”与首批走出国门学习油画的李铁夫、徐悲鸿、刘海粟，分别在不同方向上延续着前人的努力。回溯郎世宁时代这一中国油画史的高端起点，可助力我们洞察自十八世纪至现代中国之艺术史血脉。
二、盛清陶瓷工艺里的西洋风
转心瓶、珐琅彩达至鼎盛
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繁盛的另一条重要线索体现在清宫陶瓷新风尚中。康雍乾时期的西洋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东渐”之风深刻地与三代君主的精神生活产生互动：前者扩宽后者的文化艺术视野，后者的钟情和认同亦极大推动前者在清宫的影响，从进口料到国产料，胭脂红彩、珐琅彩、洋彩的创烧，从而启导了清宫西洋风瓷器的盛行。
乾隆皇帝猎奇求新的喜好、督陶官唐英的文人趣味及以郎世宁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对年希尧、唐英在宫廷器物形制、釉彩、纹饰方面的影响，共同推进了十八世纪西洋风格制瓷工艺的创新。
此次特展的明星瓷器展品，不仅包括刚刚以2.66亿元创下中国陶瓷拍卖纪录的[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 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也有十年后首度公开亮相的[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紫地番莲花卉套炉钧釉双象耳转心瓶]。
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紫地番莲花卉套炉钧釉双象耳转心瓶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紫地番莲花卉套炉钧釉双象耳转心瓶
H：40cm
“大清乾隆年制”款
转心瓶是同时期御窑瓷品中的珍罕之作，也是乾隆新朝唐英殚精竭虑取悦圣心之作，也是其任职期间最为傲人的创新之作，乾隆皇帝尤其喜爱这类新颖的珍玩。转心瓶的制作与御窑厂其他批量制作不同，几乎为一器一样，同样纹饰造型器仅制成一对陈设，以示其珍重。
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
H：63cm
“大清乾隆年制”款
雍正朝宠臣、内务府总管年希尧，监理御窑厂督陶九年，做过各种实验探寻新技术，并引进郎世宁等传教士画家的焦点透视法，于雍正七年（1729）出版了关于透视学的著作《视学》，丰富了宫廷艺术的造型语言。《视学》书木刻插图中，以多幅御窑厂瓷器线描图以表现器物的不同透视角度，亦可印证雍正朝御瓷塑形的科学与创新精神之源。
《视学》插图早在雍正末期，唐英已创制出“圆琢洋彩”仿西洋雕铸像生器皿。乾隆年间，受皇帝个人喜好的影响，唐英更追求玲珑旋转的机械构造之类的器物。此中转变，既是制瓷艺术的发展，也可见两位皇帝之间的趣味差别，还可以管窥唐英个人的艺术追求。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光尧在研讨会中表示：“珐琅彩作为一种外来技术，对中国清代瓷器尤其是彩瓷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影响了清代彩瓷的装饰风格和艺术走向。而从珐琅彩到粉彩就是外来彩瓷艺术全面中国化的结果——按照中国人的想法、中国人的生产技术改造了的珐琅彩就是中国粉彩。”
而[清雍正 御制洋彩浮雕巴洛克式花卉螭龙纹花台]的出现，丰富了雍正朝洋彩瓷器的实物数据，完整地复原出雍正洋彩五供之全貌，印证文献关于雍正朝洋彩烧制的记载。它凝聚了唐英对珐琅彩瓷的一份特殊感情和对景德镇窑业创新的激情，开启了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一个新潮流的到来。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张丽认为，乾隆在煌煌帝业之外，从容享受人生，将自己的情趣与爱好贯彻到宫廷艺术品的制作与发展中，成就了古代中国瓷器最后的辉煌，珐琅即为代表之一。“乾隆朝画珐琅器上的装饰内容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洋题材和透视画法，极大丰富了画面内容的多样性和真实感，别开生面。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和开放，也是西风东渐的历史见证。”
[清乾隆 珐琅彩仕女婴戏小贯耳瓶]，外形小巧精致，各式珐琅料色匹配和谐，以西方写实笔法描绘中式古典人物。其作品彩料透亮，纹饰清晰，尤其是人物面庞的点染具有西方油画的三维效果。此类作品细腻典雅，素负胜名。其写实之风，应受郎世宁等西洋宫廷画师影响。
乾隆珐琅彩仕女婴戏小贯耳瓶清乾隆 珐琅彩仕女婴戏小贯耳瓶
H：9cm
“乾隆年制”款
清乾隆 洋彩‘八蛮进宝’双耳大瓶 清乾隆 洋彩‘八蛮进宝’双耳大瓶
H：77cm
“大清乾隆年制”款
此外，展览中还有[清乾隆 洋彩‘八蛮进宝’双耳大瓶”]、[清乾隆 洋彩雕瓷‘八蛮进宝’山高水长大瓷板挂屏]，十八世纪的中国是西方各国向往的神秘乐园，八蛮进宝即反映各方来朝，乾隆盛世的太平景象。
三、御制西洋钟清宫钟表最高技艺
古琴、玻璃器、服饰各甄其极
十八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繁盛，亦体现在清宫西洋钟表、铜胎珐琅器、铸铜器、古琴、家具、漆器、玻璃器、织绣服饰等多种宫廷艺术中，深刻影响了清宫艺术的审美与技艺水平，在乾隆时期达至鼎盛，可谓“座拥琳琅”。
“宫廷钟表”作为18世纪盛清宫廷艺术的杰出代表，既有西洋之艺，又具东方之韵。无论是西方制作，抑或本土改造，都带有强烈的帝王意志。既反映了西方当时的技术与审美，又折射出清朝宫廷的文化与艺术。甚至以陶瓷与绘画所无法企及的动态与立体之气韵，令清朝各代帝王视为最易赏玩的技艺珍品。
18世纪 铜鎏金太平有象水法转花音乐自鸣钟 局部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恽丽梅老师考察认为：“清宫钟表既继承了我国的工艺传统，又融汇了东西计时之法，形成别具一格的皇家风范。”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津老师对中西文化交流下宫廷造办风尚的发展进行了考察：“中国宫廷钟表其在承载中外文化交流和影响方面所显现出来的代表性、典型性、广泛性是世界上其他博物馆的同类收藏无法比拟的。
此次特展的数尊清宫西洋钟，是故宫钟表馆外私人珍藏的顶级西洋钟展品，以此展开研讨，探究西方世界打开中国的努力与来自中国皇权态度的互动关系。
清乾隆 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无论是艺术造诣还是技术水准，[清乾隆 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都体现了乾隆时期广州贡御钟表的最高水平。它所呈现出的中西交融与清代中西钟表文化交流、中国钟表制作的历史情况正相一致，反映出当时尤其是乾隆时期真实的历史面貌。
清乾隆-嘉庆 铜鎏金御题诗西洋游戏人物钟另一件座钟精品则是[铜鎏金御题诗西洋游戏人物钟]。在表盘上以珐琅、墨彩、红彩书写嘉庆帝御制诗，诗曰“当今御咏：昼夜循环转，随时运不停，静观分刻数，岂敢自安宁”，为嘉庆帝作于皇子时期的诗词。表盘以御制诗为饰极为罕见，查阅公私收藏本品为孤例，彰显其作为宫廷典藏的卓尔不群。
清乾隆 铜鎏金转花西洋童子打乐钟 局部除乾隆御制西洋钟外，还有英国工匠作造[铜鎏金转花西洋童子打乐钟]，童子双腿跪地，符合中国礼仪。击钟儿童设置与故宫现藏西洋童子钟几乎可以相互印证，应是通过使节馈赠等途径进入清代宫廷的18世纪英国钟表代表。
此外，古琴、家具、铜胎珐琅器、铸铜器、漆器、玻璃器、织绣服饰等，得以探究探究清宫皇室新风尚下的艺林百工，可谓“各臻其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