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手稿批量呈现拍卖场:新文化书札持续火爆

2014年05月24日 09:56   华夏时报  收藏本文     

  作者:严葭淇

  在互联网时代,携带独特个人气息的手写书稿信函已渐行渐远,但它们却在拍卖和收藏市场日渐火爆。2014年春拍,包括周作人信札和莫言、王朔、冰心、丁玲等现代作家手稿,将亮相匡时、歌德等拍场;而陈独秀、梁启超致胡适部分信札也正在人民大学博物馆展出,通过这些珍贵的私人物品,我们能触摸到那些逝去时代的温度和脉动。但名人信札等历史文献研究和保护的不足,也是近些年不断被提及的一个话题。

  作家手稿批量呈现

  作家名人手稿不仅有历史和文献价值,还能体现特定时空的丰富细节,用细节性的微观史学补充、校正大历史,其史学价值不容忽视。由于出自文化名人之手,手稿的文化价值更加丰富。

  尽管2013年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引来诸多争议并最终撤拍,2014年手稿市场仍进一步升温。5月30日,将有包括莫言、王朔、冰心、丁玲等现代作家、艺术家的95件手稿,于歌德春拍“小雅观心——赵庆伟藏重要名家书稿、手札专场”举槌。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莫言的短篇小说《苍蝇·门牙》手稿。该小说发表于1986年,是莫言早期军旅题材的代表作。此次拍卖的手稿共30多页,用钢笔写在“解放军文艺社”的稿纸上,其中有修改和编辑批注的痕迹,从中能看出当时文学杂志的工作流程。

  此外,拍品还包括作家唐弢多年入选高中语文课本的文章《琐忆》,及冰心、丁玲、孙犁、季羡林等现代文学大家,王蒙、阿城、贾平凹、铁凝、梁晓声等当代作家,和侯宝林、于是之、秦怡、英若诚等艺术家的手稿。

  本次拍卖的拍品均为公开发表作品的手稿原件。其中时间最久远的,是丁玲写于延安时期的散文《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但拍卖是1952年9月《解放军文艺》发表该文时丁玲的手稿。《琐忆》是唐弢196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80周年而写,当时简体字虽已使用,但唐弢该手稿仍有许多繁体字。

  新文化书札持续火爆

  在2014年春拍中,包括名人书札在内的书法作品是最大看点,其中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作家名人书札,是其中最大的亮点。

  6月3日,一批文化名人书信将亮相匡时2014年春拍“百年遗墨——二十世纪名家书法专场”。这批书信手稿是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的旧藏,以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4件信札为主体,另外还有丰子恺致郑子瑜的信札9件,俞平伯、简又文、吕叔湘、陈子善等人致郑子瑜信札45件,和周作人为郑子瑜撰写的书签等拍品。

  郑子瑜与周作人通信,时间跨度自1957年至1966年,信中有关于《知堂回想录》、《知堂杂诗抄》的写作、出版经历,展现了晚年周作人的处境心境,是研究建国后周作人生活与思想转变的珍贵史料。

  郑子瑜(1916-2008)出生于福建漳州,以研究郁达夫和修辞史著称,与郁达夫、周作人、丰子恺都有交往。1930年代,周作人与郑子瑜同为《逸径》杂志撰稿人,并因为都喜欢清朝黄遵宪诗文而相交。在这些拍卖书信中,周作人还向郑子瑜提供了他搜集的黄遵宪的资料。1939年,郑子瑜去往新加坡谋生。1950年代,郑子瑜与蛰居大陆的周作人恢复联系,并在此后为出版周的文集《知堂杂诗抄》奔走;而周作人则向日本汉学界知名学者举荐了郑子瑜,为他进入日本学界铺路。1964年至1965年,郑子瑜在任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时,编纂了《周作人年谱》,并请周作人撰文介绍自己幼年及八年抗战时的情况,为周作人生平研究留下了珍贵的材料。

  周作人晚年深居简出,与他通信的人中,香港的曹聚仁、鲍耀明及新加坡的郑子瑜,是其最重要的3人。随着这批信札的亮相,周作人的生活状况和作品出版情况等细节也丰满起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的周作人研究专家陈子善说:“这批信当中几乎有一半以上篇幅提到《知堂杂诗抄》的编辑出版。当时郑子瑜提出过很多方案出版《知堂杂诗抄》,但过程非常曲折和复杂,《知堂杂诗抄》整整拖了20年以后才印出来。”而周作人晚年的重要作品《老虎桥杂诗》,也经历了郑子瑜、陈子善30年的努力,才于1986年出版。

  在这10年间,周作人的生活状况也不尽如人意。信中显示,3年困难时期,郑子瑜曾每月给周作人寄送方糖、猪油等食品,还曾送给周作人一块手表。对此,周作人一再表示感谢,收到手表更是欣喜万分,“国内手表奇缺,欲买者需先登记,尚属遥遥无期,若不在机关办事者欲登记而不可得,至欲买一西国之表自更属难得矣。”因此,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认为,这些信札不仅具有文学史价值,更有社会史价值。

  近年来,名人书札拍卖屡屡突破百万大关,近期更呈迅猛上升之势。2013年,各大拍卖行的名人信札板块,最受市场追捧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名人手迹。翰海春拍中,周作人等39位名人致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的信札,以55.2万元成交;鲁迅1911年手书《古小说钩沉》手稿,在嘉德秋拍中以超越估价十多倍的690万高价拍出;而鲁迅的《致陶亢德信札》则拍出了655.5万元的天价;李大钊的《致吴若男(章士钊夫人)书札》以414万元成交,陈独秀的《致陶亢德书札》也以230万元易主。

  在刚结束的西泠印社2014春拍中,中外名人手迹专场也备受关注,成交率高达90.76%。其中康有为的《游存庐落成诗》以218.5万成交,创康有为书法每平尺价格新高;而康有为致陈三立信札诗稿、康有为草书王维诗以155.25万、126.5万成交;一批顾颉刚存世最大量稿件,则以78.2万成交。

  据了解,中国的名人信札拍卖最早始于1994年。当时,一册15件徐悲鸿信札,在翰海秋拍中估价只10万元,却最终流拍。10年后的2004年1月,3件徐悲鸿信札估价10万元,最终以24.2万元在翰海拍出。

  研究和保护的不足

  但名人信札等历史文献研究和保护的不足,也是近些年不断被提及的一个话题。

  据报道,此次北京匡时在拍卖周作人信札的同时,也联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起来做这批信札的出版工作,“希望能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重要的资料。”

  相比此前杨绛对钱钟书信札拍卖的激烈反对,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则对其祖父信札的拍卖和出版相当配合,已授权上述两机构处理相关事宜。周吉宜对媒体表示,作为周作人的后人,自己有责任把有关的研究资料提供给学术界,作为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我们也在计划出版周作人与友人的通信集,已经向海内外发起搜集计划,也有一些收获与进展,但总体还是面临很多困难。希望这次拍卖能够引起更广泛的关注,让我们收集到更多的材料。”

  “现在有一些说法,我祖父家里谁说了算,我祖父经济地位如何等。但通过这些信件就可以发现,他一年要买多少书,这些买书的开销有多大,难道都需要请示我祖母之后才能买吗?在家里他是不是一个除了读书什么都不管的人?从这些信札里,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情况。这不仅仅是生活问题,更是一个人的性格问题、处世态度,里面有丰富的信息量可以研究。”周吉宜说,这类信件的披露,可以丰富周作人研究的材料与视角。

  就在名人书札引发关注的同时,电子时代传统家书的失落,也引发相关人士的行动。5月13日,“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亮相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共展出家书实物1000封,相关老照片500张,所选家书均为手写件,其中最早写于明末,最晚写于去年,时间跨度长达四五百年。

  “在电脑、手机不断更新换代的今天,很少有人再写信了,家书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功能,如不进行抢救,就可能丢掉这些东西。”抢救家书项目参与者徐庆全表示。每封家书背后都藏着一个个家国故事。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丁,则有一个“家书申遗”心愿,“家书是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文化空间,有着相对固定的书写格式、礼仪称谓、寄递送达等操作规范,符合国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但他也表示,申遗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目前尚未正式启动,还需协调各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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