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展时间
钱币
12月12日
上午12：00至晚8：00
12月13日
上午9：00至晚8：00
拍卖时间
机制币第一部分
12月14日（星期一）上午10：00
机制币第二部分
12月15日（星期二）上午10：00
古钱 金银锭
12月16日（星期三）上午10：00
纸币
12月16日（星期三）下午3：00
地点
北京昆仑饭店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2号
白银以金属货币的形态存在，在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明朝中后期开始，白银才真正被货币化，大量流通于市。民国时期，白银亦为法定本位货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白银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相较于清代铸锭，早期白银货币因销铸检验制度严格，成色更高，一般在95%以上，甚至可达99%。其铭文内容所蕴涵的信息也更加丰富，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学者和收藏者孜孜不倦深入研究的课题。由于年代久远，早期银锭经过历朝历代的倾熔改铸，留存至今已为数寥寥，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入藏各级公立博物馆，民间流传颇为少见。今秋诚轩拍卖金银锭部分，有多个朝代、多个品种的早期银锭呈现，件件价值不菲。
Lot 1097
北宋中晚期福建五十两银铤/GBCA MS61
刻字：“曾周验银 陈高 伍拾两 知漳州事马系□□钱买”
北宋实行路、府州军监、县三级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州一级是负责地方财政的重要机关，经办赋税征收、司法审判等具体事务。州级行政长官，全称“知某州军州事”，简称“知州”。此铤铭文“知漳州事”，即“知漳州军州事”的简写，“马”则为地方主政官员姓氏。据康熙五十四年《漳州府志》（卷九·秩官上）记载，北宋时期，漳州马姓知州仅有一人，即知州马渊。此人于熙宁六年（1073年）上任，官至熙宁十年（1077年）。由此可知，此枚银铤的铸造时间可以精确到北宋神宗熙宁六年至十年（1073-1077年）这四年之间。银铤平首束腰，面阔底窄，四角略显尖翘，是北宋官铸税银的标准形制，至今保存完好极其难得。
Lot 1098
南宋晚期广东“循州 上供银”二十五两银铤/GBCA AU53
刻字：“循州 上供银”
戳记：“霸南街东 钱三郎 重贰拾伍两”
“上供银”是地方各级政府按朝廷规定额度，每年向京师输送的白银，主要用于皇室开销、官员俸禄、军费、宗庙大礼等支出，是宋代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朝廷始编《上供格》，规定各地岁缴定额，谓之“年额上供”。各地遵照规定年额，上缴供品至户部中央财库左藏西库。上供物资来源于夏税秋粮等正赋收入，主要分为粮、帛、银、钱四项。相对于铜钱，银质轻而值重，方便运输。因此，两宋时期，全国上供财物大多折成银两后起发。朝廷对于上供进奉白银的成色、重量、形制及铭文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南宋晚期，中央财政开支连年增长，上供银额度亦随之加重，部分州府为了完成上供银年额，还向京城临安的金银交引铺购买销铸好的上等成色银铤，在上面加刻地名与用项后起发上供。史料记载，南宋末期广东省因银矿较少，境内十四州都需要买银缴纳上供。此枚银铤即为广东循州府在京城临安钱三郎金银交引铺购买白银，以完成年度上供银数额之实物例证，留存至今屈指可数。
Lot 1103
金代五十两银铤/GBCA AU55+
刻字：“宋德 肆拾玖两捌钱 行人高实甫 刘元 行人李仲德 □□秤 库使 使司”
戳记：“徐家造”
金代跨越两宋，货币政策基本延续宋制，银铤形制亦与南宋相近，为弧首束腰铤状，有官铸与商铸之分，均所见甚少。此枚由金银行铺所铸造的银铤，铤面刻有“库使”“使司”代表官职与官方机构的字样， 应与赋税或商业贸易有关。重量标示精确至钱，并砸有金银铺铸造印记的花押，具典型的金代银铤特色。铭文完整清晰，品相十分难得。
Lot 1071
蒙元“真定河间课银”五十两银铤/GBCA MS60
刻字：“库官 秘 刘 真定河间课银 银匠”
戳记：“银匠汪兴五 李和”
出版：《丽庄藏中国银锭》，页8，图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盐税是蒙元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太宗二年（1230年）始推盐法，先后于真定、河涧、山东、平阳等重要盐场设立十路征收课税所，河涧课税所即其中之一，早期隶属于真定路课税所，负责征收河北地区的盐课。此枚银铤即为真定河涧课税所征收的盐税折银。从《元史》记载“真定河涧课税所”这一称谓的存在时间推断，银铤应为建元前的蒙元太宗二年至海迷失后元年（1230-1249）间铸造。银铤刻字细挺清晰，砸戳铭文可辨，自然原始包浆，品相尤佳。
Lot 1106
元代“至元十四年 扬州 两浙运司盐课”背“元宝”五十两银锭/GBCA MS64
戳记：“扬州 至元十四年 行中书省 两浙运司盐课和中白银 拾成色 监铸官员 销银官王琪 秤验银库子吴成 广盈库官 □叁郎 提领进义 银匠杨椿 银匠沈荣 拾成色 副使刘 提领进义 银匠杜元亮 秤验银匠沈元善 伍拾两 十成 库官孟珪 银匠候君用 重伍拾两 重五十两 徐润 库子徐允中”
此种银锭藏界俗称为“扬州元宝”，至元十四年（1277年），由隶属于江淮（扬州）行中书省的两浙都转运盐使司所征收的盐课销铸，最终上解至户部万亿宝源库，迄今所见屈指可数。此锭或因多次进出官库，锭面砸满各式戳记，铭文多达一百余字，内容丰富，是迄今所见加盖戳印最多、铭文字数最多的扬州元宝，且品相出众。
其主要铭文：“行中书省”即指江淮行省，“扬州”是元宝的铸造地点，“至元十四年”为铸造时间。“两浙运司”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之简称，是扬州元宝的铸造者，“盐课”则是此锭的税种。
从锭面铭文内容可以看出，元代官铸税银的铸造过程中，从销铸到检验入库，各个环节的负责人，皆须在锭面打上其官职名与姓名，以便在成色或重量上出现纰漏时追究责任。而且，责任人上下级关系明确，专业分工细致，足见元初已建立起严谨的白银货币铸造管理制度，以及完整的政府组织管理体系。
背铸大字阴文是元代早期铸锭的一大特征，此枚背铸“元宝”，意为“元代宝货”，元宝一词即由此而来，成为之后历朝历代银锭的代名词。
Lot 1107
明代陕西“圣旨 盩厔县 辽银伍十两”银锭/GBCA MS64+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日益强大，起兵反明，抚顺、清河等重镇相继沦陷，辽东告急。明廷遂抽调各边将士抗击，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当时皇室内帑虽有积储，但神宗皇帝不肯拨发，军费无措。于是，户部尚书李汝华提议加派田赋充抵辽东军饷，以解燃眉之急，获朝廷采纳。这一为筹措军饷而加派的田赋附加税，即为辽饷，与剿饷（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加派的田赋）、练饷（为操练地方武装而加派的田赋），合称“三饷加派”。辽饷起初属临时加派，朝廷允诺，此项附加税待辽东战事平息即止。然而万历四十七年至崇祯三年（1619-1630年）间，随着辽东战事的不断恶化，辽饷逐步成为经常性的“岁额”，前后四次增额加派，甚至超过正赋一倍以上，成为明末首屈一指的田赋附加重苛。
虽然明末辽饷加派数额巨大，但专款专用，后经历代的熔毁改铸，打有“辽饷”税项名的五十两大宝留存至今已如凤毛麟角。此锭铭文中“辽银”乃“辽饷银”的简写，“圣旨”意为奉旨征收。此锭作为陕西省盩厔县以田赋加派充抵辽饷之实物史证，目前仅发现此一枚，国内外相关文献目录均未见记载，公开拍卖尚属首次。
Lot 1108
明代陕西“韩城县知县朱 征完崇祯五年皇粮减扣银四十六两六钱 该吏刘荣昌”银锭/GBCA AU55
崇祯初年，内忧外患。皇太极犯边致辽东战事紧迫，地方武装起义烽火燎原，加之多年以来的天灾水患，朝廷举步维艰。抗击外敌、剿匪、安抚灾民等，无一非燃眉之急，无不需要巨大的财政支持。然而，国库空虚，耗用殆尽，崇祯皇帝拒不拨发皇室内帑补充军饷，而是千方百计通过加派田赋、增收盐税及各项杂税等，来扩充政府财政收入。与此同时，朝廷还裁撤驿站、省减赏赐、抽扣工食、开除冗员等，极力缩减行政开支。裁扣作为地方政府行政经费的存留银，亦是举措之一。
此锭为崇祯五年（1632年）韩城县从地方存留银当中减扣部分银两，解送户部专供皇家用度的实例，目前仅发现此一例，国内外相关文献目录均未见记载。查清乾隆四十九年《韩城县志》（卷四·文官表）可知，崇祯四至五年，恰处韩城县两任知县职务交替之际，典史朱光祖曾短暂代理知县一职不足一年，期间主持全县事务，故铭文中的“知县朱”当为此人。“该吏刘荣昌”则是该县负责执行具体事务的官员。
Lot 1109
明代山东“曹州 伍拾两 中重 十足”银锭/GBCA MS60
出版：《中国货币史话》，页15，张惠信著，台扬出版社，1994年
曹州明洪武四年（1371年）降为曹县，正统十年（1445年）复置于古乘氏县址（今菏泽曹县），1913年废，史有“雄峙烈郡、一大都会”之誉，其地名仅见于极少数明锭之上。此枚曹州上解藩库税银，锭身狭长，束腰，锭面较窄，属明晚期官铸五十两税锭标准形制。锭面镌刻九字，笔划深峻如斩，保存完好。
Lot 1110
明末清初山东“昌乐县 刘昌右 五十两”银锭/GBCA AU58
昌乐县位于内陆通往胶东沿海地区的咽喉地带，历史源远流长，明清二朝皆属青州府，其县名山东大宝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目录均未见记载。此枚昌乐县上解藩库税银，是典型的明清过渡时期银锭造型，铭文排列舒朗，刻字深峻清晰，原光亮泽，品貌俱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