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西泠春拍
御贡——吴大澂藏古驵琮
楠木盒盖隶书铭文： 古驵琮。《考工记·玉人》云，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谓内镇，宗后守之。郑注云，如王之镇圭也。《周礼·典瑞》驵琮注，郑司农云，驵外有捷卢也。贾疏云，捷卢若锯牙然。是琮刻文棱，棱如锯齿，即周之驵琮。合周尺十有三寸，意必有尊于天子之后者，故其制特异。臣吴大澂恭进。
玉琮高：28.5cm 长： 7.2cm 宽： 7.2cm 内径约：5.7cm
原盒高：42cm 长： 19.5cm 宽： 13cm
传拓：清代王文心旧藏《吴大澂拓注金石各器屏》朱拓， “驵琮”拓片， 西泠印社2013年春拍第3136号。
来源： 美国著名收藏家威廉·S·阿内特（William S。 Arnett）旧藏。
展览： 1美国亚特兰大高等艺术博物馆（High Museum of Art， Atlanta， Georgia）， 1973-1980年。
2 美国埃默里大学迈克尔·卡洛斯博物馆（Michael C。 Carlos Museum， Emory University， Atlanta，Georgia）， 1993年。
市场已知愙斋珍藏玉琮之冠
御贡——吴大澂藏古驵琮
（ 苏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李军 ）
近年来，吴大澂、吴湖帆祖孙的收藏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吴大澂（1835—1902），原名大淳，后避同治帝讳改今名，字清卿，号恒轩、白云山樵、愙斋等。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散馆授编修。历官陕甘学政、河南河北道、太仆寺卿、太常寺卿、广东巡抚、河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等职。早年师从陈奂、俞樾等学者，致力于《说文》之学。其篆书深受吉金文字的影响，生前即为师友所推重。绘画则远法董、巨，近师王、恽，同时人中最推重杭州戴熙。对于吴大澂一生政治上的功过，近百年间仍存有争议，但其在金石学及书画方面的巨大贡献，获得一致肯定。作为晚清最为重要的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之一，其著述甚丰，有《说文古籀补》、《愙斋集古录》、《字说》、《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权衡度量实验考》、《古玉图考》等传世。清代收藏家中，以收藏青铜器著称者颇多，以藏高古玉著称于世者却并不太多，吴大澂的藏玉，可以说其中的佼佼者。
以上这个结论，并非简单的以藏品质量的优劣与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盖一般古玉收藏家，大都不见有系统研究古玉的著作传世。即使有些人留下来了著作，也一般以“图谱”、“图录”为名，内容重在对藏品的客观描述与静态记录，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吴大澂在光绪十五年（1889）编撰完成的《古玉图考》一书，在古玉研究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一点后世学者如那志良（见台湾影印版《古玉图考》那氏前言）、邓淑萍（见邓氏《古玉图考导读》）、张爱民（见张氏主编《中国古玉鉴别通论》）等，均对其书之学术价值高度肯定。近现代研究古玉，都绕不开吴大澂。现今通行的对玉琮的正确定名，就是从吴大澂开始。
左： 吴大澂像 右：《古玉图考》与《权衡度量实验考》
吴大澂的愙斋藏玉，目前没能留下完整的目录，若以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同文书局石印的《古玉图考》、光绪二十年（1894）长沙节署刻本《权衡度量实验考》两书间接来看，其藏玉的类型十分丰富，质量也高，但数量却仍不能确定。因《古玉图考》侧重于对古玉类型与用途的研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藏品即可；《权衡度量实验考》则侧重于用古玉来考察上古的度量衡制度，相对而言，记录的藏品性质存在趋同化的倾向。
仅就两书对玉琮的著录，数量尚未达到吴大澂在《古玉图考》“大琮”一条考证中提到，截止光绪十五年（1889），他藏玉琮的数量为三十二件。这一数量在此后数年里，已经成倍增长，最直接的证据是吴大澂自题的斋额“五十八璧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此额现归上海私人收藏），六十四恰好是三十二的两倍，这个数字可能还不是吴大澂藏玉琮的最终数量。我们知道，吴大澂的收藏，与其政治生涯息息相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是他政治生命的转折点，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便开缺回原籍，似逐渐开始以藏品易米，并无太多的资财去搜罗古玉等。所以从光绪十五年（1889）到光绪二十年（1894），近六年中，可以推测他的藏玉数量激增。此次西泠印社拍卖公司征集到的御贡——吴大澂藏古驵琮，应该就是《古玉图考》出版以后，吴大澂所新得的玉琮之一。
吴大澂所藏古物，往往都配有特制的囊匣，一般囊匣的正面吴氏会亲笔题写器物名称（有时会附注一些考证）、作为藏家本人的相关信息，这在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所藏部分吴氏旧藏古玉、青铜器上可以得到印证。而这次的吴大澂藏古驵琮亦配以珍贵的楠木锦盒，盒高42厘米、长19.5厘米、宽13厘米。
本次 2019 西泠春拍拍品 ：吴大澂藏古驵琮
楠木盒盖上刻有吴大澂隶书题写的铭文：
古驵琮。《考工记·玉人》云，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谓内镇，宗后守之。郑注云，如王之镇圭也。《周礼·典瑞》驵琮注，郑司农云，驵外有捷卢也。贾疏云，捷卢若锯牙然。是琮刻文棱，棱如锯齿，即周之驵琮。合周尺十有三寸，意必有尊于天子之后者，故其制特异。臣吴大澂恭进。
盒盖原刻填石绿铭文
以上这段考证文字，几乎全见于《古玉图考》一书中，只是分布在“大琮”与“镇圭”两条考证内，顺序略有不同，可视为吴大澂对组琮研究心得的总结与升华。
吴大澂藏古驵琮楠木盒盖刻跋铭文细节图
此玉琮本身高28.5厘米、长7.2厘米、宽7.2厘米、内径约5.7厘米，青玉材质，平底，玉料坚硬紧致，驵琮本青绿色，玉料斑驳，后沁为黑褐色和暗红色。在流传过程中经过盘玩，早已形成纯熟的皮壳，玉琮的边角均被摩挲得圆润光滑，周身包浆厚实，宝光内敛，充满神秘深沉的高古气息。以十七节简化的人面纹为饰，每节均以棱为中心，刻饰简化的神人纹，冠、嘴均简化，大多眼纹已模糊不清。玉琮两端对钻孔，呈明显的喇叭口状，管钻穿孔。在小端射口周雕回纹符号。如此大料精工之作，而且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精美神秘的纹饰定会成为嗜古玉者追寻的对象。
古驵琮拓片及楠木盒盖刻跋铭文拓片
古人研究古代玉器，多以《周礼》为依据。彼时尚无科学的考古发掘，也就没有新旧石器时代的说法。直到吴大澂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1959年夏鼐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名称。1972 年，江苏吴县草鞋山（今属苏州工业园区）的考古发现，玉琮的年代才被专家确认。所以，尽管吴大澂对玉琮的定名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但对于玉琮时代的认定，仍受到《周礼》的影响，将之定为周代，这是时代的局限，无法避免。
我们知道，通常吴大澂除了在囊匣上题记外，在藏品本身也会题名，玉器往往用泥金书写，而这件玉琮却例外，究其原因，应该是作为进贡之物，所以吴大澂没有贸然在玉琮本身上题字。尽管此拍品不见于吴大澂《古玉图考》、《权衡度量实验考》两书，但西泠印社2013年春拍第3136号王文心旧藏《吴大澂拓注金石各器屏》一组朱拓四条屏中，有一条著录“组琮”拓片，与此件形制一致。
西泠印社2013年春拍 第3136号王文心旧藏
《吴大澂拓注金石各器屏》朱拓四条屏及局部图
吴大澂大字题“组琮”二字，下小字题：
《周礼·典瑞》、《考工记》皆作驵，后郑云：驵读为组，以组击之，因名焉。
其下钤“宝六瑞斋藏玉”白文方印，另一侧小字题：
《说文》：琮，瑞玉，八寸，似车釭。嘉定钱氏《说文斠诠》云：今俗犹称黄琮玉为釭头是也。《周礼·典瑞》组琮注，郑司农云：驵外有捷卢也。贾疏云：捷卢若锯牙然。是琮棱，棱如锯齿，与贾疏合。
其下钤“愙斋”朱文方印。
与《吴大澂拓注金石各器屏》朱拓四条屏细节比较图
这两小段考证，题写于楠木盒盖题记之前，内容与之接近，而略简单。而今看玉琮本身，留有红色朱砂的痕迹，很可能就是吴大澂以在进贡前，用朱砂制作此玉琮的拓片所致。
关于吴大澂获得此琮的时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介于编印《古玉图考》的光绪十五年（1889），结束丁忧入京候选的光绪十八年（1892）之间。而笔者更倾向于光绪十八年，殆光绪十六年（1890）至十八年（1892）三年，吴大澂因母亲去世，丁忧在家，以书画遣兴，尽管有徐翰卿为之搜罗古物，但所得似并不多。其古玉之搜藏，主要来源是京师的古董店。巧合的是，王文心旧藏《吴大澂拓注金石各器屏》朱拓四条屏中，古组琮所在的一条，其上方的“古玉玺”拓本吴大澂在题跋最后用了“愙斋所作时年五十有八”朱文方印，证明这一套朱拓四条屏制作的时间为光绪十八年（1892）年，至少其获得此琮的时间必不可能晚于该年。
那么，吴大澂将此琮进贡入内廷的时间呢？鉴于其政治生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结束，而得琮并传拓的时间在光绪十八年（1892），进呈的举动，无疑应是在他担任湖南巡抚期间。作为疆寄要员，在皇帝、太后万寿之际，进贡之事必不可少，吴大澂之所以选择以玉琮作为贡品，与玉琮自古以来，都被视作礼器的思想有关。古人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认为璧和琮象征着天圆地方，为十分重要的祭祀礼仪用器。从玉琮的外观“外方内圆”上看，方和圆代表地和天，中间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
而且此件玉琮在尺寸上有其特别之处，吴大澂在楠木盒盖题记中就已明言，此玉琮的尺寸相当于“周尺十有三寸，意必有尊于天子之后者”。查《周礼》《考工记·玉人》载：“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谓内镇，宗后守之… 瑑琮八寸，诸侯以享夫人”；“驵琮五寸，宗后以为权。”也就是说，按照《周礼》关于玉琮的记载，这样大的玉琮，在周代起码是天子或王后的级别才可以使用。虽然不无媚上的嫌疑，但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吴大澂才选择这件玉琮作为御贡之物。
另据《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载，正是吴大澂初任湖南巡抚光绪十八年（1892）十二月，清廷颁下上谕，开始筹备慈禧六旬大寿，此御贡之物敬献的对象当为光绪或慈禧。虽然不能绝对化，但吴大澂在湖南巡抚任上，备受恩宠，也可能与进贡此类宝物有关。以致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远在内陆的吴大澂上奏折，主动请缨，率领湘中子弟跋涉万里，出山海关应敌的愿望，获得了批准。
吴大澂为晚清清流派官员的代表人物。清流派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影响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以李鸿藻为宗主，张之洞、陈宝琛、吴大澂等人即为主要成员。正是在边疆危机四伏、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纷争剧烈的形势下，清流派以“起敝振衰”独树一帜。慈禧对清流派弹劾权贵常加以鼓励，以此树立自身绝对权威。清流派官员本着维持圣人之道自任的清议观，言人之不能言的谏诤信念，爱人为大的民本意识行政，尤其是对外强硬抵御侵略的外交思想，对19 世纪80年代初期清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1881年，吴大澂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经过长达五年反复勘查、交涉谈判，于1886年收复被俄强占的吉林黑顶子地区，名垂史册。如今回望与梳理这位国家英雄的绝世遗珍，我们同样不能忽略其文武兼资的战略眼光与民族意识。
从拍品本身看，此琮高达28.5厘米，对比众多出土与传世的古玉琮，显然已可归入吴大澂所谓的“大琮”。长高型玉琮最早在良渚文化遗址和墓中常有发现。其中尤以1982年江苏寺墩一墓中出土者较为典型。此处共出土33件玉琮，三节一件，四节一件，五节一件，六节七件，七节七件，八节两件，九节三件，十一节一件，十二节两件，十三节两件，十五节一件。丰富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深入研究古玉琮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目前所见，所有长高型玉琮的四角都如本拍品一样，雕有简化变形的兽面纹。
2017年“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历史”中展出一件良渚时期青玉玉琮高达49厘米，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十九节玉琮（49.7厘米）当为国内外玉琮高度之最。除良渚出土范围江浙太湖以外，故宫博物院、弗利尔博物馆所藏高玉琮皆为传世精品。
吴大澂的古玉收藏，在其生前就已经开始流散，途径不止一端。如女儿出嫁，藏品作为陪嫁的一部分，其中就有古玉。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有一批吴大澂旧藏玉器，据上世纪二十年代直接经手人传教士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的记录，当时他是从上海的古董店购得玉器时，听闻由袁世凯的后人家中流出的这批东西，可能是吴大澂女儿的陪嫁品。其次，是吴大澂本人的赠送，师友、同僚的生辰与相关喜事，他也会挑选一些藏品，作为礼物赠送。宽泛些说，进贡给皇帝，也是一种赠送行为。其三，藏品交换，见到心仪的藏品，自己一时又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通常会选择以物易物的形式来获得，但拿出去的交换品，在吴大澂心中，肯定没有想得到的藏品好。其四，出售藏品，这种现象可能在吴大澂晚年以及去世以后，才会多起来。
根据资料记载，此件玉琮一度成为美国的收藏家威廉·S·阿内特（WilliamS.Arnett）的藏品。威廉·S·阿内特，1939年5月10日生于美国亚特兰大，知名作家、编辑，曾担任博物馆馆长，藏品涵盖非洲、亚洲以及美非。他是扎根灵魂基金会（Souls Grown Deep Foundation）的创办人和荣誉主席。该基金会与各大博物馆和知名学者合作，致力于梳理和保护美国南部艺术家的作品，用以举办大型展览，出版书籍刊物，影响深远。38家博物馆为其藏品举办了大型展览，相关档案藏于北卡莱罗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他的藏品也曾在白宫亮相。阿内特在国内外100多家博物馆和教育机构做过演讲并展出藏品。2015年1月，阿内特被《佐治亚风向杂志（Georgia Trend Magazine）》评选为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佐治亚人之一。此件拍品，还曾于1973—1980年间在美国亚特兰大高等艺术博物馆（High Museum of Art，Atlanta， Georgia）展出；1993年，曾被美国埃默里大学迈克尔·卡洛斯博物馆（Michael C。 Carlos Museum， Emory University， Atlanta， Georgia）借展。
回过头看，吴大澂任湖南巡抚期间进呈入内府的这件珍品，其从内府流散出来的具体时间暂时难以确定，从1900年庚子之变之后，直至1924年溥仪出宫，清内府所藏古物流散严重。此件拍品很可能是清宫流散的藏品其中之一。
吴大澂所藏玉器，经过百年的浮沉，大多已归入国内外的公藏机构。散见于外者并不多，如此高大的玉琮，且有吴大澂所制拓片及考证者，少之又少。而且它作为吴大澂在最后一段政治生涯中，向清内廷进呈之物，原匣原装，就目前来说，仅此一件，不可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