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渠荣簶
傅山先生曾于顺治十一年（甲午、公元1654年）阴历六月，因湖广黄州府蕲州生员宋谦在河南、山西一带组织反清复明行动败露，并招供傅山先生知情，而被捕监于太原府狱。此即为清初著名的朱衣道人案。由于傅山先生矢口否认，以及某些爱慕和同情傅山先生之官员的庇护，以及多位友人四处奔波活动，至顺治十二年阴历七月始得释宥。
清初晋商、山西名人戴廷栻保存之《太原三先生传》手卷，为傅山先生陷朱衣道人案后，在太原府狱中所作。此手卷长168.3 公分，宽24公分，绢本。《太原三先生传》中记述了王献明、钱虚舟、梁檀三位“无俗气”、“真朴懒简”、率淡不羁、不受礼教束缚、傅山先生“爱之敬之”的文人。傅山先生在狱中写此文，可能是考虑到自己在此案中九死一生，遂将此三人事迹记载下来，让戴廷栻“幸为传之，无使泯焉无闻”。（见戴廷栻《晋逸诗序》）。此手卷为小楷行书，作于“甲午”，即顺治十一年，时年48岁，其书风已由赵、董改颜，通篇既有浓厚的颜体气韵，又融合诸家之风，由于对三位先生之敬爱，写得既端庄又流畅，笔圆润而又劲健，寓刚于柔，浑厚秀逸，真情流露，堪称佳作。
对此书作，需考证三个问题。
1。《太原三先生传》（以下简称《传》）之范本。
《传》在各种版本的《霜红龛集》及现代出版的《傅山全书》中均有收录。现存的《霜红龛集》有张思孝本、刘霏本、丁宝铨本，各版本的《霜红龛集》对《传》的文字记述均基本相同，但又各有少许差异。刘贯文先生等编的《傅山全书》综合各版本后，文字更为确切。但与墨迹对照，仍有一些不同之处。或有的意思一样，但写法不一。如“荷去”，墨迹为“何去”；陈谧先生为傅山挚友，号右玄，凡“谧”字，墨迹中全为“右玄”；“三十四十”，墨迹为“卅卌”。有的墨迹显得更为确切合理。如“如山所亲见”，墨迹为“如山所亲见者”；“未任”，墨迹为“寻未任”；“读书钞书”，墨迹为“科头读书钞书”；“呕心”，墨迹为“抠心”；“家亦贫”，墨迹为“家赤贫”；“独寤歌也”，墨迹为“独寤寐歌也”；“如先生责让幼学者”，墨迹在此句后还有“啧啧亹亹”四字；“然大概讲之”，墨迹为“然大概”；“叛道矣”，墨迹为“叛教矣”；“映带乎消索门庭，”墨迹为“映带萧索门庭”等等。墨迹最后还有落款“甲午菊月朱衣道人山记于忧患中”，下鈐有阴文篆书“傅山之印”一枚。
2。手卷作于何时？为何谓狱中之作？
《傅山全书》第七册第5292页有如下注载：夏，青主作太原三先生传。还有：戴廷栻《晋逸诗序》：“甲午秋予以素绢索书于公他先生……”。尹案：青主六月已入狱，“秋”当为“夏”之误。而手卷墨迹落款为“菊月”。一夏一秋，相差三四个月，更主要的是，傅山先生夏天还在自由天地，秋则身陷囹圄。悬殊如此之大，非常有必要弄清熟是熟非。
为此请教了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张文澍研究员，走访了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傅山传》的作者侯文正先生，在两位学者的帮助指导下，有了明确的结论。
此手卷是作于顺治十一年阴历九月（即菊月）。因为，一是傅山先生明确落款为“甲午菊月朱衣道人山作于忧患中”。菊月即阴历九月。二是戴廷栻所作《晋逸诗序》中记到：“甲午秋，予以素绢索书于公他先生，先生书三则付之曰：‘此吾所知太原三人，吾爱之敬之’。”此二人所写、所记不会有误，且又完全吻合。
3。傅山先生在狱中能否有此作？
为此，首先需弄清傅山先生被捕、被审、释放的全过程。从清初查办朱衣道人案时的河南巡抚亢得时、刑部尚书任濬等、刑部尚书图海等人的三个题本中看出：顺治十一年阴历五月初七奉旨“拏获宋谦，着即审明正法……”；阴历六月初五，安阳知县对宋谦“细加研审”，宋供出其活动情况，并供傅青主知情；山西巡抚陈应泰根据河南巡抚亢得时的题本，于顺治十一年阴历六月十四日开始在山西缉拿宋谦供出的张锜、傅山等人，“旋即擒获”，由太原知府边大绶，会同清军同知傅鸾祥、理刑推官王秉乘开始审讯。在审讯中傅山先生一直称不认识宋谦，“与宋谦始终未一面”，“宋谦若认得山，情愿甘罪”。其间还经“严刑夹讯”，傅山曾绝食九日，几死。阴历八月初二将此情况上报皇上；阴历八月十二圣旨批“三法司核议具奏”；三法司核议后，于阴历十月初七写题本报告皇上，顺治十一年阴历十日初八下圣旨：“依议行。”并密咨巡抚陈应泰：“即将傅山等再加严讯……务无枉无纵，速奏结案，希勿迟缓。”阴历十月二十二日又对傅山审讯。后报告称，“至傅山……今屡审，以不纳书币，致谦怒，挂名仇口，是否实情？”最后刑部尚书图海等在顺治十二年阴历七日初四题本中写到：“傅山，据该抚疏称‘严讯的系扳诬’，相应释宥”。于是傅山先生于顺治十二年阴历七日获释出狱。从以上过程可看出，傅山先生在狱中第一次受审的时间是从阴历六月中旬被捕到七月底，集中审了40余天，其中还“严刑夹讯”；第二次是皇帝根据阴历十月初七刑部题本批复后再严讯。可见阴历八、九月是等待报告批复的时间，只监未审，有可能写作。
其次，由于傅山先生高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崇高的威望，太原知府边大绶、山西巡抚陈应泰、都察院左都御史龚鼎孳，以及刑部等人，对傅山均有偏袒开脱之意。如题本中写“情似无干”，“谋叛大案，岂容以一言悬坐”，“无凭质审，难以悬坐”，“无结匪类之情……，的系扳诬，似应姑从宽释”等等。对同时被捕的傅山弟傅止、子傅眉，题本中则言“两村居住，并不知道士之事”。并以照料年迈祖母之名将傅眉提前释放。有官员的偏袒，傅山先在狱中的生活条件肯定比一般犯人要好些，具备书写的条件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从多种资料记载，傅山先生在狱中确实多次作诗和写作。诗有：十月作《讲游、夏问孝二章》，十二月作《狱祠树》、《松居实狱词》、《秋夜》、《载赓大雪是吾天四首》，除夕作《甲午狱除夜同难诸子有诗览之作此》，以及《除夕夜狱中和同难诸子诗》。书法写作有：十月书《三官真经》，十二月书小楷《金刚经》，次年二月书《妙法莲华经》，次年夏书小楷《千字文》。
由此看来，傅山先生九月写行书《太原三先生传》是完全可能的。这也与侯文正先生在《傅山传》中所写的“审讯稍觧之后，方有可能作此”的分析完全一致。现在看来还是“稍解”后五件作品中最早的一件。再与十月写的《三官真经》的落款对照，两者极为相似，《太原三先生传》的落款是“甲午菊月朱衣道人山于忧患中”，《三官真经》的落款是“甲午十月，忧患中薰沐敬书，业民傅山谨识”，均有“忧患”二字，傅山先生众多书法作品中落款“忧患”二字的恐仅此二者。《三官真经》现在何处不得而知，今有幸详睹狱中写的《太原三先生传》墨迹亦足矣。如此珍贵之作，藏者应万分珍惜，世代永保。
本文原载于《收藏》杂志，2007年第11期，页76-77，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