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田

　　觉得这些年里创作氛围变化最大的年头是什么时候？

　　80年代，85年以后是真的在变化了。无论从习惯还是制度来说，都有本质上的不同。现在回过头来看，“八五思潮”是一个比较清晰的、有思想准备、有一定方向的一个现象和运动。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只能说确定这个方向的原因是大社会的转变，具体在美术界里它并不是一致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以及针对点很多。当时参与的批评家，后来对这段历史去进行归纳和有侧重的梳理，才形成我们现在的“八五思潮”的大概念。但这里肯定不可能包括所有方面，因为同样在那个时期，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不相干的情况很多，有的也并没有被收入进去。那个时期是一个特别彰显的时代，每个人的情感和思想的倾向都是一个彰显的过程。这与现在完全不同，现在，每一个取向基本上根基都很清楚，社会作用偏重于哪个方向也都比较清楚。并不排除现在也有些人会做全新模式的探索，但没有一个大的社会机遇提供机会来使之显现出来。

　　那时不管个人取向在什么方面，首先一点是，做任何尝试都没有功利的前景。有效系数谁都无法把握，所以要做的事情一定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那时的探索显得都很真挚，这个真挚并不见得对社会发展有特别理智和明智的认识，而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人知性的唤醒，不管有什么问题，人们开始去站在自己的角度认真去想这个事情。当时的一些说法现在看来都挺偏激，但这恰恰是当时所需要的。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你说不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都会有人指指点点，干扰自己。

　　这些话是当时谈什么问题说的不记得了。画画的人都比较敏感，比如造型的一种特性，包括明暗处理的一种特性，包括线条的组织特性。画画的人对这些东西的出处在哪里都很敏感，我不知道指的是不是这个干扰——随便一动笔就知道这东西是从哪儿传承过来了。因为以前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结局，希望自己做一个完全属于自己、完全是全新的结果，但是这么长时间过来后，我发现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如果没有了这种关联，人和人就无法交流。如果说要借助于一个完全全新的语言去表达，才能够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反映得最准确，那么可以去讲一口谁都听不懂的话，那对应的才是真实的内心。但这样的语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创造不出来。

　　您曾经谈到“我们中国当代艺术家积累的很多是西方早期的绘画经验在我们这里还是当代艺术”。

　　给自己设定愿望本身是一个误解，是对艺术创新、艺术个性的一种误读。最熟悉的东西无疑是人家的，那我们就开始寻找相对来说陌生的东西。在80年代初所谓陌生就是最新进来的东西，最新进来的那些画册，西方现代主义后的东西，那些东西就变成从思想到结果到成果，对我们来说都比较生疏。但至少在我的经验里，我认为那是新的，因此从信息上说就不那么摇摆了，相信那个东西，就拿来顺着发展下去。而在西方这些是持续的，从古典时期进入前现代主义时期，进入现代主义时期，包括整个美学发展的理论系统，都是一点一点铺垫出来的。并不仅仅是有几个画家在那里突发奇想，而是整个思想界、艺术界、文学界的整体关系一点点往前发展，形成了现实主义时期大的思想进步景观。我们直接把这些成果拿来，那这种现代主义成果和我们经验当中的传统写实主义系统，在基础意义的发展上并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和我们已有的认识高度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有一些现实作用。这些东西拿来以后我们就可以与西方文明聊天，可以同他们讲接近的话题，这看上去好像不是自然发展出来的一个思想成果，但这也有好处。把原来学院的那套系统给冲散了，而那套也是从西方来的，本身就缺乏社会哲学基础上的根基，而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角度。把原来的系统冲乱了也有不好的地方，因为本来我们的思想领域就不是很扎实。所以混乱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好处是可能更多、更活跃，如果以前只有一种结果，现在的结果则各种各样。

　　你曾在一次访谈里提到当前的艺术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记忆？

　　记忆是不确定的东西，无法用尺去衡量它是否准备。但记忆有处理问题的能力，把很多事情通过主观记忆处理后，就变得有序。因为生活发生的事情是各自独立的，如果说我们相信叙述的因果关系，那只是我们用一个故事逻辑去串联现实的东西——如果串联了就有变成一个故事的可能性。我们无法说这个东西是事实本身，因为事实可以导致各种各样的结果，发生的这件事可能是会对你，对另外的人，或其他的事情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是事实，但记忆是朝一个结果发展的。我觉得记忆至少可以起到一种作用，把一些不相干的、甚至完全背道而驰的事情串联在一起。包括我这次画的主题也是尽可能依靠记忆。我把到世界各地拍成的照片以及雕像的原物拍下来拼成一个系列，也可以把这个概念说出来，但是我觉得人们还是会去对应概念。不能对这个东西形成全新的认识，所以通过记忆使他们之间产生关联，这种记忆不受理性概念的约束。比如我正在画的佛头，与黑人的面孔接近，而黑人是卷发，耳朵、耳孔很大，这些关系又都和佛的很多形象就吻合。在记忆里我把它们自由的串联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在形象之间做转换。记忆可以让作品之间有关系，让完全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人形之间互动起来。所以，完全从概念的角度和理性的方法去谈问题、提示问题，并非唯一的好途径。

　　艺术家生活状况的变化会对创作产生比较大的冲击？

　　肯定有，每个人都跳不出这个影响。上世纪80年代初时是一种很广泛的社会思想影响，90年代中期商业就开始进来了，也会有影响。我如果找不到适合个人的方式，那这些对我能造成不知所措的影响，做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不相信。

　　不管整个社会环境和周围的人思路的变化，你关注的东西本质上一直是贯穿始终的。

　　对一个事物的认识，我个人并不具备理性思维的条件，会有一种主观取向，但做不到真正的理性认识。所以我很多依据还是源于感受和主观意识活动，我的这种经验来源在这些方面。不管我思想有怎样的苗头，但在落实时一定与我习惯的经验有关，所以从结果来看是有连贯性的。

　　真正能引起自己情感上的波动和带来喜悦感觉的，还得是自己主动的选择？

　　是的。与大家在一起玩时，自己会获得那种完全忘我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但是我还是很愉快。愉快的原因是我喜欢看大家愉快，当大家愉快、兴奋高兴时，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很值得他那样去高兴的，所以我也很高兴，是这种心态。我自己还是属于比较静的人，比如那种竞技游戏我不太喜欢。人和人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和关系，之后你可以把个人的东西显现出来，大家都在一个平台上，我喜欢这种游戏。我觉得我更偏向于自闭，当我迷恋于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一定是自闭的关系。

　　是否觉得自己的童年有时代创伤？

　　我的童年记忆没有这么清楚，包括家庭命运的变迁，包括与周围陌生人相处，我没有感觉对我有什么伤害。我的本质属于弱者，弱者的本质是自己会保护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与现实的强势发生冲突。很多时候我希望大家不注意我，最好把我忘掉。我也会跟人吵架，那是因为当碰到冲突了，你的自尊心会起作用，这种争吵是完全不理智的。

　　经常自己想得很透彻但不与人争论？

　　我觉得说不清楚的事情最好不要拿出来争论。我可以用我的语言，尽可能把我所想的事情表述出来，表述出来后如果别人提出问题，我就没有回馈了，因为我只能表达到这里，只能说出这一点，如果要把这个事情再说清楚，我做不到。而如果说不清楚，我何必与人谈这个事情？所以不能展开。我一直自闭的原因就是这样，我尽可能把我自己所想的某些东西呈现出来，至于说这个东西呈现出来是否可以有结论，那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包括20世纪80年代那会儿，也是偏于主观意识，虽然会有些清晰的概念性，但这些东西让我来谈仍然一知半解，谈不透，现在也未必能谈得透。因为，一个心理事实要展开成理论的阐述，实际上已经偏向于一个方向了，一定要偏向于一个方向才能说清楚。没有谁能够大而全的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包括我现在画画都是这样，并不能完全理性的展开我的思想叙述，这个我做不到。

　　波德里亚说现在的人不是在工作里耗掉了精力，而是在娱乐上耗掉了大部分精力，作为艺术家是不是有本事躲避这样的事情？

　　那得看在艺术家心里什么是最重要的。有的人在娱乐时确实能够感觉到自我的一种实现，释放内心压抑的意识和情绪，但是我不喜欢。我能够跟大家玩，我的情绪也能够想办法调动起来，因为大家高兴，我也觉得自己挺满足的。但是我心里的需求在这种情景下得不到满足，因为我自己摆脱不掉“要把一个什么东西挖出来”的心理——这种意识特别强。所以玩不了多久我就肯定会回来，在自己的艺术里玩，而这种玩，获得的东西是最有价值的。有时候我也希望与人探讨艺术的话题，大家现在谈到这个话题都在有意的回避，甚至一到这个问题上都要自嘲一下。那我就会想办法在玩的过程当中，把这些东西“和”起来。严肃的谈这些问题比较伤元气，也很可能和氛围不合，有时你用感性的语言和游戏的语言来说，反而合适，能够把一个问题说的比较自然，不强加于人。用理论的模子去套、去谈跟画有关的问题，对于画家来说是不太明智的。我们现在晚上在宋庄吃饭就是瞎聊，圈子里的事说的不多，还是找开心的话题多一些，有时在场的人喜欢聊些社会现象，说说最近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事情是我不擅长的，他们说的我都不知道，我不看报，不看电视，也不上网，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中国人在这个时期挺幸福的，虽然社会问题一大堆。如果我们认为西方的社会很合理，但是感觉上，除了顺从这样一个合理的社会，人的自由选择和精神选择就没可能了。而在我们这里就完全有可能，可以过恶魔的生活，也可以过天使的生活，思想的自由空间就很大，但如果要触动这个社会，这实际上是开始实施你的意志，那是另一回事。我觉得，不关心时事，就可以胡思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