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希望更多人关注古籍善本的收藏。 中国最大的一份木活字本《文恭集》，宋代胡宿撰，韦力收藏的是乾隆武英殿聚珍版。 韦力所收藏的古籍善本。

　　谈到线装书，有一个名字无法绕过，那就是大家公认的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藏书家韦力。

　　由读书而藏书，由藏书而研究书，这就是韦力20多年藏书历程。为了藏书，他毅然下海经商，在商界取得成功的同时，也成就了藏书界的一段佳话。

　　线装书符合东方审美

　　“过去收集的邮票和现在收藏的书，都是纸质的，我对纸质的物品有着特殊的爱好。”谈到自己藏书的爱好，韦力这样说。

　　正是因为这种对纸质书籍的钟爱，韦力并不认同那种电子书将取代纸质书的观点。他说，摄影书刚出来的时候，人们惊叹绘画将会消亡，但100多年过去了，绘画艺术反而更加兴旺，电视机发明以后，又有人惊叹照相机将会退出历史舞台，事实证明，这些人又错了。“纸质书籍面临的同样是这种状况，我认为，不管多少年以后，纸质书籍还是会和电子书并存。”

　　韦力所藏的古籍善本，大部分都是线装书的形式，这样的收藏成果也让韦力对于线装书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韦力告诉记者，线装书是中国独有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西方最初的书籍，也不是线装的模式。“可以说，线装书是中华民族伟大的一项发明。书籍的包装在东西方以截然不同的形式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缘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认为，线装书更符合东方人的审美情趣。”韦力说。

　　在经书子集的传统四部分类中，韦力的收藏的“经”部古书最多，他认为，“经”部书籍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人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使得‘经’书受到了很长时期的打压。其实，过去的四部分类也不是平行的，‘经’部始终是最重要的部分。”

　　韦力笑称，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自己从读书到藏书，境界是越走越低。但他并不在意这种看法，更由藏书转向了“研究书”。韦力所指的“研究书”，并非研究其内容，而是考证其出处，研究起装帧。他说，这种研究类似考古，属于实证类的范畴，而非思辨类的研究。这就需要接触更多的原版。这也是他不断收藏古书的动力所在。

　　“毫无疑问，书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传播知识，传递思想，内容是书的核心，但作为这些知识和思想的载体——书本身也不该被忽略。”韦力认为，对于书本身的研究是一门很有意义的科学。

　　让他感到有些失望的是，中国的学界并没有太多人对书本身的研究感兴趣。他给记者说起一个小故事，以前有一位大学老师到外国讲学，说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时候，很自豪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失业问题。这位老师举例说：“比如大学教师，如果他不能胜任教学的任务，可以调去图书馆工作。”这一番话让在场的外国人都大吃一惊，因为在外国，图书馆的管理员必须是博学的，他们肩负着指导学生去选书的重任。“这说明了我们在对于书研究方面的缺失。日本一些大学里有‘书志学’这门课程，这就是教大家如何‘研究书’的课程，而中国的大学至今没有这样的科目，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韦力藏有古籍8000余部，7万余册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200余册，宋元递修本和宋元明递修本近20部、300余册。明刊本1200余部、一万余册。皆按传统的经、史、子、集排序，再结合年代、版本分类收藏。在天津，他拥有一座三层的藏书楼“西苑书楼”，近百个大书架陈列其中；在北京，他先后购置了总计超过1000平方米的空间，为的是给自己收藏的古籍善本们建立新居。

　　做书只为拯救国粹

　　除了藏书，韦力还做书。他曾经印制过100套《御制道德经》，每10套用一种纸，以三种颜色印刷等，非常考究。

　　他告诉记者，他做书的标准是力求原汁原味——宣纸是自己出钱按照古法制成，印刷也是最古老的雕版印刷。这样下来，印一套书的成本不菲。很多人想不到，韦力花了这样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做书，并不是为了卖书赚钱。

　　韦力说，历代藏书家都做过一些书，大多数人做书是为了拯救“孤本”，他们仿造这些孤本，以免将来消亡。而韦力做书的最主要目的，却是为了挽救即将消亡的国粹。

　　“在扬州有一个老先生，是专门从事雕版的，他是现在国家惟一认可的从事雕版印刷术的艺人，但他根本没有用武之地，他的子女也大多转向玉石雕刻，因为做那些更能赚钱。”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韦力和这个老先生取得联系，他拿自己的一些古籍书，去让老先生和他的子女们仿制，他提供雕版的费用。

　　而对于纸质的要求，韦力也非常苛刻。韦力告诉记者，市面上卖的宣纸，已经是没有用传统工艺生产出来的了，因为根据传统工艺，成纸最少需要两到三年时间，在高度工业化的今天，没有人愿意投入这么多时间和成本。“很多厂家的做法，使用化学纸浆和手工纸浆兑在一起，手工纸浆所占比例最多只有一成，化学纸浆每吨几千元，而手工纸浆每吨要几万元，这样做出的宣纸成本自然低了很多。不过由于化学成分较多，烧坏了纸纤维，保持个几十年就脆了。反观中国的宋版书，1000多年下来，仍然不会变质。”为了保持能够传统的工艺，韦力专门联系到一家古纸研究所，用最传统的工艺印纸，“我每年都会出钱印一批纸来做书。”

　　韦力说，印刷术和造纸术都是中国的四大发明，这样的传统工艺如果失传，是一种极大的悲哀。他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点努力，尽量不让这些国粹消亡。

　　韦力告诉记者，现在他已经通过雕版印刷仿印了5套书，此外，还影印了他所收藏的辽刻本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这样做出来的书很少，对于韦力来说，都是非卖品，他都用来赠送同好。

　　虽然耗资巨大，但做书的过程同样能够给韦力带来满足和享受，从造纸到雕版到装订，他参与了全过程，也更惊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现在也有部分出版社出版线装书，不过韦力对于这种做法并不是特别认同。他认为，这些线装书除了装帧是线装以外，无论从纸质到制版印刷，都没有遵照传统工艺，并没有太大的收藏价值。“比起线装书来，现代装订的书籍更容易阅读。”他说，这种线装书既不方便，又没有收藏价值，没有必要仅仅“为形式而形式”。

　　线装书升值悲喜参半

　　在线装书的收藏界中，韦力以只买不卖而闻名，对此，韦力笑称自己有着超级的“恋物癖”，拥有了就舍不得出手。但他很反感把他的这个收藏特征提升到“道德”层面上来说事。他表示，买卖收藏品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他从来也没有反对过藏家卖书。

　　“书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一种商品，商品当然应该体现价值。我不卖书并不是因为我高尚，一是因为我喜欢，二是因为我还没有研究透。如果有一天，我的经济出现问题，我需要靠卖旧书而去收购新书的话，我也会毫不犹豫去卖书的。”韦力说，最近几年他所收到的好书都是在拍卖会上买来的，“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样只买不卖，那我到什么地方去找到好书呢？”

　　这几年，古籍线装书的价格不断攀升，时常出现拍卖出天价的古书。对于这种涨价，韦力有一种复杂的心理，那就是悲喜参半。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希望古书不要涨得太快了，否则我都觉得买不起了。”韦力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

　　韦力最早收书的价格很低，“文革”以后，他认识一位“抄家资产”退赔办的工作人员，他了解到那些书退到了哪里，就上门去找人购书。由于不少藏书者的后人没有藏书的兴趣，而且受住房、经济等限制无法继续保存古籍书，因此，韦力大部分都能够得偿所愿，以较低的价格买下这些退还的古籍书。这段时间里，韦力收到了大量的古籍书，为自己的书籍收藏数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线装书价越来越贵，韦力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为了能够继续买书，他毅然下海做起了生意。初次经商的韦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收入一下子是过去的上百倍，于是，韦力每年花在买书上面的资金也达到数百万元。而这两年，古籍书价更是飙升，即便是韦力这样的经济实力，也开始感叹买不起书了：“两年前一套三四十万元的线装书，现在能够拍卖出一百三四十万元的价格，我每年花在购书上面的钱还是那么多，能够买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了。”

　　虽然因为个人原因而抱怨书价太高，韦力还是认为，书价上涨是一件好事。他说，这是一种价值回归的体现。“现在古代字画和瓷器在拍卖会上价钱远远高于古书，其实在这些东西刚刚制造出来的时候，书籍是最贵的，加上书籍很难保存，不可能像其他文物那样从地下挖出来，实际上这些书都是一代代藏书家保存下来的，价钱当然应该贵一些。”

　　韦力表示，古籍书价钱提高以后，一些珍贵的古籍书开始出现在市场，这对于藏书家来说，是个好消息。“过去很少能够见到好书，古籍书大幅度涨价以后，有一些好书出现在拍卖会上，即便买不起，能够看到这个版本也是好的。”他认为，涨价还能够起到保护古籍书的作用，不论是投资还是收藏，购买了天价书的人肯定会小心翼翼地保存和保护。

　　“此外，古籍书涨价也体现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韦力说。

　　或许由于大量收藏古籍线装书的缘故，韦力的名片是繁体竖排，以线装书的模式来印制的。他说，他是一个传统的人，对于国粹的东西都很感兴趣，而线装书就是一种国粹，是中华民族应该引以为傲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