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玩收藏。近10年来席卷全国的文物收藏热，在央视《百家讲坛》马未都的文物鉴赏讲座播出之后达到高潮，连带繁荣起来的还有各种与历史和收藏有关的书籍和电视节目，尤其是后者，如中央台这几年相继播出的《故宫》、《台北故宫》以及一档叫《鉴宝》的节目，极大调动了整个社会对文物收藏的热情。  

　　我们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文物和过往历史的联系如此紧密，好像我们从没经历过因时代变迁而导致的传统文化的断层。毕竟早30年，文物收藏还是一种让少数人避之不及大多数人又完全不懂的生活方式。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国内目前有文物爱好者逾9000万人，可见古玩收藏的确已经成了当下中国社会一个最引人关注的文化话题和财富现象。  

　　不能排除这个庞大的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只是把文物收藏作为一种投资增值的方式--这个时代通过拍卖导致文物价格飙升成一个天文数字的神话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也正因为如此，文物的收藏和鉴赏风气大变，至少与过往的大藏家如张伯驹、朱家溍、王世襄他们那个时代相比，动机和目的都不一样，因此有人断言，“国内拍卖场上那些一掷千金的世界纪录，把传说中的盛世收藏景观在我们面前放大到了极致。可是如果这个时代最终产生不了真正有文化传承的大藏家，这种景观就缺少风骨，不过是热闹的数字游戏。”  

　　随着收藏热逐年升温，马未都等民间藏家声名鹊起，成为国内收藏界的标杆人物，但在国内外文物收藏界中，却一直流传着一个叫王雍刚的重庆人的名字，他为人低调，又身处文物收藏相对边缘的西部重庆，只有真正的圈内人才知道，“王雍刚历代瓷器收藏之丰、精品之多，恐怕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流。”  

　　传说中的王雍刚 

　　如果有人告诉你，“重庆有个藏家的藏品价逾数十亿”，你大概不会相信，但这却是国内外的藏家尽人皆知的秘密。这个传说中的藏家就是重庆人王雍刚。

　　宝藏 “东宫会所” 

　　仅是这“冰山一角”，在国内文物专家的估计中，已经“价值几十个亿”。  

　　王雍刚的“东宫会所”位于渝北一所僻静的小区内，进门大厅陈列着一套清代花梨木大龙床，雕工精美、气势非凡。跟文物所占据几百平米面积的待遇相比，王雍刚的办公室却很简朴，一点也不张扬。 

　　这是一个典型的重庆男人，50来岁，衣着朴素，气质儒雅，说话中气十足。 

　　东宫会所是王雍刚“以文会友”、“坐而论道”的私人会所，这里的藏品并不对外开放。会所“陶瓷馆”中陈列着数百件宋代“五大名窑”珍品，他指着玻璃柜中的一件瓷器说，这是“现存北宋哥窑器皿中型制最大的一件哥窑贯耳瓶，高26cm，过去文献资料中提到的同时期器皿一般型制都比较小，只有几公分。这个东西存世量已经很少了。”  

　　这件瓷器是王雍刚70年代初从一个亲戚家收来的，现在国内专家估价上亿。  

　　在这个展厅中，财富的概念是那样具体，随便拿出一件，都是几百上千万的价值。比如那件雍正官窑“粉彩过枝福寿双全盌”，碗上有清代宫廷画师所绘蝙蝠和寿桃--另一个相同的碗出现在某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甫一露面，就被一个英国伦敦的老牌古董商以5021万的价格收藏。这件瓷器是王雍刚夫人家传的藏品之一--作为解放前本市一个银行家的女儿，王雍刚的夫人也是资深藏家。 

　　陈列厅还有大量“元青花”、“元釉里红”、“元青花釉里红”瓶、罐，像明代“洪武时期的青花大罐”、“釉里红三友纹玉壶春瓶”、“明永乐釉里红龙纹扁瓶”。每一件精美的瓷器后面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和莫测的价格，让记者有阿里巴巴误闯藏宝洞之感。 

　　记者实在忍不住问王雍刚，目前所陈列的这些高档尖端瓷器值多少钱？他始终笑而不答。据王雍刚所在收藏协会的一位资深副会长介绍，会所陈列的藏品“不过是他收藏的冰山一角”，记者从另一位重庆藏家那里听到的消息则是，仅是这“冰山一角”，国内文物专家“估价几十个亿”。  

　　王雍刚虽有上亿收藏，生活方式却有名士之风，“我有两大热爱，朋友和收藏，我喜欢唐诗宋词，现在唐宋八大家我还能背诵几百篇；我书房中收藏的全是老版线装书，《二十四史》就有好几个版本。” 

　　有趣的是，会所食堂名叫“御膳房”，其实没什么豪奢的装修，更像一个普通酒楼包间。这里是王雍刚跟知己聚会的地方，在这里每年他招待朋友要喝掉1000瓶左右的茅台。他只喝茅台，酒量很大，每天能喝七八两，“我自己每年平均能喝两三百瓶”。王雍刚除了是个大藏家，还是成就斐然的民俗学者，“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苗族是美洲印第安人和日本人的祖先’这个观点，就是我最早提出来的。”

　　痴迷 一生收藏  

　　每一件藏品都能引发我对某段历史的追思、神往，我经常把瓷器摆在桌子，整夜整夜地看。

　　王雍刚祖籍江苏南京，爷爷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官员，外公是当时的大盐商，所谓三代出贵族，旧式大家庭出身的王雍刚从小就受到这种文化的熏陶。在王雍刚的记忆中，家里陈列的瓶瓶罐罐是就是他小时候最好的玩具，不过真正的收藏还是上世纪70年代从部队转业回家以后的事了。 

　　70年代初期，王雍刚有一次去亲戚家吃饭，对方得知他对“老东西”有兴趣，翻箱倒柜找出一件缠了好几层绒布的物件，这显然是主人的心爱之物。这是一件非常精美的素三彩小茶壶，还配有两个茶杯。茶壶、茶杯的底面用青花书写了“正德年制”四字楷书款。王雍刚一看，那是明代正德年间的素三彩小茶壶、茶杯，是绝品官窑。亲戚说这东西他家传了好几代人，平时轻易不示人。以王雍刚当时对文物粗略的知识，这件东西的精美程度在文革前以及文革时期在博物馆所看到的官窑瓷器中也是鲜见的。不过那时王雍刚拿不出多少钱，特别想要，又不好意思开口，灵机一动，想到这亲戚喜欢集邮，就把孩童时代收藏的10多本邮票拿出来，换回了这把茶壶，“那时大家对文物的概念跟现在不一样，喜欢比价值更重要”。这套配两个茶杯的茶壶现在还保存在王雍刚手中，按现在的价格，如果是国内交易，大概在60到80万之间，如果是境外拍卖，应该在400到600万之间。 

　　为了搞收藏，王雍刚可谓不遗余力。那时物资紧张，一家人本来每周可以吃上两次肉，一旦碰上入眼的东西，就只能吃一次了，有时更是半个月一次，家人都开始闹意见，但他乐此不疲。那时收藏，“主要是去茶馆，经常会碰到一些收荒匠拿着各种玉件、瓷器来卖，每次看到好的，我都挑上几件。当时流出来的东西，很少有假的，一般人对文物兴趣不大，放在家里还是个累赘，碰到收荒匠，能卖几块是几块，更别说仿制了。再后来就是打听哪个朋友家有古玩，不管多远都跑去看，别人见你对这东西兴趣这么大，有时连钱不要，白送。那个时候玩收藏的心态非常纯粹，就是喜欢，每一件藏品都能引发我对某段历史的追思、神往，我经常把瓷器摆在桌子，整夜整夜呆看。” 

　　“七八十年代几乎没有假货，那时没有文物概念，最晚的也是民国仿。”王雍刚说，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大的仿制高峰，一是北宋时期，仿战国、西周青铜器，在皇帝宋徽宗的倡导下，举国上下都成了文物发烧友；后来是十八十九世纪，陶瓷成了西方人的爱好，明代的五彩、素三彩、清康雍乾三朝的官窑器皿，明代官窑的青花更是西方人和日本人大肆收购的对象；92、93年的艺术品热潮，导致赝品大量出现，但那10几年文物收藏市场也是鱼龙混杂，运气好还是有机会“捡漏”，“国家大力搞建设，很多以前只在史料记载上看到过的东西，在各地施工过程中偶然出土了，又因为各种偶然因素辗转流落到藏家手里。” 

　　客观分析起来，导致民间收藏热出现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国家对私人文物收藏、转让的默许，最具标志性的意义就是1992年北京瀚海文物拍卖公司总经理秦公敲下的第一槌--直到2002年国家才颁布了修订过的《文物保护法》，新《文物法》规定，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享有自主处理权，可以通过继承、赠与、买卖、交换等合法手段进行处置而不受干预。允许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进入市场流通流域，允许建立规范的、除国家专营外的文物市场，并赋予其合法的地位--个人对文物的收藏权利至此得到确认，那些隐藏在民间的稀世珍宝终于浮出水面，文物收藏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重庆 收藏有诈  

　　仔细一看，才发现全是景德镇高仿的新货，再打电话已经没人接，卖家人间蒸发了。  

　　90年代是王雍刚大量收购文物的时期，那时他已经开始做生意，手里有了闲钱，整个重庆地区哪里有文物，他绝对在第一时间赶到，而且每次都是志在必得。因为玩收藏多年，在圈子里名气不小，一般手头持有文物希望变现的人，都会辗转找到王雍刚，他们相信他的眼力，当然也知道他能出得起价。 

　　虽然已经有了极为丰富的鉴赏能力，但王雍刚也不乏上当的经历。90年代初，他在三峡库区认识了一个喜欢收藏的朋友，那人面相忠厚，两人聊得很投机，“有一次他给我送来几件明晚期青花碗，我很高兴地收了；过了一段时间，又送来几件云南玉溪窑的元青花罐，东西不贵，而且是开门一眼货，我又收下了。这样持续了一年左右，一天那人跑来说，他们地区有一个老头，搞了几十年收藏，现在得了绝症，想全部转让，藏品大多是明清时代的东西，数量约100多件。我问他需要多少钱，他说大概100万左右。我让他把货送上来，几天后他拉了一车瓷器来我家，当面开箱，拿出一件青花瓶给我看。那个瓶子是明代空白期青花人物纹梅瓶，绝对是真的，出于前几次建立的交情，其他的货我没看就付了他100万。过了几天，我把那批货拿出来清理，发现很多都是新货，有很多瓶型、罐型是我过去没见过的，感觉不对，我再给库区那人打电话，电话已停机，卖家人间蒸发了。” 

　　为了确定这批东西的真伪，王雍刚还请好友--刚成立不久的北京瀚海拍卖公司的秦公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几个专家专程来重庆看了这批东西，“他们认为80%都是高仿品，属于旧货的价值也只值20万左右。”  

　　这件事对王雍刚后来的鉴赏收藏生涯产生了很大影响，“看走眼，对个人来说叫花钱买教训，要玩就得交学费，但如果是专家走眼，就会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所以要慎之又慎”，比如国内有某鉴定权威，在北京发现民间一批彩陶，认为是国宝，报上去后文物部门拨专款收下了。但事情还没完--不久第二批又到了，只好硬着头皮又买下来，等到出现第三批的时候，大家就傻眼了，怎么会有这么多？最后才发现，这批彩陶是河南一个村子成规模生产的赝品。 

　　作为重庆市收藏协会的会长，王雍刚常受邀去企业讲课，也经常被一些热爱收藏的富豪私下请去家里帮忙鉴定文物，他发现有些人家里几间房子全是“新货”，连一件民国的都没有，都是高仿瓷器。“这些人致富以后就想玩收藏，这是好事，但有些人针对他们下套，说什么‘要玩瓷器先玩瓷片’--把新货打碎，不断给他们送瓷片，什么五彩瓷、元青花瓷、珐琅瓷等等，他们经验中全是假瓷片，最后买的当然也只能是假货。”  

　　在王雍刚看来，一件好的藏品可以使人养眼、怡神，又可传承传统历史文化，从投资的角度讲，文物收藏也是一个成功率比较高的增值方式，从精神和物质两个角度讲都是好事，“但任何一种投资都有它自身的规律，一切都要按规律办事，搞收藏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一次买一大堆，要一件一件收藏、鉴定，经常请专家或业内人士掌眼，听一下不同意见。传统文物鉴定讲究‘眼学’，就是凭眼睛和经验的积累来看器物的年代、釉彩、纹饰、进而确定是哪个时期的产物，如果需要，还可进行现代科学仪器检测，如热释光、质子激发X荧光分析法、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分析等。”

　　民间 山藏海纳  

　　重庆民间收藏无论是规模还是含金量，并不比北京、上海这些历史上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差。 

　　“重庆的藏家是大隐于市，中隐于野，小隐于山”，王雍刚担任重庆市收藏协会会长已经10多年，对重庆民间收藏的情况了如指掌，“重庆民间收藏无论是规模还是含金量，并不比北京、上海这些历史上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差。跟北方相比，文物在重庆这样的地区更容易保存下来。历史上北方黄河决口动辄造成几万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水灾，每决口一次就毁掉一批(文物)，南方都是大山大岭，易于藏匿；其次重庆处在长江上游，没有大的战争，陪都时期各地达官贵人带进大量东西，逃难路上房子、车子不能带走，但瓶瓶罐罐相对容易携带，因此那一时期给重庆留下了大量丰富的藏品；而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西多，但历史上经历的战争也多，尤其晚清毁掉不少，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圆明园、故宫这些地方损失的文物根本没办法统计，还有全国各地慕名而去购买收藏带离北京的……”，所以在王雍刚看来，北京文物流失严重，完全可能不及外地。正因为这些因素导致瓷器深藏民间，王雍刚才有机会坐拥这些价值连城的孤品。  

　　这些瓷器中，让王雍刚尤为得意的是其中一对“明宣德青花龙纹天球瓶”--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著的《明代宣德官窑青花特展图录》第456页标明的“无款青花云纹天球瓶”由于无款，台北故宫博物院将该物定为永乐、宣德过渡时间所烧造之器。而王雍刚所收藏的这一对无论形制还是纹饰均与台北故宫所藏相似，青花钴料同为进口苏麻尼青料，底部露胎无釉，胎质细腻洁白，瓶颈横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更可贵的是它的高度是50cm(台北那件天球瓶仅高42.4cm)，而且该瓶为一对原对。  

　　另一件明永乐年间的官窑“青花海水波涛江崖纹三足双耳长香炉”，在故宫陶瓷专家耿宝昌编撰的《明清瓷器鉴定》封面上出现过，证明“故宫有一件，我这里有一件。耿先生认为进口苏麻尼青料在明宣德以后就基本使用完，所以它是无可替代和复制的，非常难得。” 

　　王雍刚随手指着一件明嘉靖年间的“五彩鱼藻纹大罐”告诉记者，他有一个浙江富商朋友，2000年从法国佳士得花2800万拍回一个跟他这个一模一样的罐子，2003年苏富比起拍4800万朋友舍不得卖，去年金融危机爆发转手卖出6800万的价格。他手中这件“五彩鱼藻纹大罐”，是重庆本地一个朋友转让出来的，也是一两辈人传承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嘉靖五彩官窑大罐全世界馆藏及私人收藏，包括未知晓的估计不会超过十多件。” 

　　王雍刚还有两个朋友收藏的明代永乐、宣德官窑瓷器数以百计，王雍刚看过后认为非常“开门”，国内顶级专家看过后也认为东西很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明代永乐和宣德时期的官窑？《大明会典》中记载，在宣德八年，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纹瓷器，差本部官员开出该监样式，往饶州烧造各种瓷器，一次就烧制了各式龙凤纹瓷器达443500件，可见明宣德官窑烧制规模之大”，在民间流传之广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岁月流逝，现在这批瓷器，“有的博物馆能拿出几件就非常了不起了。” 

　　几十年下来，王雍刚过眼的东西也有数十万件了，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也奠定了他作为国内“收藏大鳄”的地位。2006年，各省市收藏协会推荐藏品参加全国首届民间寻宝活动，当时长寿一个藏家拿出一件明代和田玉双耳杯，几个文博专家断定那是“新货”，王雍刚眼光很准，他从双耳杯的造型、玉质和玉的浸口(皮壳、包浆)都看出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力排众议送去北京。那次送展的还有一件东西是王雍刚夫人家传的明代“和田羊脂白玉三活环手镯”，这种工艺在乾隆时期就失传了，在那次寻宝活动上拿了银奖。而在王雍刚的亲自挑选下，重庆那次推荐的5件藏品全部入围，而另外两个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份选送的几十件文物全部落选。  

　　“用事实证明了重庆收藏的底蕴及藏家的收藏素质”，王雍刚点燃一支烟，笑眯眯地说。 

　　4000专家对9000万民间智慧

　　国内的文物专家在4000左右，而藏家有9000万之多。这些红得发紫的名家们，也难免因各种原因看走眼。他们不过是民间藏家汪洋大海中的一条船。 

　　谈到收藏热，《百家讲坛》是一个无法迈过的话题。  

　　“《百家讲坛》炒红了一些人，一夜之间这些人便成了某个行业的宗师巨匠。术业有专攻，学术有专精，世界上没有门门通的专家。要我看，某个专家在讲座和出版的书籍中对中国瓷器有一些看法就有颇多不能成立，甚而荒诞之处，比如，他经常提到的‘捡漏’，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态。你是专家，你去捡人家的漏，故意把一件好东西说得一钱不值，这种行为就叫做欺骗，在古玩行业里面，所谓的‘捡漏’是建立在买卖双方相互资源的相对公正的基础上，而不是刻意去计谋。” 

　　成名是一柄双刃剑，对那些红得发紫的名家来说，坊间在热捧的同时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段子：有人在拍卖会上看中了一件宋代官窑瓷器，托正走红的某名家帮忙掌眼，该名家断定是真的，藏家当即花1000万买走，不料还有人认为是赝品，买主于是通过现代科学仪器进行鉴定，结果硅酸盐检测得出的结论也是假的，现在正忙着和该名家打官司；经常在电视上主持文物鉴赏节目的某影视大腕出身的收藏名家更不靠谱，有一次在鉴宝节目上一锤将一件他认定是赝品的宋瓷敲得粉碎，藏家心疼得差点哭了，下来后带着一堆碎片径直去了英国，经最先进的仪器检测证明，那堆已经一文不值的碎片确实是一件货真价实的宋代瓷器，为此该名家赔了人家20万。 

　　在王雍刚看来，现在收藏界分为两类专家，一类是学院派出来的国家文博专业的专家。这些专家经过规范的学习、博物馆的正规传承的熏陶，对传承有序的或自己馆藏的文物有资深的发言权，但他们对自己馆藏没有和自己没见过的文物却常轻易加以否定。在他们看来，“博物馆里都没有，民间怎么会有？”王雍刚认为这就是犯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博物馆里的东西也是民间征集而来的。照这样的逻辑，那香港的博物会所、日本的许多美术馆、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全世界的三大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历代陶瓷精品，我们国家许多博物馆都没有，难道这些东西也都是假的？” 

　　这样的事王雍刚碰到不少，北京有些专家过去坚称“民间没有元青花”，直到前两年在景德镇召开的元青花研讨会上，在大量事实面前，这些专家才不得不承认民间不但有元青花，而且为数不少。“中国现在城市建设如火如荼，村村通路，推土机一推能推出多少东西来，历史上有哪个时期出现过这样大规模搞建设掘地三尺的情况，以前历代都是盗墓者手里流出来的文物，那数量根本不能跟现在比。”所以在他看来，现在文物的出土量和市面上的文物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是很正常的，不管是多大腕的鉴赏专家都不能漠视这个现实。 

　　另一类专家就是现在社会上提的“实战派专家”，包括在《百家讲坛》上走红的名家。这类专家非文博专业出身，其文博知识是从点点滴滴的实践或痛苦的收藏经历中所积累而来，由于他们不具备在博物馆内揣摩、比照、把玩、研究的机会，导致他们的研究认定往往要付出比文博专家更多的精力和心血。由于没有精准的比照物，他们的收藏是“交了许多学费”换来的，用王雍刚一位收藏实力雄厚的朋友的话说，“我们的眼睛都是人民币堆出来的。” 

　　王雍刚认为部分实战派专家的眼力高于部分文博专家的眼力，他们的经验是可取的，文博专家对馆藏文物的鉴定，眼力与水准有很多都是正确的，二者若能相互融合，无异是藏界一大幸事。

　　好在国内庞大的收藏队伍中，这样的“实战派专家”人数越来越多。2009年，由中国文物家协会主编，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上面记录了全国现有专家4163人，据有关数据统计，中国收藏爱好者的队伍达9000万人，这4000多人的文博专业人员是术业有专攻，但9000万的收藏大军中也不乏术业有专精的人。所以王雍刚说，“民间收藏是汪洋大海，博物馆是海洋中的一条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