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画像

　　6月25日逝世

　　语惊四座

　　敢将真话换真画

　　艺冠中国

　　留取丹青照汗青

　　吴冠中(1919-2010)，上世纪现代中国绘画的代表画家之一，也是当代中国身价最高的画家之一。代表作有《长江三峡》、《鲁迅的故乡》、《春雪》、《长城》等。

　　吴冠中先生去世，引发了媒体与艺术界的纪念热潮，各种展览会、座谈会接连不断；收藏界更是一片热议，市场期待甚高。如何客观地评价吴冠中的艺术思想及创作成就，将是艺术评论界的重要话题。目前的评论中，既有不少真诚的、有见地的赞誉，同时也不乏充满水分的虚夸溢美之辞。如果是在别的画家身上，这种情况可能不值得去深究。但是对于吴冠中先生这位真正热爱艺术、在晚年反复提倡说真话的艺术家，我们向他表达真诚敬意的重要方式之一应该就是认真地思考他说过的话、客观地评价他的艺术，而且必须向他说真话。对于一位本身很值得人们尊重的艺术家，最大的贬损就是无原则的吹捧。

　　关于讲真话，这是吴冠中先生在去世几年前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去世后许多媒体也是以“敢于说真话”作为标题。但是有几个问题要研究：一、他说的许多真话就内容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独创性或者深度，有些也往往经不起严格的逻辑推敲和事实辩驳，只是被媒体高度关注和放大而产生轰动效应。但是，因为名人效应而使那些难听的大白话(例如他说美协、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他们的活动是乱七八糟宣传自己，这样搞就跟妓院一样，出钱就给你办)在社会上得到传播，客观上的确起到警醒与批评的作用，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二、吴冠中讲真话中的批判性到底到了何种程度，应该认真研究。我曾撰文指出，关于中国美术界存在的问题，吴冠中说问题的根源“就是一个体制问题”，这似乎触及到了根本性问题，可惜的是在他的具体论述中却并没有深入地谈体制问题。归纳起来，他对体制的批评是说现在的体制对于画家创作出好作品是不利的，奖罚不分明、重赏不到位。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批评呢？当中国画院院长龙瑞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重大创作任务为例来反驳他的时候，本来这就反映出体制问题的核心———国家意识形态的利益诉求，然而在吴先生的批判中似乎从未触及这类问题；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奖励好作品，也没有解释；他说了“出作品就是国宝”，那么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之下，可以被国家视为“国宝”的“好作品”究竟是什么样的也没有说明。讲这些问题绝非是对一位老先生的苛求，他自己也说，“我现在从我的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出发，凭良心讲话，但还是有限，不能敞开了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实情。但是后人的研究则应该尽可能客观地还原其思想性的面貌。三、他在某一访谈中说了些真心话，文章也是经他过目后发表出来，但后来引起一些批评，他对采访者的态度就改变了。这例子的真实可靠性当然可以继续研究，但起码值得思考。

　　吴冠中先生晚年的另一惊人之言是谈政治、谈鲁迅，他说：“现在我经常想，如果鲁迅还活着，在这个环境里，他会怎么样呢？———如果让我再活一次，我一定不学画，我要学政治，把国家民族治理好，这比画画更重要。”这种关于政治的言说很值得思考，可以启发我们从根本上思考吴冠中终其一生与政治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上世纪50年代初他受过对“形式主义”的批判、被调离中央美院、“文革”时的下放等等都是与政治相关的个人经历。但是在那个年代身受这些经历都说不上有多么的残酷、痛苦，对政治的深刻思考似乎也没有在那种岁月中出现在他的内心。“文革”后，他很快声名大著。成为全国政协常委以后，在这个位置上他呼吁过要加大打击假画的力度。那么，他在晚年对政治的思考来自何种角度、有何实质性的维度？他所赞扬的“鲁迅的脊梁”是针对什么而言的呢？如上所述，他对体制的批判其实也并不政治。他批评画院、美协“现在掌权者都是办活动的人，很麻烦，他懂一点艺术，可总搞政治”。在这里，“搞政治”可能就是指搞关系、搞权力交换、迎合领导的意思，他对这种“政治”的反感的确是一以贯之的。由此而看，对于时下一些文章中似乎有种急于要把他打扮为追随鲁迅、忧国忧民的思想者的倾向，要认真辨析和警惕。

　　评价吴冠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他的艺术世界。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天生的、真正热爱艺术的人；他对艺术的敬业精神的确极为突出和感人。从他17岁那年仅仅因为看了一个展览就毅然退学、改考艺术学校，一直到晚年孜孜不倦地努力在艺术上突破自己、变化求新，的确如他自己所说，艺术一直是运行在他的血液中。他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是在一种充满紧张的关系中维系，这一点更加使他对艺术的追求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据一位为他写传纪的作者说，“吴冠中说自己一辈子都在为了争取艺术的自由和理想而奋斗，但有三股势力视他为眼中钉：一派是中央美院徐悲鸿和他的学生为首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写实主义绘画流派；一派是延安来的一部分‘左’的美术干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都在各大美术机构、院校以及文化要害部门掌握实权，他们将吴冠中提出并一贯强调的绘画的形式美、抽象美等观念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另一派即是保守的传统势力。”为艺术表现的自由而努力抗争，这既是他热爱艺术的明证，同时也不能不说是时势的变化使其获得成功。对于他在70年代末因为三篇关于形式美、抽象美的文章而声名鹊起，应该看到个人与时势双重因素的作用。

　　关于个人的艺术成就、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吴冠中先生虽然也说过要由历史来检验的话，但是总的来看是自我期许甚高：“站在美术史上，我认为我的开拓性在于使中国绘画，包括油画和水墨都走向了现代，走向了世界”。他甚至说过，“林风眠是我所走的这条路的开拓者，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只能是一个开始、一个起步，容量上不如我。潘天寿当然是很了不起的大家，但面也比较窄。黄宾虹我是不重视的，张大千就更反感……”恐怕这会令不少美术史研究者难以同意。目前许多文章动辄以“上世纪中国艺术的泰斗级大师”“时代的最高境界和精神象征”等等作为盖棺论定之语，很不可取。

　　吴冠中先生去世后先后出现一些研究学会，这都是好事。但是必须警惕的是可能会出现那种假研究、实质上是吹捧作品与炒作门人的倾向。有些学者曾对吴冠中研究发表过客观的评议，其中不乏批评的意见，他们的声音是否会被这些研究机构接纳，也可以看作是真、假研究的试金石。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