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小斌

　　黄以明先生一张状纸告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侵犯知识产权。这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黄以明写了一篇非常出色的阐述他艺术思想的文章，这篇文章被馆长盯上了，于是也不打招呼地被摘抄后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中国，这似乎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因为中国传统的教育里，要我们都要有平常心。

　　我第一次见到黄先生，是在老故事的酒吧。他穿着对襟的衣裳，坐在藤椅上正扭过头来看我。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书生一般的和善。当我握住他的手，我就感觉到他很会写大文章。我没有想到，一个书生也会告状。

　　没有想到是不对的。我们往往把出乎意料之外做为一个问题的结尾。但是，以明的诉状，我也是读到过的，其言词昭昭，证据确凿。一个书生为何与法律有缘。

　　中国书生最早的惨状，莫过于鲁迅笔下的那个用手撑地代替走路的孔乙已。孔乙已以文为生，靠给富裕人家抄抄写写过活。但是，孔乙已没有考虑告状问题。他觉得因为找饭吃被丁举人打折腿是应当的。鲁迅之笔反映了他对旧时书生命运的同情，但也包含着对只会写“回”字的旧时书生所掌握知识的嘲笑。

　　现在，中国美术馆内的知识权贵不再嘲弄知识了。他们尊重知识的唯一表现是掠夺知识。中国改革开放了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广大的农民工是国家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国家崛起的底层是中国农民的血汗和脊骨。这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才有了所谓民生问题。但是，中国民族的精神财富是谁创造的呢？到底是谁滋养了谁，大家来想一想。

　　比较熟悉的论调是，目前是精英文化，因为国家已经尊重知识，文化精英已经尽收体制内囊中。当精英文化闹得甚嚣尘上的时候，以明的一张状纸告得就是文化精英人物。

　　以明一状，给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史观上了生动的一课。当我们从网上看到以范迪安署名的文章满天飞时，以为好文章、好思想出自于精英人物的头脑，那里是当代美术好思想的源头，连我们的政府官员也这么看。但是，真相一旦暴露，文化精英不过是文化衙内人物。

　　中国精神财富，或是文化产品的真正创造者，是那些如同农民工一样的在中国大地默默生存的无数“一介书生”。

　　黄以明，一个天国精神的漫游者，经常在歌德与席勒之间徘徊。因为对一些偌大的人本问题钻研过深，连与他最亲近的人都认为他“迷狂”。他不依附奸商，不仰赖洋人，更不投靠学术权贵。一个“迷狂”的书生，全文化衙内人物疏于与他交往。但是，不交往不见得不在注意他写的文章。他们不要黄以明这个人，只是要他的文章。这不是掠夺，又是什么？因此，黄以明、我的朋友，他写出再辉煌的文章也养活不了自己。他羞涩地连起码的稿费也不知怎么伸手向“衙内”要。他平日靠给寺院写廊柱上的字和抄经为生。

　　据我所知，黄以明在开始的时候也不想打这场官司，连他自己都曾以平常心对待这桩事。一个平常心历经两年多的精神徘徊，不是麻木下去，而是产生了某种顿悟：当一个人只有彻底地看清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这个一无所有就会发出光芒。它是在精神被榨干之后的意外光辉。

　　我不懂得什么叫做知识产权，我曾经以为知识和权力永远是对立的，权力都永远反对知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尊重知识为先导，不知什么原因，尊重知识变成了侵占知识。这个对知识的越是尊重，越是采取摘桃子的方式行事。恰恰就是只要喜儿身，并不要喜儿这个穷人家。也如同我们只尊重大米，并不是在尊重农民。黄以明第一个确切看透了自己是个中国文化民工的实质。

　　中国文化民工(包括体制外中国诗人)的生存状况证明，知识和诗其实是有力量的，是有价值的。如果没有力量和价值，也不会被任意侵占。譬如说海子，他的诗如果没有价值，也不会被教材和学者所“引用”。但是，诗有价值，并不见得诗人这个人有什么价值。这就是学术圈里的潜在逻辑和鬼心思。

　　前几日，上海海事大学的女研究生杨元元挽起两条旧毛巾挂在厕所的水管上，半蹲着的以极其痛苦的方式吊死了自己。据说，死前她五天五夜没有合眼，苦苦思索“为什么知识无法改变命运”。杨元元死都不明白的问题，令人心寒地回到改革开放初始时期的思索源头。现在看来，知识仅靠被“尊重”，也并不能解决知识主人的生存问题。我们的文学曾经歌颂过中国农民工的劳动，但是农民工的日子还是那么苦。歌唱大米，能保证我们吃上大米吗？我们是在被赞美的时刻，同时被剥夺，这就是生存的辩证法。

　　只有将崇高的知识的力量降格为饭碗的力量，降格为一个书生的呼救，才能有一个关于中国知识产权的觉醒人的出现。

　　请不要夺我们的饭碗，这真是莫大的勇气和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