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行之

　　从六岁起萌发对收藏的兴趣，60多年来，中国篆刻研究院院长、前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西泠印社副社长韩天衡收藏的艺术品已不知凡几。现在，上海嘉定区正筹划建起一座1万平方米的“韩天衡艺术馆”，将来，那里将陈列韩天衡捐献给国家的1000多件艺术品。

　　走进韩天衡在上海市中心的寓所，好似跨入一座小型博物馆。客厅里的各式古董和红木家具直接将时光拉回上百年前。年已古稀的韩天衡，坐在明式红木圈椅上，看上去依然康健。圈椅的背后是一座鎏金佛像，不远的小几案上则摆着几方田黄石章、一只明代犀角杯。

　　正赶上儿子韩回之从外回家，带着一柄短剑径直走到父亲面前，父子二人开始了对剑的评论。韩回之对艺术品的爱好与父亲如出一辙。自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家学深厚的年轻人便开始了文物鉴赏收藏和艺术创作。2005年，他与父亲合著了《文玩赏读》，收录两百余件文玩，从西周到近代，品类近百种，均为韩家所藏之物。

　　书中收录的文玩仅是韩天衡收藏门类当中的一支。从六岁起萌发对收藏的兴趣，60多年来，韩天衡收藏的艺术品已不知凡几。不过，收藏终究不是韩天衡一生精力投掷的主要方面，更像从艺路上偶尔为之的采摘。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篆刻研究院院长、前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西泠印社副社长等头衔足以道出他在书、画、印方面的斐然成就；而门下聚集的上千弟子又吐露了他的人格魅力。2001年，韩天衡被邀请为前来上海参加APEC会议的21国领导人创作印章，作为国礼被江泽民赠与参会首脑。在中国近三十年的篆刻艺术发展中，韩天衡确乎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收藏之于韩天衡，不仅是金钱的贮藏，更多的是艺术情怀的寄托和延伸。收藏家选择艺术品的标准大都为自己“喜欢”，对于韩天衡来说，这喜欢背后还另有一层深意：“能够为我写字、画画、刻印带来些营养的东西，我才会去收藏。”

　　现在，上海嘉定区正筹划建起一座1万平方米的“韩天衡艺术馆”，将来，那里将陈列韩天衡捐献给国家的1000多件艺术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捐献给国家是保持我的收藏完整性最好的方式。”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韩天衡这样说道。

　　“国家的命运成就了艺术品的命运”

　　“说到底，还是国家的命运成就了艺术品的命运。国家经济上去了，才显出艺术品的价值，也显示出艺术家的身价。”

　　在韩天衡看来，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就了艺术家的命运。现在，韩天衡还清楚地记得自己1986年到新加坡参加画展时的情景。虽然同在华人艺术圈，但当时许多新加坡的画家认为中国画家的作品价格没有理由与他们平齐。“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很多人当时的月工资才100元，而新加坡人的工资却能达到上万元人民币。”韩天衡说。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韩天衡频频出访海外进行艺术交流，对于中国艺术品在海外的情况有着切实的感受。

　　1985年，正逢内地盗墓活动猖獗，大量文物被走私到香港和澳门。当时的大三巴牌坊并不似今日的优美，而是一个被烂尾楼围绕的文物集散地。那时，韩天衡与程十发先生同去澳门讲学时，路经大三巴，便将身上的钱悉数拿出购买古董。“当时，一件上好的文物最多只要500元港币。”回上海前，有友人劝说韩天衡：“这些东西留在澳门，将来拍卖都能拍得高价，不如就不要带回上海。”这样的劝告被韩天衡婉拒了。“不放在手边赏玩，而是放在异乡，我是舍不得的。”他说，“我购买古董，纯粹是出于喜爱，不是为了钱。”

　　上世纪90年代初，韩天衡到日本的古董店买了一些中国艺术品。那时，中国人到国外购买艺术品的情况非常罕有，与现在内地豪客到海外一掷千金的情形大相径庭。当店主得知来访的是中国人时，他惊讶得叫出声来。这虽是个小细节，却在韩天衡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当时真有一种为中国人挣面子的感觉，觉得自己有责任尽力买回一些中国文物。”

　　之后，每逢出国，韩天衡总会将稿费悉数用于购买中国艺术品。积攒到今天，算起来，他的藏品中竟有一半购自海外。其中缘由，韩天衡用这样一句话来解释：“看到自己国家的东西留在海外，就好像是看到自己的同胞流落街头。”

　　1995年，韩天衡到马来西亚访学时，提出一个观点：“10年之后，中国艺术品价格将要大涨。”他对记者说：“我当时这样说的依据就是中国一旦经济上去了，艺术品价格肯定会上去。”

　　及至10年之后，国画价格恰遇井喷式上涨热潮。韩天衡则受马来西亚创价协会之邀再次在马来西亚举行讲座。在场的几位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都主动向韩天衡提起了他当年的那个论点，并称“言犹在耳，记忆犹新”。

　　30年间，艺术品市场的巨变让韩天衡唏嘘，他笑道：“现在，中国人在海外买古董，那是不稀奇了。欧洲那些店主看到中国人不是都认为是财神爷来了嘛。”然而在当时，却没有多少人对中国艺术品有着“前瞻性”的痴迷。

　　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韩天衡的收藏起于一个艺术品不受重视的年代，经历了一个艺术品遭到毁坏的年代，走到今天，艺术品已然成为财富的表征。六十年间，韩天衡对艺术品态度依旧如故：因为喜欢而收藏，却不因财富而买卖。“每一件收藏背后都有个故事，这些是花钱都买不来的。”

　　“文革”时期，很多人会将家中保存的艺术品焚烧。韩天衡却偷偷将艺术品买回家去，夫人应丽华嗔怪：“天下竟有这样的傻子吗？别人要烧的东西，你去买回来。”韩天衡对艺术品的喜爱由此便可管窥一二。

　　“那个年代，到任何一个画家家中，一筐苹果基本便可以换来一张画。”韩天衡告诉记者。没有财富的概念注入其中，大部分人对艺术品并不很看重。也正因为抽离了金钱，那时对艺术品的热爱才更显纯粹，也因而长久。

　　一次，韩天衡得到一个扇面，正面是张大千所画的青城山，反面被人画了个叉。韩天衡索性用墨汁将反面涂黑，再去请陆俨少在“黑纸”上作画。陆俨少看到正面是青城山，便在反面画上赤城山，构思巧妙，正与张大千的画相对应。

　　1964年，韩天衡来到国画大家黄胄家中。当时黄胄对韩天衡的篆刻作品非常喜爱。有时，黄胄作画，韩天衡就在一旁刻印。临回上海，黄胄便包一卷画给韩天衡。“那时，老先生和我有交情，所赠的画都不是应酬之作。”不过，这些得自人情的画作又会因为友情而被转赠。途径几个城市，若是遇见友人讨要，就大方地拿出来让他们挑选。等到了上海，身上就只剩下两三张了。“那是一个艺术品不值钱，而人情味很浓厚的年代。”忆及往昔，韩天衡说。

　　这样记录着文化名人之间往来相交，伏贴着时代变迁的藏品在韩天衡的收藏中不在少数。这其中寄寓的人情与艺术品本身的价值一样令他珍视。

　　“至于后代，留几件让他们作为纪念就好”

　　韩天衡舍不得将藏品售卖，但会将重复的藏品赠送友人和门下弟子。

　　多年来，韩家屡屡搬迁，每次搬家都会请来学生帮忙整理书籍和艺术品。晚上收工之前，韩天衡会将几件文玩放在桌上，赠与弟子。这别致的“收工仪式”还颇有些趣味：他会制作纸签，让大家抓阄决定谁拿哪一件藏品。得到藏品之后，学生也会因为各人喜好而再次交换。这项”游戏”后来成为韩门传统之一，现在，仍有弟子会向韩天衡开玩笑说：“先生什么时候再搬家呀？”

　　最近，韩天衡与夫人已经为韩天衡美术馆捐献了1000多件藏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几十年来创作的290件书、画、印作品，出自文徵明、祝枝山、董其昌、邓石如等古代名家的珍品以及文玩共700余件。

　　“玩了那么多年，不想让它们散落。捐给国家才能让它们成体系地保留下来。这也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至于后代，留几件让他们玩玩当作纪念就好。” 将积攒了一个甲子的艺术品一次性捐出那么多，既是出于保护的考虑，也因为心底一份由来已久的“回报”之念。

　　或许，对于本身也“出产”艺术品的韩天衡来说，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艺术馆正是收藏之路上最能令他满意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