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还乡”座谈 刘小东对话王小帅 谈电影和故乡

　　在电影《金城小子》放映结束后，电影导演王小帅、画家刘小东出席了题为“无处还乡”的座谈会，座谈会由沪上影评人孙孟晋主持，围绕《金城小子》的拍摄展开，刘小东和王小帅分别谈论了对故乡的认知以及对各自艺术创作的看法。  

　　一个与八个的故事

　　2010年，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和刘小东商量举办新展览，展什么好呢，刘小东说“那就画新的吧”。那画什么呢？刘小东又说：“我决定回家。”

　　去年的7月到10月，刘小东回到故乡辽宁省金城镇开始创作，将他在金城的家人、童年的朋友一一描绘。同时，由侯孝贤监制、 姚宏易导演的纪录片团队全程跟拍，用日记、速写、照片、绘画、电影，多方位的文字影像描绘了刘小东的金城回忆。彼时，刘小东已经离开故乡30年。

　　《金城小子》集中记录了刘小东与八个朋友互动的创作过程。一方面他和这“八个”是活在彼此记忆中的儿时玩伴，另一方面是被不同生活经历改造了的社会人；这“八个”所代表的群体和刘小东的关系既是一体的也是抽离的。剧中人、局外人、普通人和艺术家的身份切换让刘小东在片中的身份显得多重而立体。刘小东从这八个人的身上挖掘创作的灵感，同时也在寻找审视自我的参照。王小帅开玩笑说刘小东好像一个“返乡团团长” ，“压低姿态，假装和大家是一样的。但是每一块肉都散发出一种成功人士的感觉。但也正因如此，整个片子变得生动而有趣起来，作者与生活之间的微妙关系被淋漓尽致地铺开了。”

　　他们是被遗忘的一群人

　　在《金城小子》的自述中，刘小东说：“城市化进程使我们坐火车看到的田野越来越少，一片一片楼房相连。忽然发现所有的城市都是一个样子，街上走的都是后勤人员，都是买卖人，工人阶级被淹没了，我们忽然发现我们都是城里人，我们的故乡都被楼房盘踞，我们都是没有故乡的城里人。现在，小时候的朋友都胖了，当年，为了考上美术院校，我画过他们；30年过去了，我再一次画他们，趁着现在他们还没全部下岗。”

　　在讲座现场，刘小东进一步阐释了围绕金城的一系列创作初衷：“片子里的这些被画的对象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一起上小学、中学。我中学毕业考到了北京。如果我留在当地，那么现在或许也和他们一样，一个萝卜一个坑儿，你上班的时候就是你爸爸退休的时候……这些年来，这个地方的建筑变化很快，但是人的内心、一代代沿袭下的生活习惯却变化得很慢。在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金城这样的小城镇里，随着青春过去，很快就成了上一辈的样子。现代中国飞速得几乎疯狂的城市化进程把那些承载着童年记忆的故乡都夷为平地，变成高楼大厦。对此我感到很痛心。”

　　“在金城和我关系近的不止这八个，之所以选他们主要因为他们的身份各有不同，做警察的、开卡拉OK的、下岗的。我还有一个朋友在坐监狱，听说这个事情还埋怨我为什么没有去画他。普通人都很要脸，他们希望别人知道他们曾经活过。”

　　对于“无处还乡”，祖籍辽宁，生在上海，长在贵州的王小帅显得颇有感触：“我一直羡慕有家乡的人，因为我对自己的归属和认定一直不清楚。我的户口本上跟着当年闯关东的父亲写的是辽宁丹东，但是丹东那个地方我从来没去过。我生在上海的静安区，后来跟着支援三线的父母去贵州， 所以从小在贵州长大，一度我很自豪地把自己当贵阳人。而几年前当我重返旧地拍电影《青红》，却发现当年那些一起长大的朋友完全不理睬我了，大家都以一种异样的陌生眼光看待我。这让我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又游离了…… 有一天我忽然明白，在这个国家没有故乡感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所以我并不孤独。我们家就是漂移的，这是现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一个现象。不论我到福建、武汉、河北，到哪里都是一个旁观者。我珍惜这样的身份。”

　　而刘小东则表示，不要拘泥于“无处还乡”的字面解释，很多地方确实还在那里，但是面貌已经不同了，很多人还在生活，但是已经被人遗忘。他说：“我个人的故乡并没有那么重要。这组画作，或者这部电影，其实是对遗忘的表达。在电影里选择了我的八个兄弟，他们所代表的工人阶级，是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被遗忘的一群人。”

　　活在当下，看重情义的画家

　　陈丹青曾经这样评价刘小东：“在绘画里我只做到了结束‘文革’，但用写实的笔触去描述当下，我做不到，因为我意识到自我的断层，但刘小东不是，他是新写实里最活跃的画家，他做了我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他稳重，很猛地往前走。”

　　在《金城小子》中，刘小东在旁白中说：我希望我的绘画可以穿透历史，走出一点自己的样子。讲座上，当再次提到陈丹青的这一评价时，刘小东回应说：“我对当下的关注和我的艺术态度有关。我希望画笔是一把尖刀，对现实有一种穿透力。中国人的审美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不论色彩还是造型都喜爱乖巧和献媚，这是一种奴才的审美趣味，缺乏对灰色的审视以及对当下更直接的美学表达能力。我希望能矫正自己这一血液中的弱点，眼睛看到什么现实能立刻决定做怎样的创作。”

　　在刘小东看来，家乡的一个重要性在于人情的约束力，在家乡的人不会做大恶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认识。现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家乡不再被人重视，人们膨胀的物欲单靠现有的法律体系维持是不够的，社会将面临崩盘。当一个社会不会回头看，而只是一个劲往前冲的时候，那种肆无忌惮是很可怕的。

　　故乡人之间的情义在刘小东看来非常重要。情义里必须拨开金钱的关系，所以现代人很难谈情义，一讲情义就感觉自己“被骗了”。“现代人讲信义，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而在乡下，如果你把钱算清楚了，那就没了情义。所以我是一个在城市中被改造得没了情义的人，回到了一个有情义的地方，会产生很多矛盾。比如我想付给我兄弟劳务费怎么办，只能乘他喝醉的时候让我的助手一把将钱塞到他包里，他也假装没有看到。不能挑明了。”“之前办展览的时候有一个媒体记者问我，这些兄弟当模特给了多少钱？我不会回答这些问题。我是一个民间人士，知道怎么和民间人士打交道，而问这个问题的人就太知识分子了。”

　　《金城小子》最后有一段刘小东和父母相处的片段，一家人一起吃饭， 老父亲耳朵不好，一家人三言两语几乎没什么对话。 刘小东说：“有情义的人不愿意多说话。”

　　谈《三峡》组画

　　以及与电影的因缘 

　　谈到三峡系列创作，刘小东说：“三峡工程对当地环境，整个人文生态的影响太大，一直充斥着正反两方面意见。我看到了木已成舟的事实无力改变，但内心怀揣着悲悯和伤痛。我觉得自己必须投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和他们共同度过一个月，而不是在北京闭门造车编造他们的故事，这是艺术家应尽的关怀和责任。”2002年底，刘小东在三峡目睹了搬迁中的县城，废墟深深震动了对景观一直很敏感的刘小东，他创作了8米长卷《三峡大移民》，随即引起轰动。贾樟柯也是从刘小东的画作中对三峡“产生了兴趣”，2005年刘小东以夔门为背景开始创作油画《温床》，贾樟柯用电影镜头记录了整个创作过程，这就是在威尼斯电影节荣膺欧洲纪录片协会奖和欧洲艺术协会奖的《东》。而更广为人知的故事片《三峡好人》则是贾樟柯《东》的拍摄过程中，花两天时间即兴创作剧本，一个月内拍完故事的“计划外”作品， 没想到一举拿下威尼斯金狮奖。

　　刘小东和电影结缘已久。1992年，王小帅邀请刘小东和刘小东的爱人喻红一起出演其电影处女作《冬春的日子》， 该片根据刘小东个人经历改编，后获得希腊亚历山大国际青年电影节大奖，并被BBC评为“电影百年经典影片”之一。2000年，刘小东的作品《自古英雄出少年》取材自王小帅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2004年他与王小帅一起，在贾樟柯的电影《世界》中客串两个人物。2005年，刘小东重返三峡和贾樟柯合作了《东》。 

　　刘小东说，“绘画只是一个视角，不能多层面地来解读人物，而电视电影是最接近我们七情六欲的艺术形式，更加鲜活。” 谈到自己出演的《冬春的日子》 ，刘小东则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是一部看着要落泪的片子，但是我看不得自己的表演，太害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