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间

　　近年，随着“非遗”概念的提出，人们对非遗保护的意识越来越浓，民间的文化遗产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2月25日，我国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通过并公布后，“非遗”再次成为热门词。就“非遗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记者连线了清华美院副院长杭间教授。

　　记者：杭老师，您好！您一直致力于传统工艺美术的研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很有发言权。请您谈谈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以及《非遗法》出台的意义。

　　杭间：我觉得这两年“非遗”这词很热。这一方面是与国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倡相呼应，另一方面是国内相关权力机构的推动。所以，在中国“非遗保护”的发展势头特别快，但我觉得它发展得太快了。现在所谓的“非遗保护”跟过去的传统工艺、传统文化、传统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用了“非遗”这个词以后，跟历史、跟以往的保护成果似乎是一种割裂的状态，所以这给研究者也造成一种困惑。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非遗保护名录的颁布以及传承人的认定被很多地方政府曲解为是一个“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好机会。所以，在非遗申报的过程不是一个严格地逐步地来一批批认定的过程。

　　当然，非遗保护概念提出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近几年，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对传统形态的抛弃和毁坏速度都非常惊人。在社会实用主义价值泛滥的情况下，通过这样的做法来更多地保护传统。“非遗保护”的提出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储存，这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我觉得《非遗法》的颁布对于这些行将消亡的物态文化的保护，对于边远地区民生的发展都有积极地意义，可以带动相关的文化研究朝着更鲜活、立体的方向发展。

　　记者：《非遗法》中引入了“退出机制”。您觉得这个机制能否扭转非遗保护中“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

　　杭间：非遗的传承人制度或是门类制度肯定不能搞“终身制”。尤其是生产性保护的提出，说明非遗保护的内容是运动和发展的，如果有的非遗项目若干年之后面目全非了，那当然得有一个“退出机制”才能保存他的活力。非遗具有其复杂性，非遗的很多门类有的在当代的市场经济里面还能赚钱的，有的是完全不能赚钱的，所以国家的相关部门就不能“一刀切”，要有一个相应的良性机制去对它进行保护。

　　记者：后继乏人一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普遍现象，您觉得应该怎样应对部分“非遗”传承后继乏人的窘境？

　　杭间：这个恐怕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日本和韩国也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最本质的问题是：当人们所面对这么多的生活选择和谋生的选择时，自然而然越来越少的人会从事非遗这个职业。因为既然称为非遗，那就是传统的、农耕社会的那种形态的技术条件和生产条件所引导的生活方式。国家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提出来，应该是国家的一个战略行为，而不能把它完全交给市场经济，要有一个系统性的保护和发展的策略才好。

　　非遗肯定会越来越多地进入博物馆，活态的保护和活态的传承肯定会越来越困难。可能某些非遗品种在某个阶段会被时尚发现，会被社会产生的某种新趣味发现，而得到了一种发展，但是就绝大多数的非遗品种来说，肯定是会越来越多地进入博物馆。

　　记者：《非遗法》也明确提出了“学校应进行非遗教育”，您觉得学校应该如何引入非遗教育？

　　杭间：关于法律文件中提出了“学校引入非遗教育”，对于如何来很好地继承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倒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学校可以更理性地来解读这个法。我最想说的是，我觉得中国的高等学府里面对于古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真正在民间，像活化石一样还生存的非遗实际上应该是保存着中国古代生活文化最大的密码和信息。受传统学术习惯的影响，这块一直比较薄弱。我觉得法律文件中提出的“学校引入非遗教育”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想我们需要借鉴一些国内外先进的学术经验，借《非遗法》的颁布，国家对非遗研究的重视，可以逐渐地、系统地、高水平地去研究古代的非物质文化的系统性和思想性。那么，这块会有很多的成果能够填补我们对自己文化认识的一些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