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自5月1日以来，本报逢周日出版的人文周刊陆续发表文章或专访，对60年来的广东美术现状如何评价进行讨论，这其中有批评意见的提出，有针锋相对的质疑，也有直面现实的分析。也许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达成共识，但我们相信这种各抒己见的辩难和争论有助于深化对于问题的思考，有助于广东美术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也应该是关心广东美术发展和身处广东美术圈的人们所乐见的。如果您有什么新的见解和意见，我们仍然乐于倾听。欢迎来稿。

　　最可怕的是自我拔高

　　羊城晚报：在这次黎雄才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上，有人提出要重估黎雄才的艺术成就，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王璜生：现在提“重估”恐怕还太早，因为今天我们对很多相关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了解。如果很多东西还没有很好地整理，很多资料都不甚了了，没有对相关的东西作深入的比较和研究，就谈不上对一位画家进行重估。

　　羊城晚报：存不存在重估的必要？

　　王璜生：任何人都可以在研究的基础上从自己的角度对某位画家进行重新评价，确实很多画家或艺术现象被遮蔽或歪曲、放大太多太久，我们需要认真地从学术和客观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同时，现在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评判标准。

　　羊城晚报：您个人的看法呢？

　　王璜生：我认为黎雄才的工作方法和实际成果是非常高的。作为岭南画派的第二代传人，将中国画的笔墨和西方的写实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羊城晚报：这是主流艺术评价对黎雄才的看法吗？

　　王璜生：美术史也许更重视画家某种创新方式的意义、对整个美术史的意义，岭南画派的“二高一陈”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黎雄才则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达到新的高度，具有独特的成果和意义。而在“二高一陈”基础上的努力，除了黎雄才，还有其他的画家，也以不同的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我们同样应给予高度的重视。

　　羊城晚报：您的意思是对黎雄才还是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王璜生：是的。

　　羊城晚报：那您觉得现在还有多少广东画家需要深入的研究以及重新的评价？

　　王璜生：对王肇民、李铁夫、赖少其、胡一川等人都没有进行很好的研究和评价，而广东美术馆前些年也曾着力于对一些几乎被“遗忘”的艺术家如谭华牧、梁锡鸿、赵兽等的资料整理及研究工作。对广东重要的艺术家进行重新研究、评估、推介，其实这些年来美术界一直没有停止，官方的，民间的。但在这过程中，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被世俗化；二是被官方化。这两种倾向都会影响到对于画家的学术研究和客观评价。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要警惕，既不能成为官方的棋子，也不能流为世俗的偶像。

　　羊城晚报：有没有一些人被过分拔高的？

　　王璜生：当然有，最可怕的是自我拔高。

　　羊城晚报：您认为美术批评与美术炒作的区别在哪里？

　　王璜生：美术批评应该是具有批评家独立人格和学识主体的一种学术行为，是对美术史和美术现象的具有批评家立场的介入工作，体现和强调的是独立人格、学识主体、批评立场。那些所谓的“美术炒作”，无论是画家还是批评家，都与人格、学识、批评立场沾不上边。

　　广东画家像广东水果有棱有角

　　羊城晚报：您在广东也待了很久了，能不能对这60年来的广东美术作一个简单的评价？

　　王璜生：广东美术还是很有成就的。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潘鹤、杨之光、黄新波、关山月、黎雄才、廖冰兄、方人定等，到六七十年代的汤小铭、林墉、陈衍宁等，到七八十年代王玉珏、陈永锵等人，都非常具有影响力；九十年代以后，“大尾象工作组”、“卡通一代”、“后岭南”等，都很不错，对广东当下的美术史有着独特的意义；而广东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等在中国当代的艺术文化史中产生了重要的国内国际影响。当然，现在也有人说，广东美术后30年不如前30年，其实这种现象是全国普遍的。由于历史时期不同，前30年的传播和关注比较集中，后30年是多元化的时代，关注点不再集中，这也是正常的。但是，后30年现当代艺术在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风起云涌，并得到国际的特别关注，这说明了社会文化在转型，在走向多元化和当代性。而广东的人文氛围、艺术市场氛围、文化体制和文化意识没有较及时地适应当代艺术的发展和文化的转型，似乎缺乏足够的土壤和氛围使这样的转型文化扎实地生长，往往是“墙外开花墙内不香”或“墙内开花墙外不香”，这可以说是文化意识错位和差距的关系，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羊城晚报：仅从艺术本体的技巧的角度，您怎么评价前30年和后30年的广东美术？

　　王璜生：我不认为有一种纯粹的技巧问题。当然，广东美术的技巧性是很强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如果用水果作比喻，北方的水果一直都是方方正正的，像梨、苹果，广东的水果则是有棱有角，非常有个性，像榴莲、菠萝蜜，从形状到味道都很特别，喜欢它的人会很喜欢，不喜欢的人会很不喜欢，觉得很怪异。

　　羊城晚报：在这次关于重新评价60年广东美术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后30年不如前30年，也有持截然相反观点的，您认为呢？

　　王璜生：我上面已经谈到了，其实这里存在着不同的评价系统和出发点，成就和成果一定是突出的，但是问题也不少，并且明显。如果我们敢于揭开问题，面对问题，知道问题的可能原因之所在，我们的美术界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判断力”才能够与当代社会同步。

　　羊城晚报：您到北京有一段时间了，和北京的画家比，您觉得广东画家有什么不足吗？

　　王璜生：就像刚才用水果作比喻所说的，有个性既是广东画家的优点，从某种角度上说也可能是缺陷。广东画家的艺术思考和作为要么是快半拍，要么是慢半拍，比如，九十年代初广东美协就组织大型历史画的创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而到了前两年，全国文联、美协才提倡大型历史画创作，这可以说广东美术走在前头，快半拍；但与此同时期，中国的当代艺术正在发展，并开展得颇具规模，这又给人一种另类的感觉。广东美术从来不跟“潮”，1980年左右就有“艺术形式”、“艺术本体”的探索，但在“85美术新潮”这样的文化批判大潮来临的时候，广东却沉浸在形式主义的探寻中，又似乎落在时代之后。

　　谁能进入大师之列？

　　羊城晚报：在过去的60年里，您觉得哪些广东画家可以进入大师的行列？

　　王璜生：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关注的有：胡一川，他那些显得笨拙简约的油画，显示出他是一位很有精神特点和生命力量的艺术家；赖少其，他晚年的创作是划时代的，大气磅礴，浑然天成；王肇民，他有别人难以达到那种境界和气质的作品。这些人都有一般画家少有的深厚文化修养和境界，而且有极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作品。当然，我的关注可能会有偏颇。

　　羊城晚报：当下的广东画家还有谁有可能进入这个行列？

　　王璜生：可能还是不要用“大师”的说法为好，我认为比较杰出的，林墉算是一位，他开创了一种南方特有的审美品质的艺术表达；杨之光的成就则早有定论。

　　羊城晚报：为什么您不喜欢“大师”这样的称谓？

　　王璜生：中国美术界、文化界自称“大师”或“被大师”的现象实在太让人难受和恶心了！这样的现象严重玷污了这一令人充满敬意的名称，以至于一听到“大师”我就有不良的心理反应。一个区域的艺术文化成就，固然需要重头性人物为代表、为标杆，但更应该从艺术文化史的角度来评价其所做出的贡献，并考察其在当代的文化情境及国际的文化视野中体现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