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收集的日军钢盔，有的已经被老百姓做成粪勺。 樊建川（左）和杨锦麟在“国家记忆”活动现场。 李尚信的出征军人临时证明书。

　　让文物见证历史

　　——樊建川深圳说抗战文物

　　我们让文物说话

　　6月中旬，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和杨锦麟一起，向观众讲述各自对于抗战历史文物的感触及文物背后的故事。

　　为参加“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缅印战场影像展”的活动，樊建川从馆藏文物中精选出远征军文物，带到现场，让“文物见证历史”。占地500亩的建川博物馆，已建成抗战、红色年代、地震和民俗四大主题十五座博物馆。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是建川博物馆的宗旨。其抗战系列中的正面战场馆、不屈战俘馆、川军抗战馆和援华美军馆，都是国内的唯一。这些场馆，连提醒参观者肃静的标牌都格外别致：“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

　　大凡到电视台做专题节目、到学校演讲或者参加活动，樊建川都会带上文物，让文物说话。他说，他是个为中国百年历史敲警钟的人。他要用他所收藏的文物和建造的博物馆为民族敲响警钟。

　　十万青年十万军

　　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只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

　　一时间，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报名学生竟达1/3。从重庆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湖北、陕西、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市，出现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军热潮。“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响遍国统区。

　　樊建川说，民国延续了唐宋元明清以来的爱惜、尊重“秀才”的传统，当时四川每年征兵40万，初中以上学生免征。但有人主张，国难当头，现在什么地方还能安下一张书桌呢？学生皆应投笔从戎，上阵杀敌。

　　教育部长陈立夫则站出来说，不反对学生自愿上前线，但更鼓励学生安心读书，战后建设国家。争议声中，蒋介石一锤定音：“战时教育平时看。”不能中断高等教育，大批院校迁到后方。到抗战后期战事吃紧，才有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他拿出一本《远征军司令部官佐名册》。这是1943年9月编制油印的远征军司令部名册，司令部长官是上将陈诚。名册罗列了司令部、秘书处、参谋处、副官处、经理处等十三个部门的人员名单及其军衔，记录了额外人员、各军事学校分发学员入学受训人员名单。在附录中说明此册子供各单位联络用。是了解远征军成立初期领导层构成的重要史料。

　　壮士一去不复返

　　在谈论英雄人物的时候，樊建川喜欢用“壮士”这个词。他说：“壮士就是为民族、为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英雄。”他特地将远征军中士李尚信的《出征军人临时证明书》、《阵亡通知书》和抚恤金汇票带到了活动的现场。

　　李尚信(1918-1944)，云南江川县西山人。1939年12月1日入伍，时年20岁，在远征军新38师第113团团部任中士传达。我们在李尚信的《阵亡通知书》中读到：“不幸于三十三年(1944年)三月九日拉班之役杀敌心切，奋勇直前，致为敌弹所伤。虽经医院急切救治，终因伤势过重壮烈成仁。……忠骸殓葬于密支那国军公墓。”

　　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在参观建川博物馆正面战场馆时说：“3000多万的军民牺牲了生命，不是为了哪一个党，是为中华民族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是为了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尊严和子孙千年万年的未来所做出的牺牲。”

　　自古知兵非好战

　　一本红色的日记，原主人是援华美军驻新六军联络官葛顿南少校。1945年9月9日，他见证了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回美之前，新六军举办了欢送晚宴。晚宴上，葛顿南拿出这个美军制式的红皮日记本，请在场的军官签名留念。

　　樊建川翻开这个小红本，这上面不仅有新六军廖耀湘军长的签名，还有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时担任警卫营长的赵振英的签名：“赵振英，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营长。”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让知识士兵退役，或复学，或就业，以保护国脉人才。因此，有了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殷殷切切致青年军家长信函。信中写道：“至于从军青年，复原优待各项办法，政府早有颁布，使复学就业，各尽其志，各有所归，无负诸家长抚育期望之切。今后，尚祈时惠音书，以慰遥念……新一军军长潘裕昆。”

　　函件用“裕昆用笺”打印，并盖有其章印。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到当年抗战官兵胜利时刻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

　　建改革开放博物馆

　　深圳之行，樊建川还带着一个心愿：在深圳建造中国改革开放博物馆。

　　他收藏的改革开放的文物，可谓包罗“民间记忆”的方方面面。邓丽君的磁带、联产承包制的合同、面值5毛钱的粮票布票、面值10元的国库券、1982年出厂的熊猫牌黑白电视机、城市居民凭票购粮(搭伙)证明、农民工工资单、三鹿奶粉，甚至还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上邓小平坐过的椅子，这些都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足迹。

　　他拿出一张1979年1月4日出版的《天津日报》，这张报纸用了很大篇幅介绍天津牙膏厂生产的富强、金刚、蓝天和美人蕉牙膏。这张微微发黄的报纸，成为了我国恢复刊登商业广告的见证。

　　在他的心中，“中国改革开放博物馆”将是一座三十层楼高的博物馆，象征改革开放一路高歌猛进。到十五层楼设休息厅，顶层建观景台。一年一层楼，年度大事、图片、文物、声音、影像等，让观众走过三十年。

　　但他在微博(http://weibo.com)中写道：“此馆太大，我没钱了，看着陈列大纲和文物，无可奈何。深圳自称设计之都，什么之都皆枉然。改革之都才是正宗，毕竟领跑了十几二十年，这才是其城市文化精神，才是自己独特之脸，才是最大的旅游资源。‘中国改革开放博物馆’应该放在深圳。唯有不断改革开放，抑制腐败，民族才有出路。”吴志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