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  阎 正

　　(接上期)

　　尼罗河畔的友谊

　　一九五六年七月，刚从印度归来的石鲁和画家赵望云参加了在埃及举行的“亚非艺术展览。”

　　埃及和中国相距的是那样遥远，即使中间划一条直线，也不知要经过多少高山大河，多少沙漠湖泊和多少家园呀！然而对金字塔国度的向往，是石鲁早就梦寐已久的了。他风风火火地急切起身，与他的伙伴横飞万里，抵达了埃及首都，尼罗河畔的第一大城市——开罗。

　　石鲁顾不得旅途的疲劳，刚安置下住处，就马上从大使馆走出来，奔向了异国都府的宽敞大街。

　　开罗，这个富有热带情趣的城市，到处是巨厦高楼，遍地是椰枣树林。开罗，这片温柔恬静的土地，保存着多少亘古闻名的象征，留下了多少世界友人的足迹啊……

　　第二天，石鲁根据周总理的嘱托，首先拜访了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侄女，她爱好绘画艺术，当场邀请石鲁为她画像，石鲁欣然应允，仅用了二十分钟就为她画好一张水墨肖像，姑娘连连称赞，这幅画后来曾在开罗举办的“全埃美展”中以第三位展出。不久纳赛尔总统的侄女到我国中央美术学院留学，还特意找到石鲁，和石鲁一块到三门峡写生。她天资聪颖，在中国学习很出色，这些都是后话了。

　　从这一天起，石鲁和赵望云由总统侄女陪同，畅游了埃及的大小城市，沙漠绿洲，农村工矿……石鲁拼着命地画，画金字塔，画尼罗河，画塞得港，画形形色色的阿拉伯人和埃及风光。八月，正是我国丰收的季节，石鲁却把丰硕的果实摘取在了非洲。像人们熟悉的《金字塔的傍晚》《亚历山大港》《沙漠之舟》《守卫者》……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在开罗，他们又相识了一对青年画家夫妇，男的叫赫巴，女的叫多玛德，爱屋及乌，他们又和赫巴、多玛德的父母结成了朋友，于是经常到这两家作客，渐渐和赫巴夫妇的兄嫂、弟妹及全家人都熟悉到了互认亲戚的程度。赫巴的父亲是开罗大学的艺术总监，多玛德的父亲是艺术专科学校的总监，这两位总监大人都非常倾心于中国艺术，石鲁、赵望云每为他们画一幅画，他们全家人都要庆贺一番，丰美的宴席自然出自两位母亲之手。至于赫巴和多玛德本人更是整天陪着中国画家转，成了石鲁、赵望云的义务导游，石鲁对他们的报答是教多玛德说中国话，多玛德是个有心人，她一直想到中国去，碰到这难得的机会，她百倍努力地一句一句把老师的语言学过来。中国画家在埃及的每一幅画，第一观众也必定是他们，他们既赞叹，也毫不客气地提出坦率意见，这种相处无疑是极其愉快的。赫巴还把开罗艺术界的不少朋友介绍给石鲁、赵望云，使中国画家得到了更多的珍贵友谊。

　　一个多月匆匆而过，很快就到离开的时候了。临行前的头一夜，石鲁恋恋不舍地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开罗的夜晚，电灯特别明亮，灯光把画家的身影拉长缩短，缩短又拉长，这变幻的身影犹如画家心潮起伏的思绪，他是多么不愿离开这块迷人的土地啊！

　　石鲁、赵望云回国了，不料赫巴、多玛德紧跟着来到中国，他们在伟大的北京又碰面了，四位画家相聚在王府井大街《新观察》的编辑部里，多玛德调皮地用中国话对石鲁说：“我们在尼罗河边喝尼罗河的水。”石鲁笑了，这句话正是石鲁在尼罗河畔教给多玛德的。学生没有辜负老师，毫不费力地说出来了。只有什么老师才有什么传授，她也带着石鲁的四川、陕北混合味，算不得标准的普通话，周围的人听罢都笑了。

　　石鲁激动地说：“埃及古代艺术在世界上发出灿烂的光彩。自从罗马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后，埃及的民族艺术受到摧残，埃及人民非常爱护自己的民族传统，赫巴和多玛德到中国来，就是想了解我们中国的艺术如何保存民族传统的。他们是埃及青年一代的典型，苏伊士运河问题发生后，埃及文艺界成立联合阵线，他们立刻参加了，他们仇视殖民主义者，拥护纳赛尔总统，他们是保卫和平的力量，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埃及青年一代朝气蓬勃的精神。”“在开罗，我做梦都想到中国来”，多玛德闪着乌黑的大眼睛说。赫巴打断了妻子的话：“中埃文化协定签订后，我们读了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和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了解了中国解放前后的情况，更想到中国来。”

　　不管周围有多少人，两国的画家只管滔滔不绝地诉说着他们别后重逢的喜悦心情。石鲁和赵望云为了尽地主之谊，略表心意，当场为赫巴夫妇画了一幅四尺大画，赵望云先泼墨挥写了两棵椰枣树，石鲁接过画笔潇洒地在椰枣树下添补了几个埃及人物。两位画家的精彩表演，赢得了围观者阵阵掌声。

　　从画家的画，又谈到了埃及，美好的回忆，把地理上遥远的距离缩变得很短很短了。

　　生活为我出新意

　　“必须立足于人民群众斗争之中，一眼看着传统，一眼看着写生，以熟练的技巧反映人民的生活。”石鲁总是这样教导着他的学生。

　　他从来都不是只呆在“象牙之塔”里进行纯形式研究的人，他不仅着眼于如何充分表达内容，而且一贯注意如何从生活升为艺术这个极为重要的规律。他把多年的经验概括为“深入基础，漫天撒网”八个字。他肯定地认为，画家首先要在一个点上深入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但仅此不够，还必须以广泛涉猎为文的补充。这个认识使他在创作上取得了更大的自由。他无时无刻不密切地关注生活，随时随地顺手拈来优美的艺术题材。像他描写陕北、秦岭，江南的作品，以及印度、埃及的写生，都是运用造型艺术规律观察生活的结果。

　　石鲁为了深入生活，花费了相当大的功夫。他的手极为灵巧，早在延安时就曾用一个子弹壳做了支水笔画速写，进城后，他自己制作了写生箱，自己制作了小板凳，这小板凳非同一般，似乎有些“现代化”的味道，想坐可以坐，画累了拉出靠背可以躺，旁边还配有遮阳伞。他外出的打扮也极为特别，一身“奇装异服”，宽大的上衣，多订了一大堆口袋，除了画具，吃的喝的用的一概带在身上，就凭他这全副“武装”，可以想见他对于写生的态度是如何认真严肃了。

　　石鲁写生不拘一格，铅笔、钢笔、毛笔都用。一九五七年以前，他的速写比较真实自然，手法细腻，一九五七年以后，他用“以神取形”的理论指导实践。面对写生对象，从提炼、变体到构图都是一次完成。他的技法也是千变万化，既有排线致密如瑞典之铜版画，又有古拙雄朴似秦汉的雕塑，还有很精致的花卉白描，也有略加装饰的变形人物，真是因意选材施法，无一而定。他写生的选题也是五彩缤纷、形形色色，无论山石、河水、人物、动物、楼阁、亭台，只要他发现有美之处，便尽收笔底。他涉猎范围之广，观察、挖掘之深，描绘物象之精，在当代画坛是罕见的。他常说，到生活中汲取不仅要用眼睛看，而且要用鼻子闻，用手摸，用耳朵听，用脑子想，不仅要了解对象的形体，还要从各方面去体会和把握对象的本质。他的学生在“浩劫”后帮他整理房子时，看到他的速写，那只是幸存下来很小的一部分，还有整整一箱，而且每一张都画得那样认真，那样精彩。别人画过的他要画，别人没画过的他更要画。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美，是他特殊的一大才能。

　　石鲁每次从下边回来，有时困于杂务，有时忙于开会，他就叫嚷着：“赶快画，不然就把下乡的东西画不出来了。”

　　他是要趁印象清晰时，赶快画出下乡时的新鲜感受。

　　石鲁画画极为勤奋，有时因为重要事耽误了，他就会急躁地说：“不行，不行，这几天我都没有画画了！”

　　他的画都来源于生活，但绝不“照猫画虎”。他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去改造形式，革新技法，而不是依照成法全套生活，重视独创和构思的惨淡经营，又能抓住生活中获得的直观印象。这些，构成了他艺术上真正现实主义的特色。

　　他热爱生活中一切优美的事物，因此，许多为人们见惯不惊的现象，一经他手便可以点石成金，把其中的美发掘出来，化为他艺术作品的一部分。这里固然有艺术技巧问题，但首先应该是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未来充满希望和激情所使然。

　　一般画家到下面去，总是到达了目的地先安排好食宿，才开始体验生活。石鲁不是这样，如前所述，和华君武到雷州半岛似的，往往中途他就下路了。

　　一九五三年，石鲁和陈笳咏等人到兴平，一下火车，他便背着行李找群众拉家常，一碰到感兴趣的东西，立刻抓紧时间画，在他看来，生活不应该是从放下背包以后才开始的。一次他们去找劳模张明亮，大家都没见过张明亮本人，走过一段路，就先歇脚在路边休息，正好迎面走来了三五个人，陈笳咏正要上前去打听，“老张！你来了……”石鲁已经高兴地喊着，上前去握住了老张的手。

　　事后，大家问他怎么认得出张明亮的，他说：“你不看他背着喷雾器吗？”石鲁总是用锐利的目光观察着各种事物，一眼就看出劳模的特征。

　　还有一次，同志们在村口买了一个甜瓜，石鲁一直领着大家往村外走了半里多地才坐下来吃。一边走着一边有人觉得好笑：“甜瓜又不是偷来的，干嘛要躲躲藏藏？”

　　石鲁却严肃地说：“在村子里吃，群众影响不好。”

　　像这种几乎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在他深入生活中，俯首皆是，事虽然小，但能看出他一直把延安的传统保持了下来，他是时刻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不露出丝毫的特殊啊！

　　一九五八年的初夏，石鲁和赵望云、方济众等人到巴县的一个偏僻山村。据当地干部讲，社员们正在台田造地，向荒山要粮。当时大家已走得人困马乏，实在需要休息了。但石鲁听说群众还要夜战，也就顾不上长途跋涉的辛苦，踏着崎岖的山径，来到了群众夜战的现场。这里群山环绕，竹密松茂。社员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正在一堆堆的篝火边挖的挖、担的担，人欢马叫，锣鼓喧天。荒寂的山林，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方济众曾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这时如果有舞蹈家在场，也许会编演出绝妙的舞蹈节目来；如果有音乐家在场，也许会谱出一曲欢快豪迈的劳动进行曲；如果有诗人在场，振奋人心的诗章，也许会凌云而起……”

　　可惜的是，那个晚上既没有舞蹈家、音乐家，也没有诗人在场，只有一个石鲁在篝火边穿来穿去，匆匆地画着速写。直到中秋过后，他们才披着一身单衣，顶着凛冽的山风，和社员们一起回到了住处。

　　一年之后，石鲁的《击鼓夜战》，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使大家惊愕不已！生动的形象，淋漓的笔墨，火光人影，房屋婆娑，一下子把大家带回了巴山深处那难忘的夜晚。

　　不料，到了“文革”中，石鲁这幅《击鼓夜战》被说成是“群魔乱舞”。真令人啼笑皆非，那就是后话了。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雨。多少年来，石鲁从陕北到秦岭，从甘肃到青海，从四川到三峡，从江南到广东……行程数万里，他往往一个人走进深山老林，走过大漠戈壁，走上海岛孤屿……风雨雷电，冰雪交加，大自然经常把他变成“落汤鸡”、“寒号鸟”，但却始终未能阻挡他顽强行进的坚定脚步！

　　他正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里，从汗牛充栋的千桩物象中，发掘湮没，钩沉掘奇，冶炼着他艺术的结晶。就在许多人苦于抓不住画画题材、常常下乡跑了不少次数、回来又向报纸社论或小说散文中找救星的时候，石鲁却成了创作题材的富裕户。他说：“我在生活中不是没啥画，而是怎么画也画不完。”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使他得到了艺术的美真，那层出不穷的精佳作品，给予了人们最好的答案。

　　走了很高的一着棋

　　石鲁有一个老友，名叫徐行，是一位负责工业方面的领导。老徐手中有权，美协总免不了找他要点什么东西。

　　一九五九年腊月，煤炭正是十分紧张的时候，老徐收到一封信，是石鲁写来的，信中这样写道：

　　……冬天虽然很冷，我周围这一伙青年的心是沸腾的，你如果能给搞一点煤，让我们在温暖的空气中渡过冬天中的春天，这些青年人在美术界会对党作出更大贡献的。

　　老徐在干部会上当众宣读了这封信，大家都为之感动。

　　很短的时间里，老徐给美协拉去了几车煤。

　　徐行后来讲：“我认识他不是因为艺术，我也不大懂艺术。我却懂人，我就是认识他这个人，他是个好人，正直的人，在政治上有见地的人……”

　　从一九五九年起一直到一九六一年，是我国人民最困难的时期。那时我国遇上了特大自然灾害，经济情况恶化，物资供应紧张，党和政府十分关心文艺工作者的生活，除每月给一定的特殊供应，还提出了暂时不下乡、下厂，留在城市读书、学习，搞研究工作的指示。当时人们的身体都是比较虚弱的，浮肿现象常有发生。为了填饱肚子，什么玉米芯、马什菜、水红花，只要能入口的，大家都拿来吃，“瓜菜代”已经算是上等食品了。为了加强营养，美协也办起酿造“小球藻”的小锅炉。据说这种水汁，内含多种维生素。谁知道呢！

　　不管什么素吧，反正保命要紧。那时文艺界颇为流行的两句话，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任何人见面都先谈吃，至于工作和其他考虑得就不太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石鲁忽然在美协提出了每周六、周日打猎的倡议，有几个人积极响应，并马上和他一起购买了猎枪。但也有人淡然视之，不感兴趣，修军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这种举动既浪费时间，又影响不好。

　　过了段日子，石鲁和响应号召的人已按计划往返好几趟了。他们每次归来，都要带回大挂小串的猎物，这不能不叫人眼热，当然，石鲁也没忘了“共产主义”。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他们每次还要画回数量不少的小幅速写。此一期间，石鲁创作了《山中月色》《秦岭山麓》和不少富有新意的国画佳品。这对于画画的人来说，更是极大的诱惑力。修军等人渐渐有了新的看法，认为这样既可锻炼身体，改善伙食，又能观察生活，积累素材，丰富创作，一举多得。于是从原来的“反猎派”变为“拥猎派”了。

　　一九六○年冬季，石鲁又带领八九个人进山狩猎。这次的目标是宝成铁路的秦岭山麓，修军也跟着一起前往，成了这远征小队的一名成员。

　　扯起浓浓长烟的火车，沿蜿蜒险峻的宝成线缓缓而上，登上高峰之后，他们就在山巅顶部的一个小火车站下车，安下了“营寨”。

　　当时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人民的精神面貌很好，干劲挺大。修军随石鲁他们，趁机会访问了小站上的联络职工和附近居民，看到他们对党的领导下渡过暂时的困难，信心十足。群众的情绪对同志的鼓舞比枯燥的说教有力多了。

　　他们名为打猎，实则仍是各带速写工具深入生活。从这方面来看，石鲁不能不算一个头脑聪明的领导人。三年困难时期，固然应毫无疑义地把改善生活放在首位。但不顾一切地改善三年，如何了得。石鲁能够审时度势，结合美术工作者的特点，用打猎把生活和创作兼顾起来，确实是走了很高妙的一着棋。

　　修军久不外出了，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在车厢内就勾了不少小速写。安营扎寨后，他不必再担心那美妙的景色会一闪而过，画起来更感从容了。画着画着，他忽然感到不对劲：“我干什么来了？打猎呀！不管是名义是实事儿，别人到时候打了一堆，自己也不能空背个画夹回去啊！”于是，第二天蒙蒙亮，他也背着一只小口径步枪攀上了对面的山腰。

　　太阳还懒洋洋地没爬上来，东边天际隐隐拉开一线浑浊的鱼白肚。沉睡中的秦岭模模糊糊，在山峦峰拥之间，逐渐显露出一片浓重的紫褐色，深沉雄大，整个感觉非常强烈。真是奇景突现，与白昼感觉大为不同。正当他沉浸在美的和弦里，骤然间，一架翠蓝色的电气机车从迎面的隧道口中呼啸而出，它号叫着向东方疾驰而去，一股雪白的浓烟向后方翻滚着，飘荡着，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与寂静。这情景显得生龙活虎，十分动人和有力，把这本来就具有浑厚、粗犷、壮伟甚至荒率的高山峻岭，反衬得更加富有诗意了。

　　这意外出现的奇景中之奇景，使修军有些手忙脚乱，炭笔也有些不听使唤，他一连画了好几幅速写，心里才慢慢平静下来，自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自一九五○年他随军到陕西，就被雄险的华岳和逶迤的终南所陶醉，多年间，虽然他也积累过一些素材，但一直未找到既富有时代感，又与众不同的角度和语言，而这次山中意外的发现在他脑子里得到升华，他发自肺腑感激石鲁的狩猎之举和组织工作。

　　山中归来半月里，修军迅速完成了一幅木刻《黎明》，后来收入到《中国版画五十年》。当然，石鲁和其他同志归来都各有所获，众人所创作的一大批作品都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展出和发表过，不但当时得到好评，直到今天仍还富有生命力，至于远征猎物的丰收，反而成了次要的，现在谁也记不清都是些什么东西了。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一个美术工作领导者，在困难的时候，组织专业工作者以不同的方式深入生活，促进了创作的正常发展。以小见大，从这事上也可以发人深思，有所获益，悟出很多道理来。(未完待续)

　　(责编：魏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