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时值上海世博会期间，蔡国强的大型个展“蔡国强-农民达芬奇”作为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开馆展隆重举行，这是蔡国强第二次大型农民题材的计划(第一次是《威尼斯收租院》)，在“农民达芬奇”这个展览里，蔡国强既是艺术家、策展人，又是收藏者，他想借此展览来探讨中国个体农民的创造性以及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贡献和社会现状。这个展览又一次造成了艺术圈内外的轰动——到目前为止，蔡国强在国内的每一次露面，都无一例外总是做“大项目”。

　　早在1998年，蔡国强创作了一件作品《草船借箭》，这艘插满利箭的巨大草船，十年后随蔡国强“我想要相信”个展来到全球巡展的第二站：中国美术馆。对于艺术家个人而言，这件作品也像是他个人经历的寓意——像船一样在海外创作、生活多年后又航行回到中国。该作品运输费逾几十万美金，因其体积过大，中国美术馆被迫拆掉大门才得以运进。像这艘草船一样，蔡国强是当年最特别的中国艺术家，除了个展，他还以“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闭幕式核心创意小组成员及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的身份统领了奥运会开幕式的烟火工作，这更是使得这位国际化的当代中国艺术家迅速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后来，蔡国强曾经就奥运烟火项目对媒体说：“在做奥运的那件事情上，我的考量点是，中国或许现在还是走社会主义路线，但这个国家一定会不停往前走，有些旧的或不合时宜的思维势必会退化，社会也会产生自我修补。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那些大脚印是一路走来，也将带领着中国走进未来，这当中，有时间、有沧桑，但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被期待。若干年后也许很多人会忘记08年的北京奥运怎样了；不过，一定会有人记得那些大脚印；而那是来自艺术家的想法与创见。我认为，作为一位艺术家，面对这个时代的变迁，要有挺身跃入的勇气，不要坐得太遥远。”而对于他的回顾展，他说：“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整体性规划的回顾展，也比较从西方的文化语境来为我的艺术梳理出脉络。”

　　这两件事情非常能说明蔡国强的两个特点：主流、国际。2008年的经历只是蔡国强一个年份的故事，他曾经参加国际上诸多重大事件，包括官方与非官方，很多项目都非常大手笔。回顾他的艺术发展史，除了艺术家本身的努力和策略，还有一些契机和力量在背后形成这个典型的艺术家个案。1986年蔡国强抱着出去看看的心态去了日本，当时的日本有一种对西方文明的反抗和批评的态度出现，艺术当中也出现了新的倾向和野心，可以说蔡国强去日本的时机非常好。他用火药创作的方式，既有中国原生的东西，也很符合日本的美学，正好符合日本一直在寻找文化英雄主义的精神，所以较早就得到日本艺术评论家的认可。1994年蔡国强在东京、广岛、京都等地举办的大量展览，引起广泛关注和评论。同年，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年终总结回顾文章的标题即为《蔡国强活跃，西方衰落的一年》。所以说日本对蔡国强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此外台湾的诚品画廊，以及2008年促成蔡国强个展的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都是蔡国强重要的支持力量。

　　来自日本和台湾的鼎力支持

　　1994年，蔡国强初次参加了资生堂画廊举办的“亚细亚散步”展，在这之后资生堂就一直支持他在国内外举办的各项主要展览。2007年，蔡国强在资生堂画廊举办“时光──蔡国强与资生堂”展，回顾同资生堂一路走来的历程。2008年，蔡国强在北京的回顾展开幕时，日本株式会社资生堂和资生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高层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和剪彩仪式。

　　大约在几年前，有一次蔡国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提到资生堂时说：“截至目前，资生堂大约赞助我30次艺术活动，不论我到美国、东欧，还是离开了日本，在我任何需要资金的时候，资生堂都会赞助我。作为回报，不论我到哪里展出，资生堂的名字都会永远和我连在一起，我完全是从艺术的角度对资生堂、对世界现代艺术尽应有的努力。因为资生堂基本代表着女性，一些西方媒体经常问我与资生堂是什么关系，我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与资生堂的文化连在一起，我的火药画艺术保持了亚洲精神，创造了亚洲精神，这使资生堂更具风格，从而使其在世界上更有爆发力和冲击力。”

　　蔡国强说日本是他成长的地方，使他拥有一个很大的平台，而台湾则是他内心文化的故乡。1989年成立的诚品画廊，是蔡国强的代理画廊，也是常年支持他的另一大力量。1998年，蔡国强在诚品画廊举办了“胡思乱想”个展，2006年，又举办“捕风捉影：蔡国强与林怀民的风影”。 评论家方振宁曾经说：“蔡国强的发展都是基于战略的高度。蔡国强到美国后基本上不跟画廊来往，除了日本的资生堂企业和台湾的诚品画廊……蔡国强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活动有两个重要的赞助商，一个是资生堂，一个是台湾的诚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