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砚藏雅

　　所谓文人爱砚，武士爱剑，爱砚与爱剑却在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会长、北京聚砚斋主人刘红军身上完美地和谐统一。 

　　一个偶然的机缘，喜爱书法的刘红军将军对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余年来，在军旅生涯余暇，刘将军实地调查、造访专家，访砚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共计搜集到100多个砚种近500余方砚，可谓蔚为大观。其品种之全可谓前无古人，一些很罕见的、少有人知的砚种，都被刘将军找到了。收藏砚台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华砚文化，于是，刘将军联系砚台爱好者、收藏家、专家、制砚大师，在北京创立了“聚砚斋”，搭建起了一个集砚台收藏、鉴赏、研究、交流、展览于一体的综合性、高品位砚文化交流平台。

　　砚被中国古人称为“石友”，是“一日相亲，终身为伴”的爱物。“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在性情浪漫的古代文人眼中，山水是诗画，自然即文章，而这都离不开案头一方静默的石砚。如今，砚虽然从案头挪移到博古架上，但收藏者依旧不改对它的一片痴情。在“聚砚斋”里，每一方古意流转的砚台似乎都凝聚着文人墨客的情怀与理想，研磨着一段段动人的传说。

　　“汉代崇尚力量，所以汉砚上多熊图案。南北朝立佛，所以砚身多莲花。唐砚的典型是双足簸箕砚，宋砚的典型是抄手砚。到了明清，砚身的雕刻工艺就繁复了，但这时出现的随形砚却是文人很看重的。”看罢“聚砚斋”里数目惊人的藏砚，再经砚学专家吴笠谷先生的悉心解说，千年来砚的发展历程就了然于心了。

　　中国的砚台发展到隋、唐，出现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这是因为隋、唐时代，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尤其是唐王朝实施“以书取仕”的方针，更刺激了书法艺术的繁荣。唐代砚台主要是泥陶砚、石砚和瓷砚，还有铜砚、铁砚、漆砚、玉砚及秦砖汉瓦改制砚。澄泥砚是陶砚的一种，在唐代开始大量制作。同时，唐代制作的石砚，已经开始讲究材质的细腻和石纹的美观。红丝砚在唐代有了较大地发展，端砚、歙砚也开始在唐代风靡。其主要砚式，一是圆形多足，俗称辟雍砚。二是箕斗形砚。宋代是石砚发展的重要时期，石砚日益普及，人们对石砚的色彩纹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石砚造型也趋于多样化。宋砚大多形制内敛、气韵冷峻、风骨峭拔，文人气息浓重，名贵石砚往往都镌文于上，砚铭富有文采。到了明清，除了前代已有的著名砚材以外，还出现了水晶、漆砂、翡翠、象牙、犀角等观赏砚。砚台制作图案相当丰富，工艺精良，纹饰不胜繁杂。同时，制砚石材的选择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红丝石坑脉断绝，被澄泥砚所代替，因此有了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四大名砚。

　　在“聚砚斋”里，几方藏砚格外引人注目。松花砚为清宫专用品，向来为藏家所青睐。馆藏清代乾隆松花石夔龙纹砚，呈不规则形，池边浮雕夔龙纹，云龙相接，落款“乾隆御铭”，印“永宝用之”。此砚石色青碧，石质温润细洁，刷丝纹自然清晰，雕工细致，铭文落款为乾隆铭砚的标准字体，是乾隆时期宫廷造办处制作的御砚，弥足珍贵。

　　另有清代螺钿桃形砚，玲珑可爱。砚身以一块厚实的贝壳所制，琢成寿桃样式。所配象牙砚盒做工也极为考究，砚与盒统一，内层描金，具雍容华贵之气。砚背刻隶书“大清乾隆仿古”字样。贝壳制砚颇为少有，象牙砚盒也不多见。而“子孙昌福”的汉瓦砚为汉代古瓦所制，砚面刻荷花、螃蟹纹样，取荷、蟹的谐音，寓意“和谐”。砚背阳文“子孙昌福”四篆字。自清中期考据学兴盛以来，取汉砖、汉瓦刻砚成为风尚，深受文人的喜爱，所以汉砖砚、汉瓦砚成为古砚收藏的一个重要门类。此砚原瓦文字与后刻图式都寄托着古人企盼社会和谐、家族兴旺的美好愿望，有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明代“鱼化龙”歙砚为歙石上品所制，砚身为一鱼，龙头鱼尾。所谓鱼化龙，出自“鲤鱼跳龙门”这个典故，寄托着古代读书人科举得志的美好愿望。其他如汉三熊足圆石砚，是力量的象征，体现出大汉雄风；唐双足箕形砚，其流线美是大唐盛世的反映；宋代抄手砚，线条洗练，典雅唯美；而展出的明清砚，更是多姿多彩，诸式纷呈，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

　　吴笠谷认为，砚文化从近代以来，日趋式微，当代复兴砚文化、弘扬砚文化可谓路途漫漫，而“聚砚斋”无疑肩负着任重而道远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