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立 大串联北京 大学时代

　　文/Sesshomaru

　　　　前言：蝙蝠侠白天过着正常的生活，晚上则身着紧身衣、头戴面具、携精心打造的先进设备四处行侠仗义。如果艺术家才是罗中立正常的角色，那么，他曾经在时代的夹缝中有过艺术家的生活，当和平年代来临，他却几乎成为全天候的蝙蝠侠。

　　英雄不是自己的选择。

　　罗中立没有手机，也没有助手——通常意义上的助手，这导致联系他的过程格外迂回。见面约在苏州，当时我们在酒店大堂旁边的走廊上，背后有人说了声“罗老师来了”，一回头，就发现罗中立已经站在跟前了。

　　见面之后他马上要赶到苏博展览现场，处理一些事情。我们随行同去，看到了布展现场的《父亲》。等于说，我们是前后脚见到了艺术家和他的名作。在展厅中，他指给我们看，当时由于材料限制而由两块画布拼成的画布上，左侧的拼接线现在隐约出现了裂纹。

　　罗中立个儿高，挺拔，面相温和，说起话来也微风细雨的。至于他那位干练、风韵犹存的太太，一开始竟被我误认作是他的办公室主任。

　　晚上9点多罗中立才最终空出时间接受采访，说了几句普通话后，罗中立笑说：“我说重庆话要更放松一些，川普确实说得很头疼。”结果，采访以重庆话和云南话夹杂进行，同行的湖南籍记者傻眼了。

　　偷偷摸摸画画的年代

　　罗中立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一年。那个时代出生的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破碎的人，他们咬牙切齿地寻找着实现理想的温床。

　　中学二年级的一件作品《雨后春耕》参加香港国际儿童画展，从这里开始罗中立才有了要考上川美附中、要当画家的理想。他说：“那个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中国人人都在饿肚子，虽然穷，但人的斗志还是在。我那时脑子里全是勤学苦练的古代典故，比如凿壁借光等等。我自己也是冬天赤脚出去写生，为的是磨练意志。”

　　国家因为自然灾害的困难停办学校，但罗中立运气好，川美附中在他考学那年恢复办学，川美在文革后的第一次考试招生他也赶上了。他强调说关键的考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难忘的经历。

　　“考附中的那天晚上，一家人都为我准备行装。考试之前有个面试，老师要看你画的东西。所以家人把我的画放在大桌子上，为我挑选给老师看的画。因为考试需要把握时间的节点，我就戴了家里的一只表。那个年代手表是一个家庭幸福和财产的标志，我戴的那只表是父亲单位上发了票，再用票去换来的。那是一只苏联产的表，我戴着很不放心，就用手帕把手表死死缠起来。”罗中立在手腕上比着动作。

　　最终罗中立以片区第一名成绩考进了川美附中，他说：“附中给我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对于努力想实现理想的人来说，有很大的压抑，学校里面最大的标语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提倡又红又专。大家的思想状态很激进，想认真地画画还要偷偷摸摸。如果不小心把握分寸，就会被批斗成‘白专’，是要被开除的。当年附中附近有个水塘，是我们夏天游泳的地方，也是翻墙出去画画的地方，后来我当了院长，还把这个水塘连地一起买过来，保存下来。那时候我最盼望的是星期天，可以整天在外面画画，敞开画！”

　　罗中立回忆道：“所以后来我考进了川美以后，很嚣张地说‘谁也不许搞阶级斗争，谁搞阶级斗争我们就斗争谁’。同一个学校，但完全是两重天了，川美的时候想怎么画画都没人管，高兴啊！七七、七八级有一个事件，有一个学生还在按文革前的路子记录大家的言行，包括老师的言行，看有没有反革命的倾向。后来他被同学看到，就全校群情激愤地批斗，让他站在桌子上。第二天我们就罢食、写标语，公安局都到学校里来调查。我们要求开除这个学生，不过最后也没开，但这个学生就抬不起头来。”

　　从大批判到守粪老农

　　谁的力量和运气足以支撑他走完冬天，谁就能找到一件利器并享受时代的优势。

　　附中毕业之后到进入川美就读这之间还有近10年的时间，罗中立在干什么呢？

　　“那时候人的精神状态还是绷得紧紧的，不管是工厂还是学校，都以画大批判的方式来保持跟中央的一致。我志愿报名到大巴山，后来又到了达县钢铁厂，画大批判。有一次我画一个叫做《抗洪凯歌》的连环画，说的是一个隧道被淹了，部队和周围群众来抢救埋在洞里的人，去救人的人事先要背很多毛主席语录，被救的也要背。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有想法，只是当作自己的任务。我记得在厂里画工人阶级大拳头，把邓小平捏在手里，画了不久，四人帮倒台，我们将就把这只大手里的邓小平改成四人帮。”罗中立边笑边摇头，我追问在画这些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感到痛苦，他说不会，就是一个工作而已。

　　“那接下来的一次重要考学，谈谈考川美的事情吧。”我说。

　　罗中立双手搁在桌面上，说：“考川美是从我弟子嘴里知道的，因为我的连环画专栏办得很好，在县城小有名气，就有些学画的小孩儿来找我帮他们看画，他们问我去不去考川美，我没打算去考。当时的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夫人——打电话来说你也应该去试一下，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

　　报名的时候罗中立是最后一个。本来，招生的革委会里当头儿的工人已经拒绝了迟到的罗中立，但革委会里有个老师认出了他，帮他说了情，他这才赶上了高考报名。进川美后的头两年罗中立在油画创作上比较荒废，大部分时间跑去画连环画。到了大学二年级，第四届全国美展在美院学生当中掀起了很高的创作热情，罗中立这才也跃跃欲试想去参加美展。他本人是地道的重庆人，他跟农民的渊源大部分要归结于下乡时期在大巴山的经历，选择农民题材，是他认为这个题材是他能把握的东西。

　　一次罗中立回重庆，大年三十晚上看到一个老农蹲在一个公厕旁边像守宝贝一样守着粪坑，当即对这一情景“触电”，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父亲》的第一稿画的是一个守粪的老农；紧接着，罗中立开始思考有关农民、肥料、土地、粮食、衣食父母、城市的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画的第二稿是农民捡粮食；最后，画农民头像特写的想法产生，《父亲》的前期构想完成。绘画技法方面，罗中立借鉴了美国超级写实主义画家克洛斯超级写实主义的手法。至于那支备受争议的、后来才加上去的夹在老农耳朵上的圆珠笔，罗中立自己的看法是：“我不是要表现一个旧社会的老头啊，我是要强调一个今天的中国农民。如果圆珠笔有这个作用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加上呢！”

　　第一次接触西方

　　他携思想而来，因为每一个属于自己的想法而激动得发抖，要做事的劲头，好像一列开进了他身体的火车，一直开，逼得他不能停。

　　罗中立坦言说：“我这样年龄的人，和新中国一起成长，一起经历了许多坎坷和风雨，是历史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给我们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父亲》在全国引起这么大反响是我没有想到的，应该说‘伤痕思潮’实质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也基于大家看到了当时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粉碎‘四人帮’之后，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应运而生。”

　　《父亲》使罗中立在中国美术界有了知名度和不可动摇的位置。其中一个典型的后续影响，就是1983年底，国家有关方面亲自点名让他到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去深造。

　　“我们是开放以后，政府资助奖学金的第一批人。那个时候的出国状态跟现在不一样，当时明确的任务让我们临摹一批名画回来，成立中国的临摹馆。国外的朋友听说我们这个任务，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但是那确实是中国当时领导高层的一种愿望，非常急迫地想学习西方。这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的一种心态，希望学到西方一些先进的东西，迅速地改变中国。”罗中立回忆道。

　　出国两年多，罗中立游历了欧洲、美国，共去了13个国家。很多人都会好奇因《父亲》一炮成名之后罗中立在创作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会经历怎样的冲击？罗中立曾经说起自己在国外的感受：“我经常这样问我自己：回国后该怎么办？当我看到整个欧洲的艺术现状之后我决定回国后还是要把握住自己，继续画我心中的农民。这一点当时是非常明确的。但怎样去表现农民，一直像画《父亲》那样去画吗？那样画还行不行？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1986年，罗中立回国、回到川美任教。当时正值美院领导班子调整，老院长找他谈话，想让他成为学校第三梯队领导班子的预备成员。罗中立婉拒了院方，仍然想埋头创作，就这样，到1998年之前，他一直作为普通教师在川美教书、创作。

　　1988年左右，罗中立策划修建都江堰工作室。虽然事实证明，在远郊修建工作室是后来中国当代艺术家建工作室的大趋势。但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搞一个工作室，要去一趟还得坐夜班火车。他当时想的是在国外游历的过程中，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模式会趋向郊区生活。政府对罗中立的都江堰工作室工程很支持，给他五十多亩地，每亩一两万块钱，他则发挥号召力邀请了十多位艺术家参与该工作室群项目。88年开始谈地皮的事情，89年开始建，建成是90年。

　　“刘家琨的处女作实际上就是我的工作室。我们交流以后，我说你放开地做，当成一个建筑作品来做！他当时很感慨，说我是他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甲方，给他完全的自由来设计一件作品。后来他反省他这件作品，说当时因为难得有这样一次机会，就把所有法堆上去了。”罗中立说。

　　最终要成为蝙蝠侠

　　即将到来的，正远远到来。仿佛一个已成年的孩子，满眼泪光地送走自己模糊的童年，他不得不把作为艺术家的自己一切为二。

　　1990年代中后期，川美老院长退位，学校陷入行政官僚局面，管理松散、每况愈下，且分为成都和重庆两个部分，成都方面希望罗中立等人过去，罗中立自己也倾向去成都。这个时候的川美几乎到了要散架的地步。罗中立被学校教职工投票选出来当院长，他又一次面临和十多年前一样的选择：艺术和行政职位，后者会对前者造成冲击。但这一次罗中立面对的是大家寄予自己的希望，母校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他最终还是和愿意帮他分担责任的那批同伴一起留了下来。

　　罗中立的艺术创作由于职务的变动而受到很大影响，他每年的个展计划、两年前就预订好的全球巡展计划统统取消，每天大部分时间被会议占据、正在创作的画稿全面停工。而另一方面，罗中立身在其位，充满干劲，想要做很多革新：“把有些浑蛋赶出学校、有些机构砍掉、把破制度改过来……”，要实现聘任制，要引进人才，要给有才华的师生提供工作室……

　　上任十多年过去后，罗中立说，他还是以画画为最大乐趣，到哪儿都带着速写本，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去国外旅行不参与家人购物，自己躲在咖啡厅画速写或者去博物馆看画；生活小事倾向于简单化，如果两个保姆同时来应聘，他会选择做饭什么调料都不放的那个。熟悉罗中立的人有的说他画画、工作之外的生活很枯燥，而据笔者观察，在采访、拍片过程中，他大部分时候表现得很安静、稳重，但也突然会冒出类似要求在吧台前拍一张调酒师照这样的逗趣想法，每当这时，我们就会想起他蝙蝠侠行头后面的那个身份——艺术家。

　　自1980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获奖并立刻被该馆收藏后，《父亲》每次出现都会引起轰动。最近的一次是9月初在苏州博物馆，开幕式上地方官员、艺术圈名人齐集，甚至有从文化部发来的贺电……不妨说，《父亲》在诞生30多年后仍然是被膜拜的。尽管罗中立的人生轨迹因为《父亲》发生变化，但艺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现在更多地看重的是他在艺术教育方面的影响和推动。即便罗中立本人不愿意，他四川美院院长的头衔毫无疑问已经盖住了艺术家的头衔。这似乎赢得了更多人的欢心，起码很多人希望英雄会永远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而不仅仅是一个只能对之行以瞩目礼的时代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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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获奖对罗中立经济上的影响显然是有益的，他卖出的第一张画是大三时候画的《年终》：“那个时候是兑换券，卖了七千，跟学校分成，我分了两成多，买了一个理光相机，那个时候很牛了，我用一块红绸包着，放在枕头边边。画是一个法国游客买的。前几年好像是拿出来拍卖了，卖了一千多万，成为他们家分割遗产时最有价值的一件。买画的老头儿去世了，去世以后他家里人不知道这件作品的作者，就在网上查，查到陆蓉芝那里，陆蓉芝认识我，马上就跟我联系，把那张画的照片传过来，我一看，当时四川美院小卖部，就是那个画廊的标签都还贴在上面。我就说，是我的画，没错。”

　　“我去的第一天先去报道、登记、注册、办理手续，让文化部开证明。之后我们先去卢浮宫，因为有介绍信，我们就可以从一个特殊的门进去，旁边很多人排了很长的队，像朝圣一样。第一次看到卢浮宫我很激动，我正在欣赏建筑上的一些细节，一群小孩子围上来了，我听不懂他们说话，但是我知道他们是要钱。后来几个孩子四面八方地围过来，动作很大，我低头一看，我的包被他们抢掉了，他们扭头就跑，然后我拼命地追，追了整个卢浮宫很远一条街，刚刚追到的时候，我看他们要把我的护照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就直接扑上去，一下子就把拿我护照的小孩子抓紧了，因为我所有的钱、身份证明、护照都在那个包里，如果丢了，会很惨！后来我才知道这一群小孩就是吉卜赛人，他们常年在附近作案，专门偷游客，尤其是亚洲人。这是我上的第一课。后来在那里临摹三个月，渐渐地他们就认识我了，有时候还打招呼的。有一次在火车站里面，另外一帮不认识我的走过来，慢慢地向我靠近，因为我已经知道他们的目的了，等他们走到离我最近的时候，我就突然做了一个功夫的动作，大叫一声，这些家伙吓坏了，拔腿就跑了，跑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停下来，学我的怪象。”

　　“工作室建成之后我就开始种树，十亩地现在已经种成一片森林了。不是绿化的概念，而是森林的概念。我在国外，最羡慕的就是他们的环境，哪怕是在大城市里，三两步路就是苍天大树。通过种树，我结识了这个领域方方面面的人。一棵树买过来，栽到院子里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真的是这样的。比如说讲价，这是正常的生意经了。但是树运出来的时候，如果你买的树要过一个村子的地，他就给你设卡，一棵小苗赔多少钱，就不让你过，意思是要你拿钱买路。再有，你路上也许会碰到什么东西，比如有一棵树，把农民的一个网碰坏了，村里很多人把商人的车子拦住，让他们赔，说了一个很大的数字，他们很受不了，然后就吵起来，最后打起来了，当地人很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最终还是要赔农民很多的钱。好不容易树拉回来了，林业局又来为难他们，因为他们都是私下买卖，林业局就要罚款，叫他们把树拉到林业局，然后他们又送酒、送烟，请吃饭，买通林业局，最后又把树弄到手了，但半路上又被公安拦住了，因为交通规定运输品的高矮什么的，这下又要把树拉走，卖树的人就跳下来，睡在车轮下面，还有些人把公安的车轮胎扎破，事情搞得乱七八糟的。后来他们把树终于栽好了，就回过头去找敲他们竹杠的那户农民，像黑帮一样半夜冲进去，把别人家里砸得稀里哗啦，报仇一样，把钱抢回来了。”罗中立说他连都江堰市挂牌的三百多年的银杏树——通常规定下不能动的树——都专门申报了政协、在林业局办了手续，用五十吨平板大货车拉进了自己的工作室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