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书画艺术家和学者黄苗子的去世在美术界、书法界以及人文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哀思，黄苗子个人官网授权方百雅轩网站在第一时间发布了黄苗子家人致各界朋友的公开信，黄苗子的三个儿子表示谨遵父亲公开发表的《遗嘱》，不举办任何追悼活动，不留骨灰，也不设灵堂。

　　百岁老人黄苗子生前曾经以一种非常诙谐淡然的方式谈论起死后的安排，这种不落窠臼违背常理的“设计”，却正体现了一生追求自然、自在与独立的黄苗子内心世界的强大与丰富：“我和所有人一样，是光着身子进入人世的，我应当合理地光着身子离开(从文明礼貌考虑，也顶多给我尸体的局部盖上一小块旧布就够了)。不能在我死时买一套新衣服穿上或把我以生前最豪华的出国服装打扮起来再送进火葬场，我不容许这种身后的矫饰和浪费。”他还幽默地说，由于活着时曾被住房问题困扰过，所以他曾专门去了解关于人死后“住房”——即骨灰盒的问题，才知道骨灰盒分30元、60元、75元……按人生前的等级办事。为此，他吩咐家属：预备一个放过酵母片或别的东西的空玻璃瓶，作为他临时的“行宫”。这并不是舍不得出钱，只是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脑力劳动者，他应当把自己列于“等外”较好。

　　尽管如此，鉴于这位真正的世纪老人坎坷而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他与艺术家郁风长达大半个世纪相濡以沫的婚姻，世人对于黄苗子的生平滋生了浓厚的兴趣。黄苗子的去世意味着又一个世纪文化老人的离去，也意味着深藏在他们人生历程的20世纪中国历史记忆的消逝。

　　黄苗子少时就读于香港中华中学，少年时代就崭露头角，在香港时就向报刊投稿所创作的漫画作品。受家庭影响，喜爱诗画文艺，8岁习书法，12岁师从名师邓尔雅先生学书法。

　　1932年，在“一·二八”抗战烽火激励下，初中还没读完的黄苗子抱着一腔抗日的热情辗转来到上海，刚来时因为没饭吃，只能拉黄包车混口饭吃。跟他一起拉黄包车的还有华君武。

　　1930年代黄苗子的履历显得特别复杂，他既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政府“公务员”，又是一名文艺工作者，可谓一身而兼两任矣。正是这种在国民政府体制内的官场经历，让1950年代以后留在大陆的黄苗子饱受人世坎坷与政治审查。1932年至1938年任上海市政府租界办事处办事员，卫戍司令部中尉书记，上海市公安局科员兼大众出版社《大众画报》、《小说半月刊》编辑，上海市禁烟委员会科员，南京《扶轮日报》编辑，上海市政府机要室科员，广东省政府秘书。

　　抗战爆发以后，黄苗子此前在体制内外的游离与挣扎心态暂时得到缓解，以救亡图存的名义他可以更加自由自在地利用各种体制性空间来发挥他的绘画、书法才能。文艺成了“战斗的武器”，他先后在广州、重庆、上海等地工作，参加抗日文艺活动。1939年至1949年任香港《国民日报》经理，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室总干事、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办公室总干事，财政部荐任秘书、简任秘书兼广东省银行监察人、中国实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兼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秘书处处长、中央信托局秘书处处长。正是在这个时期，黄苗子与左翼文化界交往日益密切。有一次，夏衍对黄苗子诉说《救亡日报》缺乏白报纸。黄苗子积极支持抗战，想出了个主意，建议夏衍以郭沫若的名义写个报告，上交广东政府，要求进口国外的白报纸，理由是宣传抗日，这样可以免关税。夏衍照计而行，很顺利地得到批准。多余的纸张，在广州卖出去，得到一些钱，又可以养活《救亡日报》了，一举两得。

　　当国民政府的官员黄苗子向郁风求婚时，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风觉得难以抉择。夏衍专程到盘溪徐悲鸿的美术学院找到了郁风，玉成了黄苗子、郁风这对佳偶。1944年5月，他们在郭沫若的家里举行订婚仪式。当年11月，不同政党的要员在重庆一同参加他们的婚礼，书法大家沈尹默做证婚人，柳亚子和郭沫若合诗：“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

　　1944年，婚后的黄苗子在重庆定居。在黄公馆不远处，有一个更为方便的文化人住所，名为“碧庐”，这是电影界著名报刊编辑唐瑜自费建造的房子，用来接纳文艺界的穷朋友。常常在这里的有夏衍、丁聪、吴祖光、叶浅予、金山、冯亦代、盛家伦、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大家性情相投，自由自在地欢聚一堂。他们还结交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乔冠华这样的共产党朋友，从延安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中有个陕北名词“二流子”，这些文化人便互相用“二流子”调侃。有一次，郭沫若来“碧庐”聊天，兴致勃勃地要题匾“二流堂”，一时没找到宣纸和毛笔，但“二流堂”的名号从此就叫开了。

　　著名画家黄永玉至今还记得他与黄苗子、郁风夫妇结识的细节：“大约1946年、1947年吧，那时我不过是个本分、老实的20岁出头的孩子。上海的生活似大浪淘沙，我不过是被浪涛翻来覆去卷动着的那一大片细沙中的一粒。忽然收到一封飘逸俊秀的苗子郁风的毛笔信。信，充满真诚，第一次的友谊有如最初的蜜，浓郁而倾心(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大意是听朋友传说我在上海的生活，使他俩感动；看到我的木刻，令他们欣赏(这点意思，至今我还怀疑自尊心是否受到骚扰！我没有这么好吧)。他俩愿意买我几张自选的木刻作品，让我定个价钱给他们，他们从南京把画款寄来。”这一回忆印证了黄苗子生前反复提及的他非常重视朋友的友谊，他的一生既得益于朋友的温情与提携，同时也因为朋友圈子的复杂而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里备受折磨和审查。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苗子长期居住在北京。1949年后的北京栖凤楼，住着黄苗子和郁风、吴祖光和新凤霞、盛家伦、戴浩，盛家伦称这里是北京“二流堂”。齐白石、老舍、梅兰芳、洪深等名人高士往来不绝，连上海、广州、香港各处来人，也都往这儿跑。黄苗子生前反复强调说：“我这一辈子得到过最大的益处就是朋友。我原来只是中学毕业，没有什么学历，都是靠长辈、朋友的帮助，才有了一些学问。”黄苗子的话确实是肺腑之言。

　　1957年，黄苗子到广州送母亲上船回香港，为了研究唐代画圣吴道子，特别去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先生。当时，陈寅恪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要跟着一条白线去课堂。黄苗子记得：“陈老的头脑十分清醒，博闻强记。他指导我，让我查《新唐书》——第几卷第几页有一些有关唐代壁画的材料，《旧唐书》第几卷第几页也有——都是如数家珍。”

　　1957年“反右”时，黄苗子因“二流堂”以及曾经在国民政府就职的往事被划为“右派”，1958年被发配到北大荒去伐木。黄苗子的妻子郁风生前曾回忆，无论在什么状态下，黄苗子那颗热爱生活的心都没有变，他总是笑着面对强加给他的苦难，在发配北大荒时，他居然在居住的马架子前开辟了一个小花园，把挖来的野花全都培植起来，并用树根木段做了桌椅，大家能坐在这个小花园里呼吸春天的气息。可是这一切都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花园被捣毁，黄苗子受到批斗。但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表达大自然带给他的喜悦：“今天是北大荒最好的天气，我今天在路上看到第一朵开了的马兰花，摘下来寄给你。(去年寄到家里的花种种上了没有呀？)云山水库旁一片嫩绿，各种野花已经开始开放……早晚上下班走一小时的路，欣赏朝晖和晚霞，牧场的牛群有各种的颜色，更增加美丽情调，可惜没有时间和技巧用画面表现。”由此可见，即便处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黑暗年代，黄苗子仍旧保持了对自然美的直觉，艺术家的心灵之广阔在家书中一览无余。

　　1967年12月，因“二流堂”等历史问题他进了秦城监狱，这一关就是7年，和郁风关押在同一监狱却互相不知下落。在黄苗子看来：“近百年来，国家民族的灾难，知识分子往往首当其冲，这是历史使命。在个人来说，‘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正是经受千锤百炼、把自己人生境界提高的机缘。”即便是那段充满辛酸的日子，黄苗子的描写都带着几分调侃几分幽默，恐怕他也算是关在监狱中研究臭虫的第一人了。黄苗子的《捉虱》一文很是著名，在监狱里面研究臭虫，以乐观的心态度过特殊的岁月，以豁达的胸襟包容命运的无常。

　　黄苗子在生前接受记者采访，谈及“文革”期间的7年监狱生活时，没有诉苦，也没有对政治的控诉，反而是在体验人世间最深重的苦难之后对自我灵魂的提炼，他不是在感激苦难与命运，而是认为当个体面对体制性的巨大灾难时，应该在有限空间里无限地扩展人的内心生活。知识分子的身体可以被禁锢，而灵魂却可以是永远自由而独立的。这当然是一种更积极健全的心态，虽然不是顾准、张志新、林昭等人那样的刚烈，却也是坚守了一种知识分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本色。

　　他如此坦言其人生观：“我有个习惯，不因生死烦恼，坐监，倒霉，反正就是如此，所以不犯愁。当时在秦城监狱，有两个很大的图书馆，虽然只有鲁迅和马列的书，但有书看，身外的事就可以忘却，偶尔家里也能送点历史书来，所以一点也不觉得闷，倒不觉得日子难过。那时在里面，是不准和任何人接触的。一个人长久寂静，没有多少事做，脑子就活动得更厉害，思想活动也越激烈。我就经常想怎样写好字，在里面琢磨。我在书法方面要说有些收获，基本上是‘文革’以后的事，那还都要得益于此。在狱中几年，我还自娱自乐，经常写打油诗呢。由于没有纸笔，因此留存下来的诗很少，到现在更是找不到一丝痕迹了。有句话说，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很有道理。人生经历苦难，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确实倒霉，但从另外一方面看，那也正是锻炼自己情操、气质，深刻体验人生并且不由自主找途径发泄之时。‘诗穷而后工’是真理，人生经过惊涛骇浪，往往能够增进自己的艺术成就。在狱中的那些年，我并没有闲着，读书，思考，探索，反正积累了那么久，忽然间有一点领悟，这也是正常的，出来后就有了许多事情做。”

　　“文革”结束以后，黄苗子、郁风夫妇才从政治的梦魇中逃离和苏醒，重新焕发了创作的激情，他在三联书店(微博)出版了系列作品集，同时也在《读书》、《随笔》、《书城》等各种刊物撰写文章。他如一块被政治的阴霾淹没得太久的玉石，重新回到阳光底下焕发出璀璨的光芒，向同辈尤其是晚辈的书画爱好者散发着温润而诗意的气味，滋养着后来者的人生与心灵世界。

　　艺术家郁风的身份是多重的，她既是黄苗子的妻子，同时也是黄苗子作品的艺术批评者，正因为此，他们被称为中国艺术界的双子星座。郁风曾说，“我经常是他的第一个批评者，他写了字，我其实不懂，但是我从艺术的角度、直觉、构图等方面，最不客气地评价。他有时候听，有时候也不听。我的画，他也批评。后来，他总说他画画是跟我学的，其实不是。我们先后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0年，那里地大人稀，住的房子很大，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室。我们一共有3个工作台，中间有一个大桌子，我画完以后的颜料都不用收起来，他写完了字就‘偷用’我的颜料画画。”

　　2007年，老伴郁风去世让晚年的黄苗子跌入到人生的低谷，相濡以沫的郁风曾经是他面对磨难的精神支柱，郁风不在了，连一个回忆往事的人都找不到了。

　　艺术研究学者黄大德记述了他在这一段特殊时期与黄苗子的交往：“3年前我到北京看他时，郁风老人刚刚去世不久，他还没从悲痛中回过神来。昔日房间各处塞得满满的书籍，挂满各式各样艺术品的客厅已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说，‘我准备把藏画全部卖掉，成立一个和郁风共同命名的基金会，用于文化教育事业。’这次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基金会的事：‘我的画全卖了，筹得3000万元，基金会成立起来了，总算了了我们一桩心愿。基金会承梁爱诗当理事长，她是律师，有丰富的监管经验，我放心。’基金会主要是扶助文化艺术与教育事业，例如，每年向中央美术学院提供赞助，用于帮助40多名贫困生解决学费；为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他捐赠51万元专门用于帮扶四川艺术职业学院藏区‘9＋3’免费教育计划的唐卡绘画专业学生……他勉励受助的莘莘学子：‘无论是做人还是搞艺术，都要懂得爱，为了人类之爱，时时抱着一颗善良的爱心。’基金会的成立，大大小小的实践，令他欣慰：‘做人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

　　可以说，爱的哲学是填充黄苗子心灵世界的底色，而对艺术发自内心无功利的追寻，对美和自由的向往则是黄苗子精神世界的支撑。黄苗子一生涉猎广泛，对书法、水墨、漫画、艺术理论以及诗歌、散文均有精深的研究和创作，使他成为艺术界少有的全才。纵观他的艺术生涯，他在艺术方面的最大成就当首推书法。黄苗子自12岁师从书法家邓尔雅学书法，到如今书法艺术伴随他已有80余年。他的书法独具风格，自成一家。著名学者熊秉明教授曾给黄苗子的书法以极高评价：“在当代中国书法界，黄苗子的书法是最接近抽象线条的几何结构。他的风格可与西方抽象画家的风格媲美。”

　　李辉是《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的作者，他也曾经编选过《黄苗子自述》，撰写过《黄苗子画传》，可谓是黄苗子的忘年之交。1998年2月，黄苗子在写给李辉的一封信中这样回忆“文革”：“眼看大批的线装书和自己告别，眼看五十年代初，由郭沫若指示我到旧书摊以贱价买得的二十四史，在出版社的屋中被串联来住的红卫兵逐本拉出来焚烧取暖，我的心是酸的。过不久，眼看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照片中，背景是满架书香的线装书，我的心是迷惘的！”

　　李辉在《晚安黄苗子》一文中深刻地呈现了一个艺术家精神上的坚忍与激情：“他是一个艺术家。无论处在何种情形下，对艺术的渴望，永远挥之不去。‘文革’期间，黄苗子在监狱里度过将近7年。从半步桥监狱到秦城监狱，他一直被单独囚禁。孤独、痛苦的监狱生活，无疑是对生存信念、艺术精神的最严峻的考验。但它又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人充实，让人坚韧不拔地活下去。他回忆说，没有纸笔，他就用意念继续着书法的揣摩。看着墙上滴下的水痕像一个字，他就仔细观察其中的结构，线条。他想，出去之后，应该用这个方法写字。有时，兴之所至，他会如醉如痴地挥舞着手指，在空中划来划去，寻找一种感觉。他说，在那样的时刻，他的内心充溢着活力。”

　　这或许是书画家和学者黄苗子留给我们这个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喧嚣时代的最大一笔精神遗产，那就是无论知识分子处于何种逆境，都应该设法保持内心的自由和人格上的完整性，并以对艺术和写作的信念去抵抗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只有这样，艺术的薪火才能久燃不熄，光照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