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洛玛·毕加索 3岁的帕洛玛和她的母亲弗朗索瓦丝·吉洛 正在家中墙上画和平鸽的毕加索

帕洛玛·毕加索为蒂芙尼设计的Goldoni珠宝作品

鸽子Dove

　　她被评价为“有一张高贵美丽的脸庞，如同出自她父亲新古典时期的画作”。

　　帕洛玛·毕加索(Paloma Picasso)在北京的鸡尾酒会设在北海快雪堂院落里，也就是傍晚五六点钟，公园里已经漆黑一片。11月中旬的阴冷北风中，沿着西岸一路往九龙壁方向走，几乎见不到什么游人，黑暗中只有湖中心被灯光打亮的白塔连同底下那一圈绿树，像幻景一般浮现在对岸。

　　我在溥杰题字的“快雪堂书法博物馆”悬额前停下来，从红色的大门外就可以望见里面灯火通明，而且是异常温暖的红色调，像是特意与一路上的阴冷幽暗形成对比。那是个三进的庭院，先后是澄观堂、浴兰轩与快雪堂。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帝得到明代冯铨辑选的从晋代到元代20位书法名家墨迹以及冯铨家中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石刻后，特意在澄观、浴兰后面增建了金丝楠木的快雪堂，将48块墨迹石刻镶嵌在东西两廊的内壁上。

　　帕洛玛·毕加索还没有到来，她低沉的声音不停地回响在浴兰轩中，屋子两侧的电视屏幕上，她正在讲述自己如何开始珠宝设计生涯。拍摄地点是在她的设计工作室里，墙上贴满大大小小的照片、画稿和纸张，她站在一张白色的大工作台后面，穿了件黑色衬衣，敞开的衣领正中间是配黑丝绳的硕大几何图案Zellige金吊坠。桌上白色玻璃花瓶里，插着几枝挂着沉甸甸青绿果子的树枝。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对珠宝感兴趣，如果你看到我小时候的照片，你会发现我戴着与小小年龄不相称的项链、耳环等首饰。长大一点后，我就经常到巴黎的跳蚤市场买廉价漂亮的珠子，用好玩的方式把它们串起来。我把它们穿在衬衣里，这样没人看得到，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对珠宝的内在而不是外在感兴趣的原因。”

　　那段影像中确实有几张她小时候的黑白照片，应该是她一家人在法国南部夏天度假时拍摄的。坐在躺椅里的老毕加索把帕洛玛和她的哥哥克洛德抱在膝上，梳披肩发、穿无袖连衣裙的母亲弗朗索瓦丝·吉洛(Francoise Gilot)站在椅子后面，略低头看着她的两个孩子。还有一个更加温馨动人的场景是毕加索和两个孩子在画室里玩跳绳，帕洛玛和她的父亲一人一头摇着绳子，背对着镜头的克洛德跳在半空。不过，小帕洛玛的身上可没有什么首饰，3个人都是光溜溜的，除了短裤什么也没有穿。

　　成年后，她还曾经对《纽约客》杂志回忆起童年的快乐。“我们每年和他一起过圣诞节、复活节和夏天的3个月，我们有海滩、音乐、大房间，到处是画作，那是最美好的时光。”她记得在俯瞰地中海的别墅大房间里穿来穿去，坐在画室的地板上画画，有时候毕加索在画她。

　　帕洛玛·毕加索从门口走进来，她的出场并不令人惊艳。她穿一身黑衣黑裤，外面罩一件黑底带红色盘花的真丝外套，戴着她今年和蒂芙尼合作的“威尼斯”珠宝系列中的Goldoni镶红宝石项链。就像她说过，黑色是她的首饰最好的背景，能衬托出珠宝的美，而外套上柔美的花朵和线条显然是为了呼应她的Goldoni项链上的花纹曲线。

　　今年62岁的帕洛玛·毕加索已失去了往昔咄咄逼人的美貌，但是她的脸仍然很容易被辨认，侧脸的线条尤其清晰美丽。过去，她被评价为“有一张高贵美丽的脸庞，如同出自她父亲新古典时期的画作”。

　　她曾是她自己品牌最好的模特，有幅著名的照片，是理查德·埃夫登(Richard Avedon)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为她的香水拍摄的广告，她的脸部特写——浓黑的眉毛和眼线衬托深色眼珠、略带不祥预感的大眼睛，血红色的嘴唇对比黑色的皮肤和苍白又完美无瑕的肌肤，红手套上套一枚超大的坦桑石戒指。这是一个兼有神秘与美艳的形象，任何人看了这张照片，大概都会觉得她是个极其强势的女人。

　　她父亲的“蓝色时期”只有3年，帕洛玛·毕加索对红色的迷恋几乎持续了她的一生，甚至有一种红色被命名为“帕洛玛红”。说起来，20世纪80年代那个大垫肩时尚、工作女郎的年代，才是真正属于她的时代。1984年，她和法国欧莱雅公司合作推出“我的香水”，由调香师弗朗西斯·波克利斯(Francis Bocris)调制的以玫瑰为中心的檀香型香水，“提供给像我这样的坚强女人”，被认为不仅捕捉了它的缪斯活泼的、戏剧性的魅力，也捕捉到了它的时代精神。

　　1987年，她又和欧莱雅推出“我的红色”口红，就像她自己习惯穿红色、金色和黑色的服装，鲜红的口红被包装在一个金色圆筒中，曾经在欧洲畅销一时。在50多岁之后，她自己放弃了标志性的鲜红唇膏，“红唇变成我的签名，我不想被辨认出来，所以我不用了”。

　　她的珠宝设计才华最早是从舞台上呈现的，从南泰尔的巴黎大学毕业后，她在巴黎一些前卫剧院担任服装造型师，为巴黎Folies Bergeres剧院演出设计的一条莱茵石项链吸引了剧评家的注意，因此决定重新进修专业的珠宝设计课程。服装设计师伊夫·圣洛朗罗兰见到她重返学校后的首批作品，请她为他的服装系列设计珠宝。1980年，蒂芙尼公司设计总监约翰·洛林(John Loring)与她合作了第一个独家设计系列，这种专属的合作关系逐渐让她赢得世界上顶尖珠宝设计师的声誉。

　　从设计风格上说，帕洛玛·毕加索偏好大胆妖娆的形状、链环和编织，表面高度抛光或者有质感的浮凸纹理，加上独到的色彩搭配。她喜欢用大颗的、有异国情调的彩色宝石，从红玉髓、茶晶、黄色石英石、艳蓝色坦桑石、橙色猫眼石到粉红色碧玺，对当时以钻石和珍珠出名的蒂芙尼来说是个大胆的开始，在这之前，蒂芙尼没有以如此强烈的方式来使用彩色宝石。

　　她回忆第一次进入纽约蒂芙尼公司的情景：“我被带领到五楼的会议室，整张桌子上堆满了各种色彩、各种形状的宝石，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面对如此完美的宝石，几乎令人畏惧，但是我投身进去，直到今天，我仍然惊叹蒂芙尼提供给我的无限可能性。”

　　在与蒂芙尼合作的早期，她迷恋于一些标志性的符号，像“X”和“涂鸦”系列几何形的波浪曲线，频繁地把这些平面设计的元素用在首饰设计中。“灵感就是向周围的环境打开自己，然后集中到最吸引你的东西：形状、色彩、纹理、符号等等。有时候，这些印象回到脑海中，成为你的设计的一部分。”她解释她那个代表爱与美的“X”标志，“这要追溯到我在英国上寄宿学校的时代，学校里的女孩子写信的时候，在信末画上字母‘X’来表示接吻。对于我这样的巴黎女孩来说是很新奇的事情，从此一直记在心头。”

　　帕洛玛·毕加索的母亲弗朗索瓦丝·吉洛从1944年开始和毕加索一起生活，1953年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他，两人从来没有正式结婚。吉洛说过她为那些年的共同生活付出了“血的代价”，她实在厌倦了他的残忍和冷漠无情，厌倦了和“一座历史纪念碑”一起生活。后来，她嫁给了最早发展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美国生物学家约纳斯·沙克(Jonas Salk)博士。

　　毕加索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他的晚年并不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据说他经常虐待他的儿子保罗，忽略他婚姻之外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这位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艺术家，1973年去世的时候，他留下了当时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遗产，却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就像许多令人羡慕的遗产成为有毒的圣杯，他的遗孀杰奎琳·罗克(Jacquline Roque)和他3个婚姻之外的孩子——帕洛玛、克洛德和玛雅为那些绘画、雕塑和素描的分配，经过了长达6年的官司和争执，同时也包括使用毕加索这个名字的商业权利。

　　大概14岁的时候，帕洛玛·毕加索和她的哥哥克洛德再也没有被允许进入父亲的家门，美好的童年就此结束了。也是在那一年，她早早地感受到了毕加索这个姓氏难以逃脱的力量和分量，感受到了父亲盛名的重压。“我从小画画，但是从14岁开始，有几年我再没有碰过画笔，我对成为一个艺术家感到恐惧，我被彻底吓倒了。因为人们总对我说：原来你也画画，那你会成为你父亲那样的大画家。”

　　她不想成为艺术家，一度对建筑的兴趣也很快放弃了，因为意识到其中需要大量的数学计算，那不是她的强项。她害怕每个人会嘲笑她，嘲笑那个著名的姓氏。父亲去世之后，她甚至一度停止了设计，她曾讲述说：“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只是看着他所有的画作，有种被淹没的感觉。”

　　如果说帕洛玛·毕加索早期在欧洲的设计生涯多少得益于她那个可以立即被全世界辨认出来的姓氏，到现在一切在她自己的创造才华下生根开花。她和蒂芙尼的专属合作关系已经持续了31年，每年发布一个包括10～20件作品的新系列，加上一些限量和特殊的作品。仅珠宝这一项，从价格几十美元的银质项链到几十万美元的坦桑石项链，她的设计总数已经超过1000件。

　　现在，她和她当医生的丈夫埃里克·特维奈住在瑞士，每年去纽约旅行几次，有时候也会出现在蒂芙尼在世界各地的销售城市。就像这一次的北京之旅，她站在快雪堂里表情愉悦地向人讲述旅行的兴奋之情，脸上一直带着她标志性的微笑。这让我想起她曾经说过：“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我进入时尚业，我的标志性外观红色唇膏是一个强有力的形象，某种程度上成为我的盾牌。这有点像歌舞伎，你的脸是一张面具。你让自己暴露在舞台上，但同时也隐藏在角色后面。”

　　“我的父母经常对我说，一位艺术家最重要的是成为真正的自己，不要仿效任何人。他们从来不会直接对我说，他们认为我做对或者做错了，我必须自己去认识清楚。我父亲的作品中，我最偏爱的是他为1949年世界和平大会创作的鸽子，我在那一年出生，所以父亲给我起名‘帕洛玛’，西班牙语中‘鸽子’的意思。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设计。我喜欢首饰是因为它与所有的情感相联系，每一件背后都有它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