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宋大川接受记者采访。本报记者 薛珺 摄

　　“如果事先没有考古勘探，直接建公路，这些恐龙大脚印极有可能就淹没了”。昨日，市政协委员、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拿着刊有“延庆发现恐龙大脚印”的报纸，“举证”自己在本次政协会上第九次提交的关于地下文物保护的提案，“两届委员，一连9年，我只做了这一件事，呼吁"要动土，先考古"，他说。

　　委员呼吁“要动土，先考古”

　　与前八次政协会提交的提案相比，本次政协会，宋大川的提案虽然还是保护地下文物，但内容略有差别。此前，他一直呼吁出台地方法规；本次，他提请制定政府文件。

　　“立法，也许还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行政机关的政府文件应该很快”，他说，五年届满，他不知道是否会再次当选，这次也许是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最后一次呼吁“要动土，先考古”，所以他希望“速战速决”。

　　宋大川的话不多，小组讨论时多数时间他都在听其他委员发言，座谈会、专题讨论会等场合他更安静。可只要提到地下文物，他就会滔滔不绝，而且一改平时的平稳语气。

　　一个人的声音变成几百人的声音

　　在宋大川眼中，古都北京的地下世界是一个聚宝盆，“地上文物记录了千年，地下文物是几十万年”，他说。可在他脑海中，同样有一笔地下文物损毁账：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发现文物后继续施工；地铁四号线圆明园站发现清代御路仍继续施工，直到无法施工，破坏了100多米长的清代御路；北京西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工程建设中发现古墓，部分出土文物不知去向……他曾经数次出现在这些文物损毁现场，恨自己到的太迟。

　　“所以，立法，制度化，才是保护地下文物的根本之道”。宋大川回忆，2003年第一次提交关于奥运场馆地下文物保护的提案时，立即引起市政府的重视，20余奥运场馆的地下勘探立即启动，1500多件文物随后出土。当时，他以为地下文物保护立法也会延续这个速度。可是，喊了9年，直至目前法规还在酝酿中。

　　“9年，最欣慰的是，当初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后来地下文物保护立法提案两次上了市政协的建议案，整个政协的力量在推动，变成了几百个人的声音”。宋大川说，9年来最欣慰的事情，同时也是最遗憾的事情，“2009年地下文物保护立法就已进入了立法调研阶段，但法规至今还未出台。”

　　宋大川说，如果自己不能连任，希望还有新委员继续跟踪地下文物立法，“哪怕不立法、不制定政府文件，只要在现行的政府规章里加一条也好地下考古勘探是项目开工建设的前置条件”。

　　本报记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