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达摩

　　由于活着的时候被住房问题困扰过，黄苗子曾专门了解过人死后的住房--骨灰盒分30元、60元、75元……按生前等级办事，当了副部长才可以买100元以上的盒子为骨灰安家落户。当然，这是30年前的物价标准。黄苗子于是公开发表遗嘱，让家属预备一个放过酵母片的空玻璃瓶作为自己的死后“行宫”。

　　“关于骨灰的处理问题，曾经和朋友讨论过，有人主张约请几位亲友，由一位长者主持，肃立在抽水马桶旁边，默哀毕，就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有人主张和在面粉里包饺子，约亲友共同进餐，餐毕才宣布饺子里有我的骨灰，饱餐之后‘你当中有我，我当中有你’。……后者好是好，但世俗人会觉得恶心，怕有人吃完要吐。为此，我吩咐我的儿子，把我那小瓶子骨灰拿到他插队的农村，拌到猪食里喂猪，猪吃肥壮了喂人，往复循环……”

　　怀着如此生死观的人，自然不会死得太难看，“我绝不是英雄，不需要任何人愚蠢地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白流眼泪……如有达观的人，轻松地说，‘哈哈！黄苗子死了。’用这种口气宣布我已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恰当的，我明白这绝不是兴灾乐祸。”

　　因此，我们不必在此故作沉痛，一个经历丰富、诗画文皆可观的老者，寿尽而逝，一声长叹，如是而已。黄苗子生前早已放出话来，谁敢在他死后对他歌功颂德、推崇备至，为他套上光环，他就要如郑板桥所说，“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黄苗子原名黄祖耀，少年时期向报刊漫画版投稿时，依画家黄般若的意思，改笔名为“苗子”--他小名“猫仔”的半边。

　　他自称是个没正经的人，二十多岁在绘画艺术方面偏爱漫画，书法打一开头就喜欢上怪怪的郑板桥体，连作诗都喜欢“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那类打油诗，“可以说，对于诗、书、画，我都倾向于歪门邪道那一路。”--他的“安晚书屋”门前一副自撰篆书楹联很好地说明了他的艺术风格：“春蚓爬成字；秋油打入诗。”

　　18岁时，自认已经成人的黄苗子“离家出走”，只身来到上海。因父亲的关系，没有加入国民党的他在国民党政府成了高级公务员。正是那一时期，他结识了夏衍、潘汉年、叶浅予、华君武、丁聪、张乐平等进步知识分子，成了美术界的中坚力量。他发表了大量作品，并爱上了郁达夫的侄女、画家郁风。

　　黄苗子求婚时，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风觉得难以抉择，夏衍专门出面当说客，促成两人的“国共合作”。这对因书画结缘的男女在重庆天官府郭沫若的家中举办了订婚仪式。

　　黄苗子的政治态度自此逐渐明朗起来。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黄苗子看到文件立即通知周恩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谈话公开予以揭露，终结了国民党的预谋。1945年，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接见了黄苗子，黄把毛的《沁园春？雪》交给重庆《新民报》发表。作为文人，他对这首诗词的气魄是由衷欣赏的。

　　诟病黄苗子的人往往愤愤不平他对聂绀弩的出卖。读过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的谢泳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其主要证据，是聂的“反革命”刑事档案里，很多是他赠与黄苗子的诗词，却被附上了逐字逐句的诗文解读。与聂绀弩私交甚笃的章诒和因此在《南方周末(微博)》发表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虽未点名，但章承认，“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看法--聂绀弩入狱被捕，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有采访者旁敲侧击地问过黄苗子这个问题，黄老的回答是：“文革里写过揭发材料，文革前一个字也没写过。”就此提出道德质疑也许是苛刻的，在“告发”聂绀弩的高压时代，黄苗子也被其他文人监视和告密，也同样被“文化大革命”打倒。

　　聂绀弩看得明白。他曾对章诒和说，告密是由专制的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人们通常只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也迟早会对耶稣下手。”聂因此并无怨怼之情，直到八十多岁，黄苗子依然是他的好友，是懂他诗文妙处的解人。

　　黄苗子的儿子们在公开信中写道：“只要记住他的幽默、达观、谦和就够了。”是的，这个眉眼常带笑的老人，并没有因为阴谋与浩劫放弃诗文酬答的爱好，直到暮年，他跟老朋友之间互相赠来赠去的打油诗里依然浸透了旺盛的生命力。只可惜他曾经出版过的打油诗集《牛油集》以及与丽尼、杨宪益、邵燕祥互相酬答的《三人詩集》如今已经散佚难寻。作为文人，在100年里活过了因文获罪、字字必究的文字狱时代，又活过了诗文贬值、无人捧读的后商业时代，他也就活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