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有守（左）和张大千在八德园张大千自立笔冢前 张大千在巴黎展出的巨荷作品

　　郭有守，字子杰。20世纪50年代起，他在行动上一步步帮助老友走进巴黎，走向欧洲，成为张大千走向世界的一位至关重要的媒介人物。在郭有守的精心策划下，张大千于1956年走进巴黎，在东方艺术博物物馆登场亮相，从此开始了郭张携手十年的欧洲之旅。1966年，郭有守起义并返回大陆，张大千则自此退出欧洲，转向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另辟新天地。郭张携手的十年间，张大千的成败得失与郭有守的策划安排关系很大，真可谓成也子杰，败也子杰。

　　包立民 

　　子杰者何人？他与张大千有何关系？他与张大千进军巴黎艺坛又有什么关系？这是本文试图探索的命题。

　　子杰，姓郭，名有守，四川资阳人。1920年在巴黎与徐悲鸿蒋碧薇夫妇、张道藩等数人组织“天狗会”。回国后，担任国民党教育部科长，倡导教育电影运动，著有《我国之教育电影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国民政府内迁四川，出任教育厅长。因他精通英、法、德多国外语，又转入驻外单位，出任国民党教育部驻联合国科教文教组参事，寓居巴黎。

　　郭有守为人热情，善于交际，文艺界友人甚多。20纪30年代，寓居南京傅厚岗，与徐悲鸿夫妇比邻而居。徐悲鸿时任中央大学美术科主任，举荐张大千为美术科教授，也许经徐氏介绍，他结识了张大千。张大千是内江人，内江距资阳不远，少年时代曾随四哥张文修在资中就读数月，郭有守较张氏小一岁，据张氏说是中表亲族，故有中表之谊。20世纪30年代是张大千闯荡南北画坛、声名鹊起的时期，而郭有守正紧随蔡元培在影艺界倡导电影教育运动，各忙各的事业，估计交往甚少。据现有资料，他俩交往日多，当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时张氏自敦煌临摹壁画满载而归，届时又值郭有守升任四川教育厅长，兼任美术家协会主席。张氏在成都、重庆两地举办画展等事，恰归郭氏管辖之内。

　　据李永翘先生编著的《张大千全传》1944年条记载：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由四川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成都提督西街豫康银行大楼隆重开幕。又载：2月14日，由四川美术家协会主编，出版《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特刊》。又载：3月15日，四川美术家协会主办“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在成都祠堂街四川美术家协会礼堂开幕。又载：3月25日，适逢全国首届美术节，四川美协于成都祠堂街美协举行首届美术节纪念大会，参加者有美协会员暨来宾百余人，张大千也出席了纪念会。又载：5月19日教育部主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重庆上清寺中央图书馆隆重举行。自1月至5月，四个月中，有关敦煌壁画及展览出版事项频频出台，郭有守作为教育厅及美协的一方诸侯自要过问关照。不仅如此，他还在“特刊”上，亲自撰文盛赞张氏举办的这次展览是“艺术上的一件大事”，盛赞张大千的聪明才智以及在艺术上作出的巨大成就。郭有守在文中赞道：“他把优越的艺术天才，极丰富热烈的感情，最坚决自信的意志，都用在他的艺术上。三者的谐和，使他对于艺术发生的爱，比自己生命还看得重要，所以他肯牺牲，不辞八千里途程跋涉，以两年半的时间，临摹了敦煌代表作品，以私人做了一件应该由政府所做的事，这是值得格外称颂的。成都旧有小巴黎之称，如果张大千能把他的作品都留在成都，至少在美术方面，成都可比巴黎无愧色。以一代画师临抚前几代的杰作，两皆不朽。凡是来参现的人，必会愉快荣光。因为张大千早已不仅是中国的张大千，他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的张大千。”

　　20世纪40年代，郭有守已预见到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在世界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堪与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博物馆藏品比美，并由此断言张大千早已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他的这个断言，堪与徐悲鸿30年代所说的“张大千五百年第一人”遥相呼应。如果说徐悲鸿是大千的一大艺术知音的话，那么郭有守又何尝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张大千去国离乡，尽管徐悲鸿多次托人捎信传话，劝他回来，但张大千去意已决，婉言谢绝，这一对惺惺相惜的知音，从此天各一方，再也没有相聚。而同时流亡海外的郭有守，却风云际会，20世纪50年代与大千在巴黎重聚，并有声有色地为大千导演了一出进军巴黎、进军欧洲艺坛的交响曲，为大千提高国际知名度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实践了他对“张大千是世界的”的预言。

　　进军巴黎的前站

　　张大千首次步入巴黎，时在1956年6月。但进军巴黎却并非是一步到位，而是由日本东京过渡而来的。东京也成了他进军巴黎的前站。

　　1955年12月，日本国立博物馆、东京博物馆、《读卖新闻》联合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及“近作展”。他一破在国内不出席开幕式的惯例，出席了这次开幕式。前来参观的众多艺术名流中，有一位日本西画泰斗梅原龙三郎，他观后极为赞佩，认为张大千已不仅是中国的画家，而且是东方美术的代表者，应该进军欧洲，让西方人士也了解东方绘画的博大精深。这是张大千在异国他乡遇到的第一个知音，他久蓄进军欧洲艺坛的雄心壮志，要把中国书画艺术和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推广到世界各地。梅原的判断与郭有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1956年4月，张大千再度赴日办展，彼时，曾两次观摩过张氏画展的巴黎东方艺术博物馆馆长萨尔对张大千产生了兴趣，当即邀他赴巴黎办展。在萨尔的盛情邀请下，他决定前往巴黎一展风采。东方艺术馆馆长萨尔为何两次横渡太平洋，两度赴京都观摩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及他的近作展？是否与寓居巴黎的郭有守有关？近年，读了一部由孙云生口述、朱介英执笔的《绝美的生命交集——孙云生与张大千交往录》，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书中提供了萨尔对张氏产生兴趣的原因，帮助我解决了多年的疑惑。孙云生可说是大千艺术的衣钵传人之一。他保存着不少张氏给他的白描画稿和往来书信。他的书中记述了1953年与乃师的交往：“这一来大千先生也开始活跃起来，积极地进行画展的筹备工作。在台湾的要务由我为他料理，而他本人则到日本去寻找一些台湾洽购不到的绘画材料。大千先生在巴黎的表哥郭有守曾赠送一批藏画给Cernuschi(东方艺术博物馆)，其中有十二幅正是大千先生的画作精品，这一举动为大千先生进军巴黎埋下了很好的伏笔。”孙云生的这段口述，在张大千的年表1953年条中也有记载：“张大千好友郭有守赠大批藏画给巴黎Cernuschi博物馆，包括张大千画作精品”。这一鲜为人知的史实，揭开了萨尔接触中国现代画家作品，并对张大千作品产生印象的隐情，同时也揭示了他一而再地飞越太平洋，赴东京观摩张大千画展的真相。

　　有关张大千1953年给巴黎博物馆赠画之事，台北历史博物馆1976年编印的《张大千作品选集》张氏年表记载：“1953年癸巳，旅游美国又至台北，台北展览，捐赠十二幅作品给巴黎市政厅”。孙云生说是捐给巴黎东方艺术博物馆，而张氏年表记载却是巴黎市政厅，两者究竟孰是？我向远居美国西海岸的张氏后人张葆罗求询，据张氏外孙女肖柔嘉女士电告，她曾专电巴黎Cernuschi博物馆，询问有否当年赠画的记录？答复“无”。她又向巴黎市政厅求询，答曰“有”。我认为，无论是捐巴黎东方艺术博物馆，抑或是市政厅，捐赠的经手人应该都是常驻巴黎的郭有守。而萨尔当时也很可能先睹为快。可见孙云生所言郭有守捐画之举为张大千进军巴黎埋下了很好的伏笔，并非空穴来风。

　　郭有守对老友一片厚望，在行动上一步步帮助老友走进巴黎，走向欧洲。可以说，郭有守是张大千走向世界的一位至关重要的媒介人物，也可以说，没有郭有守的穿针引线，也许就没有张大千的巴黎之行。

　　巴黎交响曲

　　1956年，张大千五十七岁。这一年，对大千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一年6月，“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在巴黎东方博物馆隆重举行。他应萨尔馆长之请，亲自前往展场主持开幕典礼。这次展览，他共展出壁画三十七幅，大风堂藏古代名迹六十幅，向西欧观众展示了中国丰富悠久、光辉灿烂的古代艺术瑰宝。同年7月，“张大千近作展”又在巴黎近代美术博物馆隆重举行，他亦前往出席开幕式。此展展出近作三十幅，有《秋海棠》、《山园骤雨》、《荷花》、《仕女》、《长臂猿》及其他山水精品。巴黎报刊好评如潮，塞鲁斯基博物馆馆长艾立西弗撰文评道：“观张大千先生的创作，足知其画法多方，渲染丰富，轮廓精美，趣味深厚，往往数笔点染即能表现其对自然的敏感及画的协合，若非天才画家，何能至此！”(转引容天圻著《庸斋谈艺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萨尔馆长又特意安排，东画廊展出张大千近作的同时，西画廊举办了西方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的遗作展，使观众对东西方两位艺术家的作品进行比较。

　　张大千在巴黎举办展览期间，还约见了正在巴黎近郊举办雕塑展的毕加索，东西方两位艺术家会见的消息在巴黎报刊上披露后，更加轰动了西方观众，称誉为“东西方艺术高峰会”。由此他叩开了西方艺术之都的大门，进军欧洲艺坛，一炮打响。如果说，张大千巴黎之展的成功与萨尔的精心安排不可分割的话，那么，郭有守在沟通张氏与萨尔的联系，沟通张氏与媒体的联系方面更是功不可灭。

　　台北黄天才先生在《五百年来一大千》一书中说：“张大千第一次欧洲行成果如此丰硕，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随后数年，他多次访问欧洲，巴黎一直是他活动的中心，郭有守是他的联络站。他投注了不少心力，来经营他新开辟的欧洲战场。”黄天才认为，郭有守处是张大千的联络站，也就是说，郭是张的联络员。不错，张大千在巴黎的食宿、行止，乃至办展事务都是由郭有守一手操办，大千不通外语，一个不通外语的人在异国他乡，可以说寸步难行，更不要说举办画展了。但是，郭有守的作用决非联络员可代。因为他还是一位精通艺术，具有很高艺术鉴赏水平，尤其对张大千独具慧眼的艺术知音。这位艺术知音，不仅在创作上与大千心有灵犀的交流互通，还陪同大千参观西方各种艺术流派的展览，包括行为艺术等现代艺术，开阔视野，陪同老友游历欧洲名胜古迹观赏奇异的山川风光，从而为张氏拓宽创作题材，激发创作灵感，乃至为以后的画风丕变，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些都可从张氏精心绘赠郭有守的上百幅大小不一的册页、中堂、长卷、横披，手卷的题识中得到证明。

　　张大千绘赠郭有守的第一部册页，画于1956年，题识在1960年。册页尺寸不大，但画得十分精彩，是难得一见的绝世佳作，也是两位老友的知音对话。册页的首页，开门见山，画的是大风堂简笔古人标本，是从明代张大风的人物形象中提炼演变而成的标本。人物上方，逸笔草草画了几笔枯枝败叶，左上侧题道：“现在的人动辄说，以书法写画，此却有几分醉僧笔意，但恐索鲜人不得。吾子杰定不以我为狂也。张爰。”以书法写画，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书法用笔。而书法用笔又是从书画同源演变而来的。诚如石涛诗中所说：“画法关通书法津，苍苍茫茫率天真。不然试问张颠老，解处何观舞剑人。”石涛诗中的张颠老，也就是大千所说的醉僧张旭。传说张旭因观看公孙大娘舞剑而草书益长。应该说这个问题对一般书画爱好者是很难索介，也无须索介的，但对深通个中三昧的老友郭有守而言，张氏以画为证，只需点到为止，一点即通。难怪张氏要反问道“子杰定不以我为狂也”。再看第三开，画的是似梁风子的减笔头像，像左侧题道：“梁风子未必有此，呵呵，大千先生狂态大作矣！”另半页则题诗道：“休夸减笔梁凤子，带挂宫门一酒狂。我是西川石居士，瓦盆盛酸任教尝”。梁风子是谁？宋代减笔画的开派人梁楷是也。风子是疯子的谐音。何谓减笔？逸笔草草简笔之谓也，也就是用草书笔法入画，“画法关通书法津”。看来在巴黎，两位老友还探讨过书法用笔的问题，难怪册页中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大写意，草法八画来画模特，画印度女子，画贯休，画《我同我的小猴儿》。乃至画睡猫，画山水。真所谓琴为知音弹，画为知音看。

　　熟悉张大千绘画创作的人都知道，他的画总体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开画展、订润格换钱的商品画，这类画画得比较工细，雅俗共赏，迎合藏家口味。另一类是惠赠送人的应酬画，应酬画又分两类，一类是一般性的应酬，此类画比较草率，类同不少，多为急就章；另一类是为至亲好友所作，这类画颇费心思。画得十分精道，是画他心中想画的画，他的精品佳作、传世之作往往从此类画中发现，诸如赠张群的《长江万里图》、《青城山》、《四天下》，又如赠张目寒的《横贯公路图》、《黄山图》，再如赠密友张佛千的《爱痕湖》等，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世佳作，《爱痕湖》虽说是非卖赠品，但一旦流入市场，却在嘉德2010年春拍中创出了亿元天价。至于赠夫人徐雯波的私房画，精品就更多了。这类画中，也有为好友即兴挥笔的游戏之作，灵感来了挡不住，不经意处往往出彩。早年为谢玉岑所作诸多莲荷小品，中年为严谷声所作《谷老谐趣图》(四屏风)，这组四屏风，是张大千用漫画笔法绘制的，类似老友叶浅予的四格连环漫画，很可能是浅予1945年偕妻戴爱莲寓居昭觉寺所作，这是大千作品中很少有的妙笔，在嘉德通讯2011年秋拍图录上亮过相。张氏为郭有守画的几部册页小品也都属此类。

　　震动欧洲艺坛

　　张大千为子杰四弟画的第二部册页作于1957年。张氏巴黎画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临别时张大千雄心勃勃表示回去后要大干一番，画几幅心中想画的新作，重返巴黎，登台亮相。郭有守则不断鼓劲寄予厚望。谁知回巴西不久，在一次搬石时，不慎用力过猛，致使视网膜脱落。应友人之劝，他决定去纽约治疗。这部册页就是纽约住医院时所作。他的眼疾，用力过猛，固是诱因导火线，但深层的内因，则是糖尿病所致。糖尿病是他的老毛病了，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了。如果说前部册页主要是与子杰探讨书法用笔诸多艺术问题，那么这部册页则在向老友诉说病中之忧。何忧之有？请看第四开题诗：“病渴秋来卧茂陵，殷勤书尺问频仍。孱躯己自离魂久，日傍瑶窗见未曾？”诗中的大千，把自己比作患消渴症(即糖尿病)的汉代司马相如，又把身在纽约医院治病的自己，比作病卧在茂陵的司马相如。郭有守频频从巴黎来信询问病情，名为询病，实为关心他的创作，他对大千的艺术前程实在关心。尽管这些信至今未见，但大千读信时的感慨，却不时流露在题画诗中。他在病床上，什么也干不成，心中自是焦急。焦虑酿成失眠，失眠缠身，更是痛苦不堪。请听他吟诗道：“别梦离忧睡又醒，安眠药物己无灵，四更欲曙天仍黑，默数江头渔火青”。失眠的滋味，他相信子杰定能体会。说穿了，辗转反侧，思之不得，想得最多的，还是担心眼疾会影响作画，画不了好画，如何重返巴黎？半年后，当他重操画笔，试着兼工带写，画了一开自画像，画中的他，俯身手捧药方翻看，嘴里吟诗道：吾今真老矣，腰疼两眸昏，药物从人乞，方书强自翻。迳思焚笔砚，长此息丘圜。异域甘流落，乡心未忍言。诗中流露了他老眼昏花，乞药治病，丧失信心，迳思焚笔，从而想长此息丘园的心态。一句话，他想告老搁笔了。虽说这是气话，但在老友面前，却袒露了已被眼病折磨得心灰意懒的真情。

　　在纽约治了大半年病，张大千又遵医嘱，须静养，少看书，少作画，严禁作工笔画。这项医嘱禁令，对勤于笔砚的张大千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等于要剥夺他的艺术生命。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很少动笔作画，与郭有守的通信也少了。但心中一刻也没有放弃冲刺巴黎的念头，眼睛坏了，画不了细笔，可画粗笔。齐白石衰年变法，难道他就不能变法吗？如何变法呢，这是他养病期间想得最多的问题。

　　为了替张大千鼓劲，也为了为老友减轻养病期间的经济负担，1960年郭有守又一次精心安排他再次赴欧，参加巴黎博物馆成立永久性中国画展览，以十二幅作品出席开幕典礼。后又在近代艺术画廊举办了一次画展，展出了大千在巴西、旅游中国台湾，旅居印度的画作，销路尚好。最后又在郭有守的陪伴下，畅游了欧洲许多重要城市，如瑞典、西柏林、汉堡、罗家诺等名城古都，欣赏了各地公私收藏的中西名画。应该说，这次欧洲之旅，对大千拓宽视野，改变画风，实行变法有很大的启发。

　　1961年初，庚子岁末，为了观赏瑞士雪景，张大千重赴巴黎，依然下榻在郭有守家中。腊月二十三，是祀灶日，传说是灶老爷上天向玉皇禀报人间之事，大千在老友家中画兴顿发，以散锋破笔法来挥写山石林木，只见山石苔点细似牛毛，又糟如乱麻，颇似元代王蒙笔下的劈麻皴。这是大千将古人笔法融为己用的画作，此作《风帆图》，作为向灶王爷的祭品。西方人没有过春节的概念，但中国人却很看重春节守岁的习俗，庚子年的除夕，两位老友携带家眷，在瑞士湖滨旅舍度岁。郭有守的妻子杨云慧不在巴黎，于是带了一位丽人同往。为此大千一连画了四幅小品，当作新春贺礼。庚子是郭有守的本命年，他出生在1900年，此年正值花甲，花甲之年的郭有守却孤单一人，难怪大千要在此年除夕与他一起守岁。在旅馆，他开笔画的是《严冬四友》，写山水。红梅、墨竹、青松、颂辛丑开岁百福，并题诗道：“子杰小于予一岁，岁朝之乐乐如何。百年共保千金躯，醉倒花前不用扶。”在《雪杉》小品的题识中，大千还向老友开玩笑道：“瑞士看雪拈此调子杰，时子杰携有丽人。好景吾能说，摩登戒体严。溶酥朝日出，拊手晚风尖。真个吴盐似，旋数越翠添。(湖柳有舒黄者)。疗饥餐秀色，流涕未须嫌。多住几天吧子杰，爰杜多。”杜多是他在画中不多用的佛家名号，在这里含有调侃的意味。冬日在瑞士观罢雪景，又回巴黎，在郭有守的策划下，到东方艺术博物馆举办巨荷四联屏展。荷花，是大千的强项，也是名牌，1945年，他在成都昭觉寺当着老友叶浅予的面，在地上铺纸，挥大笔泼墨画下丈二匹巨荷。为此，叶浅予特意画了一套“游戏神通”漫画，其中有一幅《丈二通景》，就是描写大千挥笔画荷的情景。这一幅四联屏泼墨巨荷，作于1956年后，画幅巨大，约有四张丈二匹，气势恢弘，展期5月至6月，深受现众喜爱，巴黎展后，又应纽约现代博物馆之邀，赴纽约展出，并为该馆购藏。1961年6月12日，张大千在致内江老家三哥张丽诚的信中，情不自禁地写道：“弟此次在巴黎博物馆展览，颇得好评，可惜目录不能与哥嫂寄回。哥嫂见了，一定是欢喜，你的小兄弟成名世界了。”据悉，这本巨荷四联屏的图录是由旅法油画家常玉设计的。后来张氏曾托香港友人高岭梅分别寄赠京沪两地的友人。两年后，张氏又应美国友人之邀，赴美国纽约赫希尔艾德勒画廊举行画展，共展出四十五幅，皆为近年的力作，其中又有一幅《泼墨荷花六联屏》，被美国读者文摘社以十四万美元购藏，创下当时中国画售价之最。

　　再说巴黎巨荷展后，张大千在郭有守的陪同下，重返瑞士，举办日内瓦画展，展览期间，又与郭有守一起畅游欧洲花园瑞士，夏日的瑞士，比冬日别有一番风味，湖光山色一云峰积雪、澄湖潋滟。急湍飞瀑。流光焕彩，气象万千，一一被大千收入眼底，融入心中，目识心记，为日后创作泼墨泼彩瑞士山水，积蓄了丰富的素材。旅途中大千先后为老友画了《瑞士瓦浪湖》，《圣摩瑞斯山水》两幅佳作，在“瓦浪湖”中，他将中国传统山水，尤其是石涛先将纸打湿的创作手法，与西方现代艺术中出现的新视觉经验结合起来，笔墨晕湿流动，表现出湖光山色的朦胧之美。又据当年常出入郭有守家中的留法女学生林霭回忆：“他去了瑞士游览，回来后，我问他，瑞士的湖山美否？他说美极了，又说我来画给你看。我赶忙把画笔纸拿来，他用最传统的笔法，画了一幅淡彩山水，题为瑞士瓦浪湖，并题了上款送给我。运笔之神速，构图之奇伟，在一张二十四寸乘十六寸的纸上，画出数十里的湖光山色，笔法流畅，设色雅淡，真可谓小中见大，叹为现止。”张大千为林霭画的瓦浪湖，可能是途中绘赠郭有守的再现。

　　1964年，又经郭有守的介绍，张大千结识联邦德国李必喜女士，应她邀请，大千首次赴联邦德国科隆画廊举办画展，计有四十六幅画作。因目力欠佳，所展之作，除早期之作外，多为简笔大笔，受到了德国视众的喜爱，引起轰动。第二年又应联邦德国航空公司之邀，再赴科隆办展，展出五十幅，悉数被联邦德国航空公司购买。这批画作，又被该公司携至联邦德国各城市巡回展览。至此，张大千在欧洲艺坛声名大振，成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画家在国际上的明星人物。友人给巴西圣保罗寄信，不用写地址，只要画一个大胡子，邮差准能将信送达八德园。张大千春风得意，名利双收。创作上也着手变法，尝试着泼墨泼彩。

　　风云突变

　　张大千雄心勃发，在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吸收西画的色彩光影及半自动技法，反复尝试泼墨泼彩，准备在欧洲艺坛上再放异彩。忽的一声惊雷，1966年3月，从巴黎传来郭有守被瑞士警方扣押，后被押回大陆的消息。他忙让其子张心一(教名葆萝)赶往巴黎，探听虚实。巴西资深记者许启泰在《张大千的悲剧表弟郭有守》一文中写道：“张葆萝到达后，立即与国府驻法国大使(中法建交于1964年，建交后，“台湾”驻法机构已移至比利时。为尊重原作行文，故保持原称谓)陈雄飞取得联络并了解真相，据陈大使称，郭是在瑞士开会期间，因与中共高干交换情报，而被瑞士以间谍行动被捕，但郭实际所交之物，是转给其在大陆妻子所要的香水等化妆品，这自然可能是一种障眼法。郭被保释后，瑞士当局曾问其意欲何往？郭答法国。不料一入法国就渺无音讯。后来陈大使得到消息，说郭将被押往大陆，立即赶去机场，只见郭正由约廿位彪壮华人青年围拥上机(想是大陆船员)，郭亦发现陈大使到场，而频频回首相视，形容沮丧，不敢言语，国府方面居然无计可施，眼看被挟持而去。”以上记载，可能是许启泰转听自张氏家人之口，也是台湾官方的表述。

　　关于郭有守在瑞士被捕及返回祖国的情形也另有一说，此说来自郭有守的妻子杨云慧。据采访过杨云慧的钱雯撰文记述：“1965年圣诞节前，郭有守在瑞士与中国大使馆联系时，不慎被联邦特工部门窃听了电话。当他从中国使馆一出来，立即遭到瑞士警方拘捕。后来通过外交斡旋，才得以离开瑞士，到法国的中国使馆避难。他在比利时的一大批名贵书画和全部财产此时已无法顾及。1966年4月初，在中国驻法使馆的严密布置和法国政府的配合下，郭有守被护送到巴黎机场。当他正要走出候机室，只听得身后有人喊‘子杰、子杰’，听声音好像是老朋友国民党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席代表陈西滢(即陈雄飞)，他恐被劫持，不敢回头，在两旁护卫的簇拥下，疾步登上飞机。”

　　郭安东在《我的父亲郭有守》一文中也持此说，可见都出自杨云慧。不言而喻，杨云慧又源自郭有守。

　　两种版本，立场不同，说法也不一致，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郭有守因“间谍”事发，而遽回大陆。由于事出突然，张大千绘赠郭有守的上百幅书画全部被台湾情报部门没收，后交台湾历史博物馆，成了该馆的镇馆之宝。1956年，张大千在郭有守的精心策划下，走进巴黎，在东方艺术博物物馆登场亮相，从此开始了郭张携手十年的欧洲之旅，继巴黎东方艺术博物馆后，又在巴黎近代博物馆、日内瓦画廊、西德科隆东方画廊、西德航空公司、伦敦格拉斯文画廊先后举办画展，打出了知名度，也打开了艺术市场，名利双收，财源大增。十年间，张大千的成败得失与郭有守的策划安排关系很大，真可谓成也子杰，败也子杰。郭有守出事后，张大千退出欧洲，转向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另辟新天地。

　　郭有守究竟是共产党的间谍，还是国民党的起义人士？海峡两岸对此持有不同提法。在政治上，郭有守与张大千又有什么不同见解？他俩之间是否存在统战与反统战的关系？是从何时开始的？张大千究竟如何看待此事的？凡此种种，众说纷纭。我一直在寻找史料，求索思考，限于两岸的有关情治部门尚未能将有关档案解密，郭张的往来书信至今也尚未发现，所以目前很难下笔，相信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