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声作徐邦达画像

　　丁肇文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有一次，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邦达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由此，徐邦达被誉为“徐半尺”，意思是他鉴定书画时，常于画轴展开半尺之际，已辨出真伪。

　　“这个诨号其实很江湖，先生本人对此很不以为然，”徐邦达的弟子王连起告诉记者：先生多次讲“有的画看一寸，甚至看一个字就能鉴定出来；有的看一辈子都不一定能研究出准确的结论，还要等更明确的佐证。”鉴定不仅靠眼力，它要求有很深的古代文史功底，徐先生的贡献，就在于他将书画鉴定由眼学经验，上升到学术研究的层面，这是划时代的。

　　“顶天的老师”

　　如今已是故宫(微博)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的王连起，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从师徐邦达的过程。1966年，因“文革”动乱中断学业的他经常到国子监里的首都图书馆(微博)读书，他尤其喜欢阅读文史书籍，曾拜碑帖鉴定专家李卿云为师。1978年，全国文物调展北京，在故宫分四期展出，时年30岁的王连起多次前往参观。一次在展览现场遇到徐先生的两位朋友，他们对有一定国学功底的王连起很感兴趣，于是又到王的家里访查，最后他们对王连起说：“我们给你找顶天的老师。”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先生是1978年的秋天，那时候还没落实政策，先生住的说是两居室，其实书房只有7平方米。”王连起回忆，当时两人谈的很投机，没想到先生作为这么大的权威，对初次见面的学生如此和蔼平静，“他先是问我都是怎么自学的，后来又拿出一些影印本来跟我讨论，我想实际上是先生在考查了解我。”第二次见面时，两人已经无话不谈了。当时先生在做“古书画伪讹考辨”的课题，“他问我能不能替他查一些古书，抄些稿子，他还关切地告诉我，旧书标点不好点，可以不点，原原本本抄下来就成了。”王连起还记得，当天他们谈到了晚上10点多才分别。再次见面，他将查的资料、抄的稿件呈给先生，先生仔细看过说：“你都断句了，不错。”那天谈话范围更广，王连起正式开始向先生讨教了。“临走的时候先生让我把工作单位写下来，好让国家文物局调我到故宫做他的助手，于是1979年初我被调到故宫。”

　　为书画而生

　　1979年冬，王连起随先生去天津看画讲学，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当时住的饭店里还没有电视，每天晚上除了会见朋友，师徒俩待在一起主要就是聊天。讲起自己的过去，先生介绍自己五岁就读私塾，到十五六岁的时候，经史子集已经了然于胸。十七岁那年，有个亲戚因修缮房屋，把一套二十四史暂存他家，因为自己以前上学背诵四书五经，有些历史背景搞不清楚，就借这个机会，用了不到三年工夫，把这套书浏览了一遍。有些表志，当时没怎么认真看，纪传是看了的，这样脑子里就有了一个索引，以后在工作中遇到什么历史问题，就能想起相关的部分。

　　王连起说，先生把古书画鉴定当做学问来做，将所谓“眼学”经验提升到学术研究的层面，都有赖于早年打下的国学功底基础。

　　很多人都感叹徐邦达是为书画而生。他的父亲，拿现在的话说，是一位“儒商”，喜爱绘画，家藏丰富，小小年纪的徐邦达在读书之余常常临仿一些古画，后又陆续拜赵叔孺、李醉石、吴湖帆等为师。王连起介绍，很多人说起徐邦达绘画，都会提到1941年他在上海“中国画苑”首次举办个人画展一举成名，实际上在此十几年前，他每年都参加上海“中国画会”的画展，并受到名家的好评。

　　徐邦达临摹的古画几可乱真。南京博物院藏的黄公望《水阁清幽图轴》下部残损，当年在吴湖帆手中时，就是徐先生给补的，可谓天衣无缝。王连起告诉记者，启功先生曾经跟他讲过一个故事：1952年，启功推荐徐邦达到北大，为考古学专业的学生讲授书画鉴定课程，由于他有浓重的江浙口音，在讲课时，启功亲自为他写板书。当时同去讲课的还有大收藏家张伯驹。“张先生的教材，打开包袱皮，是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贵老师带的是他自己的临摹仿古作品，有人物，也有山水，精极了！同样让人惊讶。”

　　鉴定标尺

　　在绘画艺术上，徐邦达二十几岁便已成名，但当四十岁画艺正是炉火纯青的时候，他却将画笔毅然搁置了下来。有一次，王连起就此询问先生，先生当时表情凝重地说：“一是我正式参加国家的工作，为国家鉴定收购古书画，当然要全力以赴；二是我的画风不合时宜。”王连起解释，所谓的不合时宜，是因为当时讲求的是绘画“为政治服务”，先生是临摹研究古书画出身，对绘画要勉强地赋予政治意义不感兴趣，李卿云先生说：“他的画完全是传统的，里面不好插红旗、树烟囱、跑拖拉机。”

　　讲起徐邦达鉴定古书画的源头，王连起介绍，先生20多岁就对鉴定有兴趣，年轻时因为师友人脉关系，江南藏家的书画，先生都曾过目。1933年，故宫南迁文物运到上海租界暂存，1934年应英国之邀，要从中选出部分精品赴伦敦展出，徐邦达被聘为审查委员会成员，与叶恭卓、赵叔孺、吴湖帆等人一起审查选择展品。1937年在上海举办第二次全国美展，徐邦达写下了《全美古画批评》一书。1937年7月，受叶恭卓、吴湖帆委托，徐邦达又撰写了《上海文献展览会古书画提要目录》。

　　真正把古书画鉴定当做一门学问研究，并提升到学术的高度，还是在解放后。1950年，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今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调徐邦达到北京任该局文物处业务秘书，在北海团城负责征集、鉴定历代书画，征集、保护了散落在各地的三千多件书画珍品。1955年，徐邦达随着这些国宝奉调到故宫博物院并开辟了绘画馆。1960年，徐邦达即编写了《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表》，对其过眼的清宫旧藏书画，都做了真伪判断，并加以标注。几年后，他又依据各种著录或目睹的实物中有作者生卒或作品年代的，编成《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

　　“文革”期间，在“牛棚”里，他凭借记忆，对多年来形成的古书画鉴定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写下了《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时至今日，凡讲书画鉴定，都跳不出这本书所定的纲目内容秩序。而他的著作《古书画过眼要录》，是对其所见古书画真迹珍品的详细记录，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古书画伪讹考辨》则是对传世有影响伪品的剖析鉴别，历代种种花样翻新的作伪手段，都逃不过先生的犀利法眼。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务院委托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文物鉴定组赴各地文博单位甄别历代书画，徐邦达先生和启功、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一起，担任这一重任，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很多学生。王连起介绍，其实在此之前，为写作《古书画过眼录》，徐邦达先生已经带着他的学生们到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巡看了大半，不但为各博物馆的古书画鉴定真伪，还帮助各博物馆为古书画定级。

　　虽然徐邦达本人对“徐半尺”的诨号不以为然，但是谁都不能否认，徐先生是古书画“鉴定学派”的一代宗师。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余辉介绍，在80年代之前，中国艺术史家对早期绘画真伪的鉴别水平是相当有限的，难以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学者进行全面比较。80年代初，在徐邦达发表一系列鉴定论文、图录后，渐渐改变了这一艺术史研究的僵局。徐邦达的意义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学术成果，而且标志着中国的一个时代——在国际学术界拥有鉴定中国古代书画的话语权。当对某件古代书画的鉴定意见纷呈不一时，在国际范围内，徐邦达和他的同道们在国际学界具有相当强的信服力，显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