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二十年前，中国内地文物艺术品拍卖一片空白，国家法律明文规定民间文物交易非法，全国文物购销业务由少数国有文物商店独家经营。而二十年后，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跻身世界，正值青春年华。92北京国际拍卖会就是那块原石，随着二十年的打磨绽放华彩，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艺术品与拍卖如何涌动，有多少故事在这里落笔，透过一场拍卖的回忆，在一段段讲述中，我们试图还原那段纪念碑式的历史。

　　贺立彬，自1990年开始从事拍卖工作，曾拍卖过罚没物资、房地产，而目前活跃于艺术品拍卖领域，成为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首席拍卖师、中国慈善公益拍卖师。因而以二十二年的拍卖经验回溯二十年的文物艺术品拍卖，作为1991年8月至1992年底国际拍卖会组委会成员的他，不仅对往事娓娓道来，更让我们了解到作为一名成功的拍卖师非同寻常的背景。

　　“92丰碑”的妙手偶成

　　八十年代末期，中国人们的经济状况跟现在不可同日而语，那时老百姓还在一种物资相对匮乏的状态，生活水平决定人们更倾向于买生活所需的日用品，因为什么东西都缺，比如说录像机、电视机，凡是跟生活有关的东西，甚至包括从南方过来的新式连衣裙都愿意买，但是人们对文物没有什么概念，所以在那时像潘家园市场什么的都没有，只有买古玩文物只有琉璃厂、白桥这几个市场。

　　“92国际拍卖会”的出炉也是一个偶然的契机。最初北京拍卖市场(北京市第一家拍卖公司，而这个名字在1995年的时候被正式更名为“中联国际拍卖中心)跟一位荷兰商人彼得杨森，提出计划做一场“中国旅游国际拍卖会”，计划组织2188件拍品，每件拍品价值500美元左右的商业拍卖活动。92年6月7日在北海的坊山饭店签订合同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当时北京市经贸委主任张明看过协议书就说：“你们要搞就搞点儿大的，这种小项目没有什么意思……”随后北京拍卖市场才制作了一份关于筹备这场拍卖的报告并递交北京市委批复。项目由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张健民为组长，成立领导小组，由北京市文物局、文化局、海关、经贸委十几家单位共同筹备，确定了一个基调：“就是搞新中国第一届文物拍卖会”。

　　这场拍卖会还有特别的意义，国家文物局为这场拍卖会还专门特批了232件文物，所谓特批就是这些文物是可以带火漆出关的，另外还有40件海外回流的东西。也就是从那次拍卖会之后，任何大陆的拍卖公司从来没有过文物可以带着火漆出关。这就是拍卖会性质的区别，说明“92国际拍卖”由国家来参与了，当时是中国国家文物局特批了这么多，而且由北京市文物局、文化局、海关、经贸委十几家单位组成这么一个大的小组，所以在九十年代初，从政治意义上已经超过经济范围的拍卖概念了。

　　由此二十年后回望这样一次里程碑式的拍卖竟是这样促成的。

　　“小兵”也有大贡献

　　作为下属工作人员的我们什么时候知道的呢？大约是在91年的七、八月份，由于拍卖会计划的升级，这个时候才通知我们开会，抽调力量，不断扩充人力去做各项工作，所以我们知道的时间是在91年七、八、九这三个月。我作为第三批人员被抽调上来。任务就是负责库房。征集完拍品必须得有一个地方存，得有库房，刚开始我们叫内库，那个时候冬天时拍品还不多，后来开始有了外库，内库在我们自己单位前门那儿，外库后来随着东西逐渐增多，在青年路有三座楼房，每座楼房是四层，都作为了我们的外库。

　　当时我们也没有跳开普通百姓的认识，没有意识到文物的价值。现在大家知道张大千、齐白石如何值钱，知道一件永乐官窑值钱，而在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就像天生是个盲人似的，别人对你说花是红的，树叶是绿的，但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当时就没有觉得它怎么好。只不过将这场拍卖会当作是单位领导分派的任务去执行，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当时我们属于国企，只是出于工作分配的需要，我们单位的人也是分批地知道这个情况，因为随着筹备工作的深入，人手越来越不够，不断地抽人，原来大家也都是有各自的业务范围，我们都是做业务的。比如说我原来是做法院罚没那一块，要是问那些老人都知道，当时北京有一个特别轰动的案例，首钢的党委书记管志诚，首钢下边北钢的党委书记，他贪污的东西比较多，当时三年受贿138万，港币2万，贪污公款8万，还有角钢28万....。。当时我们很大的精力在配合法院进行罚没，当时北京市拍卖市场一个主要任务是配合公检法机关把这些罚没的东西变现，上交国库。

　　而当我真正进入配合筹备阶段时才逐渐了解问题是源源不断的。首先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调拨人员原本他不是干文物的，并没有他不是接触文物和古董的，这里头再往远一点说，最早的时候，北京市解放之前是有拍卖行，有古董店的，但是公私合营以后，就逐渐地把古董店和拍卖行的技术人员分流到文物商店，还有一些人到贸易信托等单位，所以当时所属的北京拍卖市场的上级就是北京市贸易信托公司。但是由于建国这么多年了，这些老师傅们相继退休和辞世，面临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的问题，看这个东西的年代，拿一个杯子，到底是光绪还是康熙的，我们拍卖市场没有人....。。拿一张画，到底是不是任伯年的，我们没有这样的人。征集拍品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首先从第一征集拍品的专业人员我们缺乏。于是我们自个儿公司下边有一个叫华夏工艺品商店(北京市华夏工艺品商店，是国家文物局批准的经营文物商品的国营文物商店，是北京市旅游局首批颁布的旅游定点商店之一，商店前身为1970年成立的劝业场信托商场特艺商品部，作为商场内的外宾服务部主要经营国内外各种旧工艺品。1976年迁址崇文门大街12号，成立信托公司工艺品商店(后更明为北京市华夏工艺品商店)，成为国家文物局批准的七家允许经营文物商品的国营商店之一，作为当时北京市为数不多的几个涉外服务商店之一，主要为驻京外国使馆官员、海外游客及港、澳、台客商提供服务)，抽调了两位师傅，一个位叫王英麟，一个位叫黄振乾，这两个师傅，他们是华夏工艺品商店骨干。再多说一点，八十年代末中国那个时候有外贸出口，有火漆印，虽然有一些年代，但是可以出口，火漆的1字，上边那个印戳的1字代表文物商店，2代表友谊商店，3就代表我们华夏工艺品商店，我说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华夏工艺品商店有很大一部分的业务内容就是做出口，做近代的一些古董生意，他们就需要有技术力量，所以在此次拍卖筹备中也被就抽调上来了，帮助完成我们去征集工作。

　　细节筹备之征集

　　征集环节也是非常曲折的，因为我们遇到一个大困难，并不像所想象的说我们发个广告，现在叫做广告那个时候老百姓就拿着东西过来瞧了，我们发的广告那个时候甭管是因为前期也做了广告媒体宣传像《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但东西往往是质量比较低一些，不行，或者说东西还行，但是要的价钱比较高，还有就是那个时候人们思想意识里对文物古董没有什么概念，他没有觉得这个东西值钱，没有觉得我们家有这个东西，这就筛出了很大一部分我们征集不到，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简单的单位对个体这么征集是不行的，包括现在的拍卖公司也一样。如果是简单说针对完全收藏个人一人有一件、两件，家里传的是不行的，都得由拍卖公司有一个收藏大家，或者收藏单位，于是我们抽调王师傅和黄师傅的目的就是他们华夏工艺品商店专门在山西、河北、天津有关系网，去搜集这些瓷器和杂项，这样就能弥补我们在北京市征集不到拍品的困难。

　　第二个问题，大家其实都有原本的业务工作在身，现在临时抽调做库房保管，专业知识不懂，保管学又不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学瓷器的都知道青花粉彩，什么叫青花粉彩？颜色单一的青花，粉彩是有颜色的，当时就这么认为。什么叫棒槌瓶，什么叫柳叶瓶，什么叫葫芦瓶，这些专有名词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时候完全靠编号记，这个是非常难的，尤其东西多了以后，比如瓷器，编号为C，然后125号，这个125可得找去，到后边逐渐熟悉了，一说大概什么形状，放的什么瓶子，就能找到，刚开始情况可不了解，而且做瓷器保管，做玉器保管，做什么保管都是一个专业知识，

　　在文物系统里边专门有一个保管学，比如像现在文物系统里有一个保管学，拿这些老的物件禁止提梁携耳，为什么？因为年代久远以后，这些把手，能摸的地方，经常是断裂或者是后修了，极易破裂，有的东西有盖，不扶盖的话，掉地上碎了，就不是完器了，当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当时什么都不知道，都是黄师傅、王师傅指导操作，但是人家也不会说太多，就靠自己去摸索。那个时候就开始神经衰弱了，比如现在说找一下康熙的葫芦瓶，我立马知道去哪儿找去，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模样都不知道，一大片茫茫然，屋里好几百件东西上哪儿找去，而且有时候不知道位置应该怎么放，会不会倒，会不会丢，有的时候经常一盘点少一件，其实不是少了，就是自个儿搁的位置不对了，但是心里茫然一片，精神压力非常大，作为我们来说就是专业知识不够。

　　第三个还是围绕着征集困难，一个是寻常百姓的认知度没有到一定的高度，好多的单位也是这样，包括比如说我们当时能面对谁啊？无非就是面对当时必须是有权、有法可依的这些单位，比如各地的文物商店，所以我们的组委会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就是北京市文物商店，那个时候北京市文物商店由秦公负责。因为建国以来华夏工艺品被规定的业务范围就是杂项，瓷器这一块，我们不经营字画，我们有日本字画，但很低档次的。而北京市文物商店不仅提供书画，也提供一部分瓷器，而且瓷器属于是高档部分。

　　所以当时北京市文物商店的加入在无形中把92国际拍卖会的规格给提高了一大截。

　　普遍对大拍持观望态度

　　回头再看我的工作事务，比如说我的内库需要怎么去分配，等到挪到外库的时候，我得去沟通司机，押运，运过去，包括外库举例说从外地收了很多瓷器，比如说帽筒(过去搁帽子的帽器)，包括大瓶，农民当时没有把它当回事，有的时候小孩子还在帽筒和大瓶里拉屎，收购的时候也没看，因为黑糊糊的，回来以后等我们要上拍了，检查拍品发现都是很脏的，因为搁了几十年，有一些老百姓没有把它当回事，兴许扔在柴火垛里头。于是得抽调人员，我下边最多的时候管着将近好几十个科级以上干部，那个时候科级以上干部干嘛？一个人配把刷子，带着胶皮手套开始刷帽筒，刷大瓶，坐大院里刷。当时青年路是荒郊野外，只有一零几的公共汽车通，周围没有什么高楼，就是一些工厂，一些仓库在那边，那边全是运煤车什么的，遮天映日全都是煤灰。那个时候我们就干这些，而组委会在忙那些高层的，比如说怎么去协调、怎么去接洽，但是我们认为他们定完基调以后大量的工作落实到我们这儿了，我们必须的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地开会，因为我们现在还面临了一个最大的压力：就是随着日期的临近，拍品数量不足！为什么？举例子说，你看因为人们对待新鲜事物容易持观望的态度，第一点，他会不会很支持你，支持你会投入多少，几分力量支持你，是十分力量还是四、五分，都有一个问题，当时有一部分东西，我们从华夏工艺品调过来的，因为我们去农村收购需要拿钱买，那么有多少资金可以调动；第二，大家也有顾虑收过来能不能卖掉，当时人们的死观念就是我要是万一去收购，我收回来，收高了，卖不出去，领导会批评我的，我的脸没地搁。能不能卖，心理没谱，这是来自于我们的人员。

　　还有当地的文物贩子收了之后送到文化商店，由王师傅和黄师傅两位把关，送过来看着好留下，不好拿走。那个时候曾经在东单路口，我们工艺品商店那儿块，送大瓶不论是乾隆大瓶还是光绪大瓶一律十块钱，爱收不收，愿意收搁这儿块，不愿意收拿走，后边排着队的送。但是文物商店和工艺品商店终归要日常营业，这物件提前一年就给你了，人家卖不卖，客人来了说我要任伯年那张画，不管是几万，有人要了，商店就不能不卖给我们留着，因为要考虑上拍卖会卖不出去怎么办，商店也要考虑一年营业额。所以都存在这个问题，第一你能够搞成什么样不知道；第二人家要有自己的营业额和营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无所不包的“拍品”

　　拍品的数量定的是两千多件，怎么去完成？于是领导们开始不断地给我们开会，最后开始“硬性摊派”。于是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我和我搭档跑工艺品厂，因为北京有很多的工艺品厂。举例说，永定门外有一个景泰蓝厂，龙潭湖玉器厂，新街口那边的工艺品厂也是烧景泰蓝的，还有宣武门的雕漆厂。当时文物艺术品拍卖的定位只是古董，但由于数量不够，才扩大了范围。但这样我们就出现了笑话，拍卖时居然一下上了好几十个镏金财神……然后跑到现在的西单百盛(原中国美术进出口公司总部的所在地)，收到将近好几百只鼻烟壶，这些鼻烟壶全是大师画的，现在值钱了，但在当时这些相对不值钱。更意想不到的，我们居然跟首汽公司洽谈找了两辆红旗轿车，(一辆是专属瑞典大使馆，从事外事服务活动，另一辆是1972年出，在72年到82年专门为副总理级以上的干部服务)但在当时我们一直没有透露出第二辆车的背景，因为从当时的环境来说，你拍东西可以，但是不能拿国家领导人作为宣传的噱头，当时大家对这个特别关心，国外对这个特别关心，因为中国红旗轿车是领导人专用的，也拿来拍卖了，当时我们也不得不挖潜，就是已经跑到这种地步了。我们印了很多宣传册子发去，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千方百计找拍品。

　　所以92拍卖会，我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叫做“无所不包”。

　　外界对于国内这场拍卖的关切度

　　作为新中国第一次大型面向海外的文物拍卖会，外界是怎样的态度呢？结合拍卖后期的总结材料以及对现场的追溯，贺立彬回忆到：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瓷器收藏协会日本(敏求精舍)的主席潘先生专门从香港飞到北京询问；苏富比(微博)、佳士得也纷纷打电话询问拍卖的进展情况，甚至他们的高级拍卖师还表示可以无偿服务。这些都无一不表现出各界都急切想要了解，到底中国大陆能否开放文物艺术品市场。而出于另一种考虑的国外古董商们也有自己关注的点：中国大量的文物一旦涌入到全球会不会给他们再来一种灾难性的效果....。。这其实便是当时两个大的关注点。

　　当然也得到了各界的鼎力支持，香港知名实业家霍英东还亲自打电话给组委会表示支持，提出可以把贵宾楼作为拍卖场地免费提供使用。但是由于后期报名人太多，不光住宿条件无法满足，就连展示场地也不充足，只得重新选场。台北的蟠龙文化有限公司，他们是组委会在台湾的一个代理，他们提出一个口号“绝不让外国人买走一件中国珍贵的文物”，号召台湾人组团到大陆来购买。

　　倍受关注的同时更饱受争议

　　当然也会存在质疑与反对，因为拍卖会设定的规格非常高，是由张健民常务副市长亲自主管，文物局、海关配合进行协调工作。但涉及文物还是特别敏感，因为文物拿出来拍卖在中国是第一次，当时每个文物工作者的信念，传承中国的文化就是保护它，怎么能在我们手里被卖掉和毁掉呢，更不要说是卖给外国人，这是卖祖宗，这种争论一直在贯穿于拍卖会始末，在91年到92年结束之后一直这种争论充斥在各个报端和人们的言语表达之中。

　　对于各方的关注，拍卖会的组委会也都做出了谨慎的回应。在拍卖会结束以后，北京市文物局的副局长彭思奇在答记者问时首先提到上拍的拍品中并没有一二级文物。虽然饱受争议，但是还是在一定意义上启蒙当时有识之士，引发思想转变，有些群体其实早已将视线转换到其他角度，他们认为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关注拍什么东西，而是看到到底哪些东西是可以拍卖的。其二，就是要看通过这种形式可以拍多少钱；第三，它可不可以在既符合商业行为的情况下不与《文物法》相冲突的去操作这样一场首拍。当时彭局长说：“这次拍卖会应该开启一个新的方式，就是如何把一些价值不高的文物拿出来进行拍卖，来转换成资金，对重要的文物进行保护和抢救”。其实这就是一种既符合商业需求也符合文博保护内在建设需要的可探索的新模式。

　　一些“忍俊不禁”的拍卖细节

　　因为还处在摸索阶段，涉及拍卖的很多细节如今想起还是非常有趣。为了学习国外的拍卖流程，当时还组成了一个小组去观摩，观摩团大约六个人。因此现在来讲对于拍卖的实操还是做了相当充足的准备。比如说，从会场上的器具来讲，当时准备了一个大型的拍卖台，是基本仿照佳士得、苏富比的大型拍卖台，足有一人来高，为了登台还专做了脚踏和两把中国的高背椅，椅子特别高，这就为了拍卖师能够坐在椅子上。

　　各方面的设施逐一准备齐全后，自然要面临更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的拍卖师行不行。同样为了使拍卖达到水平要求，组委会特意请来了香港拍卖师胡文棨坐镇，这个是双方的意愿。他和组委会谈到因为中国人的拍卖，所以非常愿意无偿的为我们进行拍买，这样便一拍即合。

　　这场拍卖还有跟很多现在的拍卖会所不同的地方，由于是照搬国外，国外拍卖师是坐着进行拍卖而且节奏很慢，所以这次拍卖我们的拍卖师也是坐着拍。还有就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巨大的标价台。因为没有显示屏，如购置价值非常不菲，所以便制作了如月份牌一样的翻置报价台。随着场内竞价，拍卖师报价位，专门台上安排着六、七个小伙子，大家就迅速翻查，也制造出现场的热闹景象。这样一大特色如今谈起着实让人忍俊不禁。

　　另一点就是现场使用报前价位，当时国外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一千美金起拍，这个时候拍卖师会说：“一千美金有了，一千美金，有出一千二百美金的吗？”然后他一举牌，“有了，有出一千五百美金的吗？”于是这个时候人们老是在琢磨拍卖师报的是下一口，就意味着现在已经有了，这是过去的拍卖方法，而且节奏非常慢的时候，这个好在拍卖师可以调动全场，他可以操控，可以改变阶梯，但是他不好的地方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以为已经到一千五了，我没出一千五，我出一千二，那一千五是谁啊？后来大约从97、96年的时候嘉德开始实行报实数了，因为嘉德的四季拍量起来以后开始报实数了，当时很多地方还有抵触情绪，报实数还是报虚数，后来也就都坚持报实数，跟社会、跟国际接轨，所以当时的拍卖现场，这又是一个特色，当然好多人都不明白。

　　五十块钱门票“比看了一场戏都值”

　　当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拍卖会不卖门票，随便可以进去看，过去不是，过去我们这次的拍卖会，要花456美金， 456美金送一本精装册子，一本简装册子，精装印得非常好，里边的宣纸、大照片，彩页，但是没有标价钱，重点拍品印了，简装就是黑白页黑白照片，有尺寸，有价钱，就跟现在咱们图录似的，印得都非常精美。还有一种门票叫50块钱人民币，这个剧场分为一层、二层，拍卖台在舞台中央，花456美金进场的真正买家坐在一层拍卖区，二层是观摩席，观摩席意思也就是只能看没有资格拍，但也得花50块钱，而且票数还是有限制的，只卖400张。当天坐席基本全满了。观摩席坐有部门没有拿到分配名额的记者，还有观摩学习的，举例说陈东升先生，他就是到现场亲自去观摩了，我认为当时凡是能够去观摩的人，第一，他们当时的社会职位或地位都已经具有一定的高度，因为能拿出50块钱(那个时候的人是200块钱工资)看这个新生事物，而且就陈东升而言，他看完这次拍卖会以后便迅速组建了嘉德拍卖公司。这场拍卖会给人们带来的一种思想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个门票，我们也能看出来，只要是亲身能够体验和参与拍卖会的都会有强大的冲击力，用当时报纸上的一个报道就是说：“比看一场戏还值”，因为大家都没有看到过什么是真正国际性的拍卖。

　　那个时候给我们工作人员印象的冲击都是什么？第一次能看到眼花缭乱的好的拍品不容易，那个时候有机会可以去看，能接触到很多人，很多当时世界上好的藏家、买家都到现场，他们对这种拍卖形式认可给你一种冲击在哪儿？都是非常成熟，咱们准备一年多了，这种拍品有人要了，居然还有好几个人出价，大家内心都是非常欢欣雀跃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帽筒，过去帽筒这种东西很粗，没人要，卖不了多少钱，我们这回居然20只帽筒一个号，卖出了几千美金。大家顿时觉得帽筒也能卖这个价钱，因为往常帽筒是搁在文化用品商店里头，不知道何时才会能卖出一两个，而现在居然拍卖会竟然以美元价格往外卖，比商店里卖得好多了，价钱高很多。

　　拍卖的举行带给外围的余震

　　各个文物商店也有很多门市以及白桥等地的文物摊位，每件拍品的后边都会标年代，是道光或者是光绪，也会明码标价，这个钱至于打多少折没有像现在砍价的，标1200就是1200，包括那个时候白桥，白桥那个地方门脸不多，卖一些文物的。我们第一天拍完的时候，像白桥那个时候人们就不营业了，把帘一落，将原来的签撕掉，换新签，为什么？因为看见我们拍卖会相类似的物件卖多少钱，就认识到自己的物件也值这些。所以在当时不仅仅是拍卖会热热闹闹，关键是整个北京市的文物市场都是仿佛跟过节似的。那个时候人们经历了一种浪潮的冲击和洗礼。

　　那时的文物工作者们也都非常严于律己，凡是经营文物的，当时国家规定非常严，对于他们的文物工作者有一个不成文的自律，就是业余时间他们是不去逛古玩商店的，他们也不去买，甚至有一些有名的专家如果不是公派甚至都不会出入这些地点，所以当时文物系统的工作者们都非常自律。现在人们放开了，大家无论各行各业只要有兴趣都是可以在闲暇时间去拍卖行买些物件的，不能说是进步，但是这都是实实在在日新月异的变化。

　　作者：谢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