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第一次听启功老师讲诗词格律课，“文革”初期又曾亲眼目睹启功先生等许多教师受冲击的遭遇；1968年我去大西北当教师，还时常用启功先生在艰难困苦中的乐观精神勉励自己；1978年我回北师大读研究生，毕业后，启功先生推荐我进入中华书局(微博)做编辑。20多年间，我得到启功先生的精心指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启功先生在辅仁中学、辅仁大学和北京师大执教70余年，培育的学生成千上万。启功先生是实践他为母校拟写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楷模。

　　“学为人师”与“好为人师”划清了界限。启功先生自己曾写过一个座右铭：    “职为人师，人之所敬。虚心向学，安身立命。”启先生写了诗词、文章，常常让我们这些学生当最初的读者，不但虚心征求我们的意见，还把有些意见写进自己的文章，并且一定说明是友人提供。他几十年前写过关于《千字文》的论文，后来知道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物中有几个《千字文》的唐代写本，可以补充与纠正他原先的认识，他就几次对我谈起要用这些材料重新写文章；晚年他写了再读《论语》的新体会，在报刊发表后，却一再谦虚地表示还要不断更新与加深自己的认识。在学术研究中，他又从不迷信权威与成见、习见，敢于在遵循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他的《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说八股》、《论书绝句》、《论诗绝句》、《论词绝句》便是这方面最典型的论著。作为名闻遐迩的书法家，他一生几乎没停止过用废报纸裁成方块练习楷书；他在九十岁生日庆祝会上诚恳地表示：希望让自己的字能写得好些。这些，都是“学为人师”最好的注解。

　　何谓“行为世范”？简单地理解，就是说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应成为世人的模范或者楷模，做到言行一致、表里相符、名副其实。启功先生晚年，用硬笔给我写过《千字文》里面四句话来勉励我，叫“景行唯贤，克念作圣。德建名立，行端表正”。就是你的行为要向贤人看齐，你的思想要不断克服私心杂念以符合圣人的教导。有了道德修养，你才名正言顺。而且作为老师，应当行为端、面貌正，一举一动都要给学生留下美好的印象。记得有一天启功先生清晨开门，见有两位“红领巾”坐在门外楼梯上，说“希望看启功爷爷写字”，他马上将两位学生请进家门，不顾自己尚未吃早餐即研墨挥毫赠送他们墨宝。1979年，启功先生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待遇由五级副教授恢复为四级副教授，按政策要补给他一笔工资(每月30元)，可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表示这些钱他没有用，“如所补过多，则只有捐献以供现代化之需矣”。他对自己的恩师陈垣先生的深挚情感也是人所共知的，在“文革”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冒着危险去老校长家中探望……

　　中国历来非常重视师承关系，启功先生虽然中学未毕业即被迫辍学，但他除了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外，在年轻时即师从戴绥之先生学古文，师从著名画家贾羲民、吴镜汀学绘画，后又受教于陈援庵先生。他又始终不渝地将这些老师的学识、技能与人品贯彻到自己对学生的教导之中。陈垣校长曾跟启功先生谈起“教学九条”，启功先生一辈子记住并实践了这九条，并将其归纳为四个字：循循善诱。讲师承关系，包括传承这种教学方法、教学精神，而不只是限于某个学派。同时，也要提倡创新的精神和方法，包括要放手让自己的学生独立地思考、大胆地求索(也就是启功先生常常强调的“敢于捅马蜂窝”)。我常讲，现在我们这些后辈晚生能有一些知识，有一点成绩，那都是老师们辛勤教育的结果；如果现在比我们年轻的学子有所欠缺，首先不能责怪他们，而恰恰是我们应该自责：没能把我们的老师教给自己的东西很好地传授给年轻人，使得学问和品德的传承上有了断缺，说明我们还称不上是好老师的合格学生。我自己在边疆做了十年教师，当编辑及做兼职教授后也常常和一些硕士、博士有交流，深感现在的年轻人很有上进心也不乏创新精神，许多学生比我们有出息；但是在学问与行事上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于我自己来说，努力做启先生合格的学生，既是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盼，也是时代的要求。我还要重申：老师留给我们的无形无量的精神财富是无价之宝，它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华、高尚的道德情操、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我又想起了尊敬的陈垣老校长，他是启功先生的伯乐与恩师，也是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旗帜和灵魂。我也想起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在北师大中文系辛勤执教过的许多老教授：黎锦熙、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刘盼遂、穆木天、陆宗达、俞敏、萧璋……当然还有其他院系的一大批老专家，他们都是母校的光荣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