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的选边站和大老板的重口味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10月22日 07:24 东方早报

  何频

  从“艺术社会史”的流行角度来重新观察,深入地说起来,1949年以后中国画家的“交往和应酬”,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被要求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一度无所适从,无不小心翼翼。在绝对的政治引导和复杂的宗派争辩的环境里,画家在非艺术因素的强大干扰下,如何选择和把握自己,是个严肃而逼仄的问题。回望过去,而李可染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显例。

  在徐悲鸿体系对林风眠、刘海粟等人的压制中,李可染一点也不犹豫便站到了徐悲鸿一边。他得力于徐悲鸿的推荐,才到后来的中央美院任教;而且,徐悲鸿体系借助政治之力影响最大,长期决定着美术的高低。对于徐悲鸿的评说与反思,他连叶浅予都不如,叶浅予是最早的中国美协副主席,曾任中央美院国画系系主任,可后来否定将素描引入国画领域。而李可染到晚年还在为素描的作用辩护,其实是为徐悲鸿辩护:“怎样对待素描?素描是研究形象的科学。素描的唯一目的,就是准确地反映客观形象。形象描绘的准确性,以及体面、明暗、光线的科学道理,对中国画的发展只有好处,绝无坏处。我们的一些前辈画家,特别是徐悲鸿先生把西洋素描的科学方法引进中国,对中国绘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是徐悲鸿先生在近代美术史上建树的一大功绩。我想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这样说徐悲鸿,好像就是吴作人和艾中信。虽然李可染从1954年开始,自己行万里路,深入生活,四处采风,致力于写生而非素描。他最初读的是上海美专,后来在西湖国立艺术院即杭州艺专做研究生,但听不到他说上海美专,我们只有在孙美兰为其写传记的年谱里,见到1925年目下,18岁的李可染,“毕业创作以其王石谷派细笔山水中堂,名列第一。刘海粟校长为之题跋。”刘海粟虽然肯定了初出茅庐的李可染,但李可染长期对刘海粟,避之唯恐不及。也只是在最后,去世的当年1989年,李可染才高调说林风眠,肯定林风眠,说林风眠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1980年代,在他当上了中国画研究院的掌门人以后,才谨小慎微地说:“多年来,我有两个最深的感触。一个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太深,整个文化界对传统重视不够。再一个就是不团结,不团结就削弱了文化生产的力量。”(《李可染论艺术》,中国画研究院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这类似春秋笔法。

  但是,李可染却及早宣示自己继承了传统的衣钵,一再说齐白石和黄宾虹是自己的两位恩师,言必曰齐黄。齐黄二位的弟子多了,真正的入室弟子,包括齐白石画画的儿子,也仅得皮毛若干。晚年齐白石不画山水,而李可染几乎未画过花鸟。当年李可染去看老师,常常用白菜叶子包点卤肉讨老画家的欢喜。可有段时间去得少了,乖张的齐白石竟说不认识来人。1947年春天李可染初访黄宾虹,而老画家不久南返,天各一方,也只是后来在栖霞岭下的黄家,才连续呆了将近一周时间。可是,读李可染画语录,他说得最多的是齐白石和黄宾虹,还有徐悲鸿。“我十三岁开始拜师学习中国画,也曾学过‘四王’的山水画。后来跟一位法国老师学了两年西画,后来再学中国画。……抗战胜利后,我接到两个聘书:一个是北京的,一个是杭州的。北京是文化古城,又有故宫(微博)收藏,还有齐白石和黄宾虹两位老师,结果我选定了北京的聘书。……我在齐白石老师家学画十年,主要学他的创作态度和笔墨功夫。”(《李可染画论》,王琢编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苦学派”自称的李可染,用心良苦可见。

  李可染的画,从2010年嘉德秋拍开始发飙,《长征》忽然以破亿的价格上榜,且略胜春拍中张大千过亿的《爱痕湖》很是打眼。到今年春拍,他用半斤许的宫廷朱砂叠染而成的《万山红遍》,竟一枝独秀,万人瞩目中,成交将近三亿元。历史常常和世人开玩笑,这点和齐白石早年用一斤石绿作画获暴利异曲同工。《白石老人自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零零),我三十八岁。湘潭县城内,住着一位江西盐商,是个大财主。他逛了一次衡山七十二峰,以为这是天下第一胜景,想请人画个南岳全图,作为他游山的纪念。朋友介绍我去应征,我很经意地画成六尺中堂十二幅。我为了凑合盐商的意思,着色特别浓重,十二幅画,光是石绿一色,足足地用了二斤,这真是一个笑柄。盐商看了,却是十分满意,送了我三百二十两银子。这三百二十两,在那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目,人家听了,吐吐舌头说……传遍了湘潭附近各县,从此我卖画的声名,就大起来了,生意也就益发的多了。”1950年,李可染就在《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应时而发表文章,《谈中国画的改造》。后来紧跟形势,反复画韶山和井冈山,韶山用红色,井冈山取青绿。他说:“在‘四人帮’黑暗统治时期,我也是无数受害者之一,但是我的意志从未消沉。去年,我因老年足部叠趾变形,走路疼痛,为了还想跋山涉水,深入生活,继续山水画的研究,在七十生辰前夕,我请医生为我截去三个足趾。今年我创作大幅国画《井冈山》,在领导深切的关怀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下,我得上了一次井冈山。”(《1977年8月的自述简历》,孙美兰著《李可染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年)而香港评论家黄蒙田,是直接见证了这一幕的。春去秋来,即将开始的北京保利秋拍,早早就打广告再推《井冈山》。

  红李可染,绿李可染,多是姿媚应景的李可染,剑走偏锋的李可染。而最真最好的李可染,本色的李可染,其实是一黑到底、黑透之极、黑入太阴的李可染。但常人的艺术鉴赏,乃宗白华先生老早就说过,是看热闹和直来直去的,遵从心理经济之原则。在世俗的藏家和大老板看来,大红大绿不仅表现画面的丰富和寓意的吉祥,还代表了画家作为创作者费力兼用料的双重投入,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李可染习画从临摹“四王”入手,在杭州艺专专门研究过西画,油画、水彩和版画,全都弄过。他后来的山水画,巧妙地借鉴了西画的光影,独具“逆光之美”。“文革”后期批“黑画”,李可染是重点。而早在1963年,闫丽川在《美术》上,也曾经以《论野、怪、乱、黑——兼谈艺术批评问题》,指责石鲁和李可染的“新国画”。但业界和行家评李可染,公认的是其黑,毕生用力在其黑。郎绍君有《黑入太阴意蕴深》,蔡星仪有《黑的魅力》,何怀硕有《白摧朽骨,黑入太阴》……李可染到最后,自己也在一幅未题名的画上书长跋而深叹:“石涛题画句云,黑团团里墨团团,墨黑丛中天地宽。中国绘画极重用墨,墨色千变万化,色容天地,为吾国绘画一大特色。此中堂奥,门外人不能知也。可染。”这一声叹息,是艺术的千古寂寞之叹,对俗世喧哗的诛心之叹。此叹与齐白石暮年的疑问与困惑相同。话题收回到文章开头关于“艺术社会史”的讨论中,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同样的一个李可染,如果李可染后来供职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微博)以外,那他的艺术他的市场,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

  (作者系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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