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每天仍坚持国学研究。

　　饶宗颐笃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

　　已是望百之年，饶宗颐仍笔耕不辍，他说二十一世纪是东学西渐的时代，东方的学术和艺术思想将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这位国学大师的国学梦，从未放弃。

　　日前，闻名国际的法兰西学院确定饶宗颐教授为该学院外籍院士，声动法国乃至欧洲艺术文化界。作为亚洲第一个获颁该荣衔的汉学家，饶公老当益壮，“我已经是97岁的老人，很快就98岁，实际上我不认老。我记得刘海粟以90多岁高寿上黄山，我希望步他后尘，再去黄山！”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不磨就是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名；中流犹言在水中央、大潮之中，自在则是指独立的精神。饶宗颐常说，做学问、做艺术当先立德、立品，治学要求是、求真、求正，方能立足于世，实现中国文艺复兴。

　　少年退学求学

　　文科不同于理科，过分强调专家、专门，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无家可归”

　　14岁那年，完成潮州城南小学的学业不久，刚上中学的饶宗颐作出一个颇具勇气的决定退学。此时，学校教育已不能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

　　出身于广东潮州一个儒商之家的他，自幼便开始诵读经史、文赋、诗词。名字饶宗颐，源于父亲希望他能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家中“天啸楼”藏书数万册，天资聪颖的少年饶宗颐徜徉其间，尽享阅读之乐趣。

　　两位伯父喜好收藏，存有众多碑帖、拓本及画作，更为他习书作画创设了有利条件。学有所得的他尽显少年老成，在与书界名流书信往来时丝毫不显稚气，许多人并不知晓，通信交流之人竟不足20岁。

　　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1932年，父亲因病溘然长逝。饶宗颐开始继承他父亲遗志，续编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自此，潮学研究与饶宗颐结下不解之缘。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的饶宗颐在中山大学出版了《潮州艺文志》，填补了潮州艺文领域系统的著作实录的空白，成为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式著作。

　　但正当研究刚有起色时，1938年广州沦陷，中山大学内迁到云南，作为中山大学一员，饶宗颐原本也要到云南，但当他回家之后准备返校时，突然大病一场。结果，饶宗颐没有去云南，而是辗转到了香港。

　　不久，香港接着沦陷，他又回到潮州，后来到了广西无锡国专。一直到抗战胜利，饶宗颐才回到广东担任省文献委员会委员，编广东的地方志，主要是编潮州志。

　　对话

　　记者：少年退学，在社会求学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饶宗颐：虽然从学校退学，但我是为了在社会上更好地求学。我一直比较倡导潮学研究，因为国家的历史研究应该从地区做起，假如不从地区做起，就没有办法写成比较可靠而且可以传之永久的全国性历史。以外国的史学研究为例，很多大的题目研究完了，地区的、个别的，也很有研究价值，甚至一个建筑物都可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

　　记者：除了潮学之外，您在众多领域皆有建树，研究范围纵跨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有很多人都觉得您“神通广大”。

　　饶宗颐：因为我从小开始，就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好奇心，希望寻根究底。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个领域。文科不同于理科，过分强调专家、专门，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无家可归”。

　　香港潜心治学

　　做学术研究，有个安定的环境很重要，香港是个避风港，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

　　香港是饶宗颐的福地。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先生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直至1979年9月。

　　在此期间，饶宗颐的研究视角得以进一步拓宽，亦有更多的机会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开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证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远渡重洋去法国研究敦煌学……每到一处，饶宗颐都致力于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1956年，饶宗颐发表了《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藏于伦敦的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典籍全文录出，兼作笺证，阐明原始道教思想的源头活水，引发了欧洲人对于道教研究的热潮。法国巴黎大学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教授认识到了这本书的重要，将此书定为教材。“东学西渐”的历程中，饶宗颐开风气之先。

　　1962年，饶宗颐获得被誉为西方汉学诺贝尔奖的法国儒莲汉学奖。1993年，中学辍学的他获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荣誉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这是建院125年来索邦高等研究院首次将此荣誉授予华人。

　　“香港为饶先生的学术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饶宗颐无疑是幸运的，安定而宽松的环境，使他的学术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成就了饶宗颐，在这里，他逐渐成为一名“百科全书式”学者，蜚声国际。而同时期的国内许多学者，有些被迫离开了熟悉的工作岗位，有些则正在“五七干校”中劳作。饶宗颐也成就了香港，有学者说：“香港有了饶宗颐，就不能说是文化沙漠。”

　　对话

　　记者：为什么在香港的30年间，您取得的学术研究成就最高？

　　饶宗颐：1949年前，因为战乱，社会环境不稳定，我曾颠沛流离，很艰苦。所以，做学术研究，有个安定的环境很重要。新中国成立后，香港与历史上建安时代的“荆州”相似，都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香港是个避风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很重要。

　　而且香港是个开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对学术研究者非常包容，当年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不拘一格邀请我赴港大任教，港大给了我一份薪水，让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的研究平台变得非常开阔，我有很多机会与各地学者交流，还可以到世界各地考察学习。

　　记者：您曾辗转海内外多地任教，这些地区在学术研究上，有无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为什么？

　　饶宗颐：我在海外各地任教及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在法国，他们对我国敦煌文物的保存及珍重，可以说是非常有系统及精密。在日本，对于古代及近代文物的珍视，更是值得我们效法。在日本，就算是古代传下来的一张纸，他们都有系统地记录及保存起来。这是对事物一个“敬”的观念。日本人在做事上“敬”的观念，是来自我们中国。但是，他们发展得更为尽致。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感觉做学问很枯燥。从潮州到香港，再到世界各地，这个求学圆梦的过程，您有感觉过辛苦么？您又是怎样克服困难的？

　　饶宗颐：做学问同做艺术，都是一个苦心，要在苦中求乐。我在香港曾写了一本名为《长洲集》的诗词集，其中有82首“和阮籍咏怀诗”。当时创作这些仅用了5天时间。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那时我带了一把古琴，在长洲岛上的一位朋友家小住，边弹古琴边写作，感觉诗心和琴心相通，这样创作就感觉有乐趣了。

　　文艺复兴时代

　　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时代

　　1978年，饶宗颐在香港退休。此时，改革开放之风开始吹拂中国大地。

　　阔别内地30年后，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此后与内地学者交流渐频。

　　翌年，在曾宪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历时3个月踏访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座博物馆，接触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每行一处，皆有著述。

　　此后，饶宗颐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内地学术活动之中。“世界五洲已历其四，华夏九州已历其七”。

　　饶宗颐的研究不断深入。期间，大陆出土了很多新的历史文物，为饶宗颐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

　　饶宗颐精习法语、日语、德语、英语、印度语、伊拉克语6国语言文字。通谙外语，为他提供了打开异域文化之门的钥匙，他自如穿行于不同文化之间，博采众长。

　　统计饶宗颐的创作时间可发现，他退休后发表的文章远超于退休之前。

　　近年来，随着年事渐长，饶宗颐较少外出，社会活动亦随之减少。但他亦并非埋首故纸堆中不闻窗外之事。新的学术动态、文物出土等信息他依旧十分关注。

　　望百之年，饶公老当益壮，仍然笔耕不辍。不久前，他被闻名国际的法兰西学院确定为该学院外籍院士，声动法国乃至欧洲艺术文化界。

　　饶宗颐说，在他心里，始终常存着一个关于中国的“新经学”之梦。“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他坚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时代。

　　对话

　　记者：很多人退休后都寻求享受清净的生活，您却将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饶宗颐：很多人跟我说，我退休的时间正是一个好时机，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抛弃了过去那种“左”的东西，思想解放了，学术禁区也扫除了。

　　还有是“文革”期间所有的学科都受到冲击，但考古还保留着，或者是恢复得比较早，我可以接触到这个阶段新出土的东西。

　　当时我离开内地那么多年，广东好多人都邀请我回内地。那时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可以说是一片百废待兴，我返回内地时，感觉充满了劲头，研究可以很好地深入，因此，我当时用几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大陆30多个博物馆。

　　记者：您曾经提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们要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圣经，建立新经学。

　　饶宗颐：我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这个观点。因为每个国家都有“经”，中国其实早就有“经”，中国的“经”源远流长，一些国家还在倡导我们的“经”。可是我们自己却不读经，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应该反省的问题。

　　经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也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对现代人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记者：如何理解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饶宗颐：我为什么说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因为100多年来，我们国家出土的东西非常多，很多是汉代的竹简、帛书等，我们可以接触到中华文明的精髓。

　　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因为很多古希腊的思想精华，都在阿拉伯的写本上保留下来。通过这些写本，欧洲找回了很多古希腊的思想精华。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就起源于这些老的写本。也就是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典的新发掘与认识。

　　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一样，我们要趁机把“经”做一个新的整理。当然，我们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前人的宝贵经历好不容易通过历史文物保留下来，我们要珍惜，给以新的诠释。

　　另外，至于经学研究的新方向，有不少学者正在努力。因此，我肯定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一个文艺复兴的年代。

　　记者：这个“文艺复兴”的时代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饶宗颐：我认为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东学西渐的年代。作为现代东方的学人，应该意识到这个世纪不单只是一个东方文艺复兴的年代，更应该是东方的学术与艺术思想，会对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尤其是在中国，不少新的资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们更知道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及它的世界性及普及性。

　　治学精益求精

　　学术研究，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尤其是“正”，“正”就是要秉持正直、坚持正义、弘扬正气

　　对待治学，饶宗颐始终精益求精。

　　饶宗颐的诸多研究成果，并不急于在完成后立即发表，而是细加论证、反复推敲。年方20时，他便追根溯源写出《郭子奇年谱》，因认为文中疑点尚存，不断修正之后，时隔50年才发表。

　　饶宗颐治学十分强调“用哲学的心态深入考察，而从上向下来看问题”。他说今天一些做学问的人有个缺点，往往抓到一点，就把它放大，却忽视了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容易误导大家。“应该冷静，应该全面地看，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许多领域都是有联系的。”

　　饶宗颐还认为，国学是国人的文化精华和宝库，蕴含着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他担心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许多知识分子过多地向外追逐驰骛，甚至不惜放弃本位文化。

　　“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季羡林曾盛赞饶宗颐，“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

　　但平日里，饶宗颐却对大师的称谓敬辞不受。他笑言：“大师是佛教里的称谓，我又不是佛教徒。”

　　与季羡林并称“北季南饶”的饶宗颐，2011年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

　　创立于1904年的西泠印社，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专业学术团体，有着“天下第一名社”的美誉。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等文艺翘楚先后担任社长。百余年间，西泠印社名家辈出。

　　2012年炎夏，他踏访孤山社址，兴之所至，欣然握笔题字。

　　踱步方桌前，满头银发的饶宗颐挥毫泼墨，行云流水间，四个苍劲而又飘逸的大字“播芳六合”写就。

　　“六合即为天地、世界。”饶宗颐收笔，位于杭州西湖畔的西泠印社柏堂中掌声雷动。

　　对话

　　记者：您踏访位于杭州的西泠印社社址时，曾题字“播芳六合”。您觉得，这个“播芳六合”应当如何实现？

　　饶宗颐：我觉得西泠印社在推展中国金石学，尤其在篆刻、书法几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我在西泠题上“播芳六合”几个字，是希望中国的金石学，更能进一步地推向世界，使得西方能够知晓及更了解中国这一门独特的学问。

　　记者：国学大师季羡林去世时，您曾写过一首挽诗，最后两句“南北齐名真忝窃，乍闻乘化重悲忧”。这句诗寄予了您怎样的深意？

　　饶宗颐：我没有表达在中国国学研究上有缺乏后继者这个想法。反之，我觉得现今是国学研究一个兴盛的时代。因为不少新的资料像楚简、青铜器出土，而不少专家都在研究。另外，在传统经籍的整理及修葺上，国家也作出大量的支持。所以，我认为现在对中国国学的研究，正走向一个很正面的路向。

　　记者：您在诸多专业领域，都有开创之功。而当下，学术研究中开创者愈少，追随者愈多。甚至出现了学术剽窃等不端行为，您认为，学术风气的净化，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

　　饶宗颐：学术研究，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尤其是“正”，“正”就是要秉持正直、坚持正义、弘扬正气。中国人自古就是最讲正气的，《易经》中是讲求“正”的，佛家也讲求“正”。只有求“正”，才能永远立足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