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若蚌镜自照、犀角独喻，则我斗胆以为，无论书法还是绘画，启先生都将“雅人深致”做到了30年来第一人，这点后世自有公论，不必当面打嘴仗。有人诟病“启体”直白寡味，那只好怪自己完全不懂欣赏。自点画之间涌溢而出、酌焉不竭的学问书卷之气，并世无两。斯般气息，在而今艺坛，贵如高原雪莲，不可能再有养蕴发挥的土壤。然而，恰恰是总以“学问”的心态及手法从事艺术，招致启先生书画“理性”迈于“感性”“程式化”强过“人性化”，真宰上诉的感觉因之削弱。启先生原本有着丰富的个人性情，但在书画艺术创作上，却被“学理”二字绑架拘禁。类如汉字结构的“黄金分割律”“楷书、行书结构要紧凑，间架不好，就谈不上用笔”等说法，事实上都是“学理”思维之业障。若以国画史作类比，则不客气地说，启先生的路子正如逊清山水之“四王”。故而，单就书画艺术言，启先生可称名家，甚至大名家，却与“大家”无缘。

　　启先生的书画，坏就坏在太守“规矩”了，遗憾就遗憾在太少“淘气”了。他的“淘气”，没用到书画上，却在诗词艺术之圃奇葩怒放。那些不避俚俗、不择题材、疑古破古、呵佛骂祖的做法，为“真情井喷”铺设了宽阔河道。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启功的诗词创新，才真正当得起“启体”二字，与齐白石在国画上的“衰年变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就艺术高度而言，“启体”诗词并不亚于白石老人的花鸟画，只是当世尚未意识到而已。启功称“诗词大家”可无愧色，这个结论我有自信接受历史检验。近30年来当得起这个称号的，首先是聂绀弩，再就是启元白。

　　陈垣怎样拖了启功的“后腿”？

　　鉴于启先生书法俗名太大，这里不妨多谈几句。照我看，他的一个重大失误，是自绝于篆隶，致使其书古厚之气大阙。可靠资料显示，启先生曾云：“不能说篆、隶优于楷、行、草，书体本身没有优劣之分。”这话当然没错，但何绍基所强调的“书贵有篆分意度”，看来他是绝难梦见了。行草书必以篆分翊戴，方有“出尘”之致，是为不刊之论。从不写篆隶的启先生，在与学生讨论书法家要不要做到“各体皆精”时，竟然问道：“为了画鸡还要先画蛋，画蝴蝶先要画蛹吗？唱京剧的青衣还要会唱花脸吗？”如此发问出自启先生之口，我的确是惊讶了许久的。

　　某猥以空疏，关于启先生的学术与艺术，还要抛出一个令人侧目的陋见：陈垣之诲训，促成了启先生学术，但也拖了他书画艺术的后腿(见启文《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令我扼腕叹息的一个例子是：陈母辞世，援庵拟讣，依例当写“泣血稽颡”四字。陈垣却固执地认为，自己只是痛哭，未至泣血，宁可不合丧葬规矩，也不能撒谎，遂当即删掉“血”字，根本不管“泣稽颡”是更疏远一层的亲属名下所用的。这种严谨学者的“僵直”做派，势必要对启先生造成直接熏染。就学术研究而言，这是大优点，但移治书画艺术，却有可能是一场灾难。通常来说，人们经营自己最在意的领域，往往采取最惯用之方法。启先生先是画家，后是书家，总之“艺术家”乃其毕生志向。至于吟诗填词，不过闲暇玩玩而已，心态要放松得多。施展恩师苦心“浇灌”的学理性手段，去剖表及里、条分缕析地“创作”书画，是元白夫子最大的糊涂与悲哀。

　　溥儒将启功先生“点化”成了“诗词大家”？

　　可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溥儒漫不经心地“点化”了启先生“无意于佳乃佳”的诗词艺术灵苗。据启先生回忆，向心翁讨教书画方法和道理，得到的指导却总是如何如何作诗。每次呈上绘画习作，“先生总是不大注意看，随便过目之后，即问‘你作诗了没有？’”“画不用多学，诗作好了，画自然会好。”启先生初疑为搪塞，后贾羲民亦有是嘱，惑方释。窃以为，溥儒这种极端强调“诗意”而忽略具体技法指授的课徒方式，反使启先生在诗词创作上有了较大的感性“撒野”空间，信如《沧浪诗话》所谓：“诗有别才，非关书也；有别趣，非关理也。”

　　末了唠叨点散碎话题。启先生生前从不把自己的字当回事，来客不论尊卑，但有所请，不忍拂意，欣然从命，免费送出了大量作品，并公开宣称碰到伪作“不打假”。这很好，见气度！但公开否认自己是爱新觉罗氏，略伤刻意，何必呢？

　　最后一个刺耳的事情。启先生生前头衔众多、峨峨煌煌，曾任北师大教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协主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故宫博物院顾问、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这些都实至名归，当得起！但不该接受“西泠印社社长”这顶虚荣帽子。这个问题点到为止，恕不展开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