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立文

　　“中国艺术界进入了一个商业化时期，艺术界的商业化元素对艺术造成很大影响，产生了很多对自我重复的东西，失去了自己的创作方向”。昨日，20世纪第一位向世界系统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的西方人——97岁的牛津大学荣休院士迈克尔·苏立文现身上海书展，自称“外国佬”的他，直言对当下中国艺术界的批判。

　　上世纪40年代，苏立文以国际红十字会志愿者身份来到中国支援抗战。在中国，他不仅结识了与他相伴一生的中国妻子，还深深迷恋上中国艺术。昨日，苏立文回忆：“在成都我第一次认识中国艺术家，特别是那些到内地来避难的艺术家，有吴作人、丁聪、刘开渠、庞薰琹。”

　　成都的生活让苏立文有了一段传奇的艺术之旅——他教关山月英文，关山月按《芥子园画谱》教授他中国画技法；吴作人在他家阳台完成了《青海市集即景》的创作；庞薰琹拿出昂贵的油画颜料为他夫人绘制了一幅画像；丁聪、叶浅予、张大千等人向他讲述游历边疆的见闻，并赠送他各类画作；素不相识的黄宾虹给他送了一幅精巧的袖珍山水画。

　　1959年，当他的西方同行还认为现代中国艺术不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课题时，苏立文出版了简略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一书，他也由此成为西方首位系统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的学者。1997年，凝聚苏立文毕生心血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英文版出版，以60余万字的篇幅，360多幅精美插图，全景式地描绘了20世纪中国艺术在西方艺术和文化影响下的彷徨与新生。

　　昨日，苏立文称：“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艺术最激动人心，最有创造力的时期。那时很多的障碍都刚刚被打开，艺术家们看到了新的世界，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所以很多精彩的、有意思的作品创造出来。”

　　对现在中国艺术界的商业化虽表示不满，这位老人还是表现了积极的一面：“我在1980年来到北京访问的时候，见到我的艺术家朋友庞薰琹，当时他说了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不要用我们现在做的行动来评判我们，我们做的一切都刚刚开始。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还是有少数中国艺术家并没有被艺术界的商业化元素所影响，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艺术方式不断创作下去。”

　　经历种种波折，今年，苏立文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终于推出中文版。因年事已高，苏立文昨日在专为他举办的沙龙上言语并不多，对他了解颇深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微博]、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作为嘉宾，向大家讲述了这本书中的诸多细节。其中，苏立文对几位20世纪中国艺术大家的评论，成为读者热议的焦点。

　　徐悲鸿 “几乎仅仅止于合格而已”

　　在苏立文眼里，徐悲鸿的作品“几乎仅仅止于合格而已”，这一评价令很多读者咋舌。

　　“在相对短暂的生涯中，徐悲鸿走过了从清末一个画祖先肖像的画家，到一位沙龙油画家，再到一个模范艺术家的路程。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一个浪漫主义者，在艺术技巧和目的的严肃性方面，为学生们树立了崇高的典范。”苏立文如此阐释徐悲鸿的艺术道路。

　　苏立文承认徐悲鸿的技术革新对中西对话是一种贡献，然而他坚持认为“徐悲鸿不是第一流的艺术家。他的绘画，不论是水墨画或是油画，少数风景画除外，很少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喜感，或者一种视觉的内在紧张感，甚或是一种愉悦的美感，他缺乏刘海粟和林风眠那样的热情和虔诚”。

　　苏立文还喜欢将文学圈与艺术圈结合起来讨论，他谈到了徐悲鸿当年对塞尚、马蒂斯这些印象派画家不以为然，写了一篇文章叫《惑》，徐悲鸿怎么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你还在法国留学，你学到了什么呢？

　　刘海粟 是“一个天生的油画家”

　　在20世纪中国艺术界，苏立文对刘海粟赞誉有加，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油画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修者。他最早的油画，即充溢着活力，并表现出一种技术上的惊人的自信”。

　　苏立文还追溯了刘海粟与徐悲鸿之间的争斗：当时刘海粟在上海建立了天马会，而徐悲鸿在巴黎创办天狗会，有一种说法是，狗咬马。1927年，他们竞争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的校长职务，徐悲鸿是赢家。

　　苏立文认为，两人的主要分歧在于，他们关于哪种类型的西方绘画适合于中国的主张是泾渭分明的——刘海粟主张现代主义，以及艺术家在选择自己风格上的自由；而徐悲鸿的理念是不妥协的学院派。

　　“他是一位强有力的艺术家，但是他太个性化了，以至于不可能产生出色的追随者；他过于热情地相信艺术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选择；或许也太不关心困扰着他的学生们的美学问题的答案了，以致无法像林风眠那样建立起自己的学派。”苏立文对于刘海粟的一生也不无遗憾。

　　齐白石 “少量的山水画才是他最富原创性的作品”

　　齐白石以创作极富神韵、色彩强烈的花、鸟、虾、螃蟹、蛙、葡萄、葫芦、酒壶、菊花等著称于世，苏立文似乎并不看重这些，他只是评价它们“构图通常更为简洁，空间感更为自由和开放”。

　　“少量的山水画才是他最富原创性的作品”。苏立文用这样一句话判断齐白石的成就。

　　苏立文还用西方人的幽默在书里讲述了一个小故事——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北京拜访一位齐白石先生的女弟子，是刻图章的。我跟她聊天，说你是怎么跟他学画的。她说他从来不教我们，只是把一张画给我，你回去临摹。我说你有很多齐白石的画？她说是，就在我床底下，你要不要看？我说要看，她在床底下拿出一个篮子，盖一个花布，里面一厚叠齐白石的画。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齐白石的原作，还有好几个北京名画家的作品，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