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50年代，周恩来（左一）在中南海与科学家孟昭英（左二）、梁思成（右二）、马大猷（右一）交谈。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出版。

　　这是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梁思成。1949到1959年间，梁思成深陷新中国政治运动的漩涡，他频繁地进行自我否定和改造，有时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同道。

　　石剑峰

　　这是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梁思成。1949到1959年间，梁思成深陷新中国政治运动的漩涡，他频繁地进行自我否定和改造，有时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同道。建筑评论家朱涛在《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中，用大量文献和新的史料追溯了梁思成在建国后第一个十年里的心路历程，探讨了中国现当代建筑发展与政权更迭、政治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朱涛认为，究其原因，这是政治上的任意化导致建筑任意化。《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出版。

　　并非否定对偶像的崇拜

　　每一个在中国学建筑的学生都无法绕开梁思成，这个名字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越了建筑领域，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政治遭遇的典型。

　　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涛对这个名字的印象是梁思成在1955年因“复古主义”受批判，又在“文革”中备受迫害。“但我完全不知道，在建国伊始，梁思成在忙着参与北京各种城建工作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思想批判，写一份又一份的思想检讨了。建筑史研究对此几乎只字不提，《梁思成全集》更没有收录这些材料。”朱涛在该书前言中说。

　　不过，朱涛认为，这并不是要把梁思成拉下神坛。他认为，梁思成的思想历程充满急剧的扭转、中断和切换，到最后彻底迷失。他构筑起的“中国建筑”体系也在任意化的政治潮流的冲击下分崩离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师在新中国成立的十年间，以沉重代价换来的精神遗产，不该被遗忘。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中国建筑文化的演变过程，以及与那个时代的互动经验，在今日中国的语境中，仍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文学评论家梁文道看过该书后认为，朱涛的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对一位偶像的崇拜；相反，“他把梁思成放回他的历史处境中，让我们看见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局限、挣扎和痛苦。这恐怕才是对梁思成最大的尊重。在此意义下，我觉得梁思成仍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因为他的命运就是整代人命运的缩影。”

　　将梁思成的思想

　　纳入历史语境

　　在写作这本关于1949年后的梁思成的著作中，朱涛陆续搜集到一批梁思成在1949至1959年间写的检讨。同时，他阅读了大量史料，试图了解1950年代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思想运动，以及它们对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影响。

　　“我认为19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是靠一篇篇建筑师的检讨展开的。在众多建筑师的检讨中，梁思成，这个‘新中国建筑运动’的中心人物，写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在朱涛看来，多年来对梁思成的读解流于空洞的缅怀和颂扬，而鲜有将他的思想、作品纳入特定历史语境中，贴近而又动态地进行分析。

　　在《梁思成与他的时代》里，朱涛认为1949年将梁思成的事业分割为新旧阶段。1951年，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检查《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标志了这个转变。19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中，梁思成的检查最具代表性，“构成了我们今天解读他和一整代新中国建筑师的思想历程、理解新中国建筑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系统的文本材料。”

　　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思成积极改造自己，为的是把自己对中国古建筑的热爱和学识，重新放置到两个他自认为无比坚实的政治基础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民族形式”的倡导和斯大林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方针。

　　1952到1954年，在“一边倒”向苏联看齐的情况下，梁思成尝试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与他自己对中国“民族形式”的倡导结合起来。梁提出了“台基、屋身、屋顶”三段式构图的中国“民族形式”构想，后被俗称“大屋顶”。

　　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屋顶”首先遭到了毛泽东的质疑：“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龟壳子”；同时，苏联建筑界1950年代中期也开始转向。在此情况下，一场席卷中国建筑界的“反浪费、反复古、反形式主义”运动开始了，梁思成成了运动的中心批判对象。

　　“在意识形态和专业领域的双重批判中，梁思成的学术自信受到重挫。他的学术生命，几乎在此刻终结。”朱涛在书里写道，“1956年2月，梁思成向毛泽东本人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称自己从此将成为‘再生的青年’，‘准备着把一切献给您’。”

　　就这样，从1949年底至1956年初的6年中，梁思成历经各种思想改造运动。他在之前20多年积累下来的建筑等领域的知识、思想和成果，都被冠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标签，一概加以否定。

　　“反右”开始之后，梁思成撰写了“知识分子中第一篇反右文章”，躲过了随后而来的风暴，并成为“反右运动”急先锋，1957年下半年他还写了大量批判斗争檄文。

　　“大部分曾大声鸣放的建筑师和学者，在运动中被打倒。从此，建筑界沉寂20年。”朱涛说，“1955年对梁的批判，从思想、话语上摧毁了他的建筑学术体系，1958年下半年至1959年国庆期间，北京在城市建设上的一系列‘大跃进’，则以空间现实全方位地击破了梁的建筑理想。”

　　1959年1月8日，鉴于在“反右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梁思成入党。同年3月，梁发表《决不虚度我这第二个青春》再次表达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