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扁平化和喜剧化。曾经作为文化魅力之源的深度和悲剧，在当代遭到了普遍的漠视。深度所带来的神秘性和悲剧所带来的力量感，在当代的嬉戏和喧哗中渐行渐远。人们在一个由语言构成的世界中狂欢。事物本身的神话已经破灭，只剩下语言叙事构成的喧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服从语言叙事的改变，以至于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现象无处不在。掌握语言就掌握了世界。难怪罗蒂(RichardRorty)主张人生的榜样是批评家和诗人，前者占有最多的词汇，后者创造最新的词汇。卡维尔(StanlyCavell)则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是阅读和写作，通过前者占有词汇，通过后者创造词汇。然而，语言真的是世界的全部吗？当人们被打入存在的深渊的时候，语言是多么的无能为力！罗蒂最终不得不承认，疼痛，尤其是因为残暴而造成的人类集体性的痛苦，是不服从语言叙事的改变的，它是我们存在的根底。只有触及疼痛的根底，才能探测出存在的深度。

　　徐唯辛的作品就触及了国人的痛处，尤其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国人。徐唯辛笔下的人物，都身处各种苦难之中：既有肉体的折磨，也有精神的苦难，既有灵魂的拷问，也有良心的撕裂。我们在面对这些大尺幅的受难者的肖像时，有可能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甚至会因为恶心而晕眩，但我们会被它们牢牢地攫住，以至于忘记了呼吸和心跳。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热衷于观看悲剧，原因是我们身上两种过分强烈的情感可以因此得到宣泄，一种是怜悯，一种是恐惧。普通人因为小过失而酿下大祸，让我们心生怜悯。我们自己担心因犯小错而酿大祸，不免心怀恐惧。当怜悯和恐惧因为观看悲剧人物的受难而得到宣泄之后，我们的心理会因为恢复平衡而充满快乐。

　　然而，徐唯辛的作品并不是给我们快乐，而是让我们陷入无言的沉思，以及唤起我们心中一种触底反弹的力量。在徐唯辛的作品面前，我们看见的受难者仿佛不是他人，而是自己，至少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可能，是人的一种可能。我们没有成为受难者，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一件多么偶然的事。人实际上不像某些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彷佛是被某种神秘力量抛在这个世界之中。从根本上讲，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被抛”，我们只能庆幸自己没有被抛在“难”中。无论我们的力量多么强大，一旦被抛入“难”中，就难以自拔。

　　于是，徐唯辛的作品在我们心灵深处唤起的既不是怜悯和恐惧，也不是窒息和恶心，而是强烈的求生意志，去消灭产生苦难的条件。只要有人在“难”中，人就在“难”中，我们就在“难”中。只有消除所有产生苦难的可能，才能排除我们深陷苦难的可能。于是，怜悯和恐惧，窒息和恶心，就会转化成为强大的热情，去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文明。只有这种由生命根底激发出来的热情，才能突破娱乐至死的麻木，直探生存的深渊，进入澄明之境。

　　彭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