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朱新建:决定快活

2014年02月27日 10:33   三联生活周刊  微博

朱新建 朱新建 朱新建在南京家中上网(摄于2006年) 朱新建在南京家中上网(摄于2006年) 朱新建在南京(摄于1974年) 朱新建在南京(摄于1974年)

  王玄、葛维樱

  2012年8月,时年59岁的画家朱新建从南京迁居北京。“那是他状态很好的时候。”画家李津告诉我们。1991年从法国回来后,朱新建在北京苦练笔墨,生活了五六年,他很喜欢这里的生活氛围。2008年中风后,他右半边身体偏瘫,改用左手作画。随后,他的左手画创作日渐顺利,这时候再回北京,心情不错。

  “他来北京的第一顿饭是我请的。当时我扶着他过马路,本来一步一步走得有些艰难,突然,他把我的手推开,自己坚持着走了几步。我正纳闷,结果发现迎面走过来一美女,他的眼神一下子就亮了。”李津说。虽然已经是中风的第五年,行动不便,语言表达也有障碍,朱新建依然保持着他对美女的爱好,充满好奇。

  “其实从那时起,他每一分钟都可能走。”朱新建的妻子陈衍却这样说。来到北京不久,朱新建就被发现了一颗心脏主动脉血管瘤。他做过心脏支架手术,血管瘤又靠近心脏,做手术危险性很大,只能任它留在那里,随时可能破裂。“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现实,让他在危险还没发生的时候过得快乐一些。”陈衍说。

  他们租住在城市东部的公寓里,宽敞的阳台上养着几盆长势很好的绿色植物,笼子里的鸟叽叽喳喳地叫。陈衍告诉我们,朱新建每天在公寓里晒太阳,会朋友,画画……喝可乐抽烟——这些东西对他病后的身体没什么好处。学生郁俊说“他是极欲的人”,家人顺从他的喜好,不加限制。门厅的墙上挂着大小不一的他的画作,多是他近来努力的成果。直到今年2月10日,这里的黑白水墨画通通被取下,换成了他的遗像。

  “他这次生病很突然。12月5日,南京的姐夫来,老朱和姐夫坐在沙发上聊天,聊了一会儿就觉得累。中午吃饭时,他用左手拿勺子,拿了两下都没拿起来。”因为那颗血管瘤,陈衍每天都会非常注意朱新建的细微变化。“老朱今天有点儿怪。”她给做医生的姨夫打电话,“姨夫说,以他的情况看,要注意二次脑梗的可能性。我一听吓坏了,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检查时,医生让他张嘴,他还表现得很开心,笑呵呵的。CT结果显示,他的右脑血管中有一个小淤塞,属于轻度的二次中风,医生说问题不大,只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输液就可缓解,生命无虞。

  “住院住了20天,马上要出院了,情况开始不是那么回事。他有了癫痫症状,眼睛失明,身体抽搐。”朱新建心脏里有支架,做不了核磁共振,只能做CT。CT影像中,肺部有一个模模糊糊的阴影,“可能是肿瘤”。他的身体已经极瘦弱,承受不了通过穿刺确诊的痛苦。郁俊来看他,抱着他在病床上翻个身,只“摸到一把骨头”。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有等待。这个时间也许是几天,一个月,一年,没人知道。”陈衍问医生:“我可不可以把他带回家?”医生说:“你如果想带他回家,现在还可以走。”言下之意,再过几天,他可能衰弱得连家都回不了。

  1月8日,朱新建回家了。李津去看他。“他实际上已经看不见我了,但听声音,还是能认出我。我跟他握手,能感觉到他的情绪。”他双目失明,但大概还能感觉到一点点光亮。陈衍在床边跟身在法国的儿子朱砂视频通话,朱新建知道那个声音来自儿子,就伸手去找电脑,“想要摸摸儿子的脸”。

  “他自始至终也没说过自己看不见了。”陈衍说,朱新建在家,很努力地像以前一样生活。进食,一天三顿不落,只是食量大为减少,原来一顿一大碗饭,这时只能吃几口。他每天晒太阳,听很轻的音乐,身体并不感到疼痛。“过完年,他的身体状况很平稳,我们也很乐观,想着只要不再冷了,回春回暖、大地复苏了,就会对他的身体有帮助。”

  事与愿违,2月8日,他呼吸困难,感到憋闷,肺部出现炎症,有痰,需要吸痰器。一天后,他越来越难受,吸痰的间隔越来越短。他缩水的身体在病床上一直上下地喘,心跳加快到每分钟140下……“最后半小时,血压急速下降,安静了。”

  陈衍告诉朋友们:2月10日凌晨2点23分,朱新建离开我们了。

  1月的探望是李津最后一次见他。从握手中能感受到朱新建的情绪,但他整个人看起来,“神散了”。遗像里,朱新建露了左半边脸,他眯起眼睛,嘴上微微带着笑,有神地向前望着。遗像两边的挽联是李津写的: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这是关汉卿50岁生日时吹自己的总结。我倒是觉得有一种审美在里面。关汉卿也是一生流连世俗的人,老朱在某种程度上跟他很像。”

  美人图

  1953年,朱新建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干部家庭,从小就爱画画。小学时画黑板报,因为画得不像,英雄人物轮不到他,只能画反角。中学时,他就读的南京九中有一个美术组,教基本的素描,画静物、画石膏像。“他想加入美术组,人家不带他玩儿。”学生郁俊告诉我们,很多年后,朱新建仍会不时讲起这段少年故事,“耿耿于怀”。“就是画得不像。他一出手就是不对的。”可美术组一活动,他就想凑上去。“一个人天生就是喜欢涂抹,不能干别的。”朱新建把画画理解为一种本能,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你问我为什么会出现画画这件事?我不知道。我觉得是人的一种本能驱使吧。这种本能怎么产生的,我也不知道。你看所有的小孩,当然可能受成年人世界的影响,基本都是喜欢画画的,把画画作为一种游戏。”

  就像他所说的那种小孩一样,他喜欢画画,虽然少年时没接受系统训练,但东家西家都学了不少。“文革”时,“南京这种古城的小街小巷里还藏着好多遗老级的老顽童,他们也是整天没事干,就喜欢捉两个小孩来‘教唆’”。朱新建在胡同里碰到过林散之、高二适,在这些“教唆”中看了齐白石等人的真迹,慢慢对中国画有了些体悟。但他的作品不是“国、油、版、雕”,到了煤矿插队,还是画黑板报,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南京艺术学院,上的是工艺美术系,插画、剪纸、镶嵌等等,总是很边缘。“他吃的都是别人剩下的。”郁俊说,“但就是这些杂的东西成了他的养料。

  有一次我在他南京家中的地下室看书,他翻出一箱东西,我以为是旧画,结果他拿出两幅剪纸来,大概是80年代初时的作品。这么久远的东西他还留着,说明他对它们是喜欢和认可的。”

  朱新建当年获过奖的作品有连环画《除三害》,动画片《选美记》、《皮皮鲁与鲁西西》。“做动画片,里面涉及造型整合,你必须有固定的动画形象,不能一会儿一变,这就要做很多创作前的工作。”李津说,朱新建通过这些经历做自我训练。后来他专攻水墨画后,随身带着巴掌大的小本子,上面是铅笔画的草稿、未完稿,很多画作的造型已经在这里演练过许多遍。另一些笔记本专门用来记句子,多是禅宗语录,也有极少量的流行语,备用做题款。题款的字形也要研究几种,不同的题材配不同的字。他像当年做动画片一样,在创作真正发生前,就开始了这个过程。“这是他做学问的精准,是我们认为的文人境界。”李津说,很多人觉得朱新建的画很随意,但在他看来,朱新建是“理性的、胸有成竹的”。

  1980年,朱新建毕业留校,在工艺美术系任教。他在做实用美术作品之余,想的却是画水墨画。“我的指导老师都很不满意我的‘专业思想’不稳固。我苦恼、犹豫……”他想起困难时期家里养过的小猫,说它“不爱吃的东西就不吃,宁愿饿死。最后,我倒是没有饿死”。

  朱新建带着5幅“小脚裸体女人”画作,参加了1985年在武汉举办的“中国画探新作品展”。艺术评论家鲁虹当时在湖北美协工作,他告诉我们,画家李世南到全国各处去搜罗作品,朱新建的画就在其中。初时,朱新建拿给他的是一些山水、花鸟作品,李世南觉得画得也不错,但问他:“听说你画好多女人,能不能给我看看?”李世南最后选了5张,朱新建自我评价:“其中有2张比较一般,女孩子穿衣服,但画得比较性感,还有3张比较过分的,基本上没穿衣服或衣冠不整。”那次画展规模盛大,有吴冠中这样的名家,也有许多新人。“画家丁立人的儿子当时才十几岁,也去参加了,年龄悬殊特别大。”李津说。在老少画家众多作品中,朱新建的“小脚女人”受到了关注。

朱新建作品:《美人图》朱新建作品:《美人图》

  “小细线,没几根,身体胖,小脚。”郁俊形容那时候朱新建的女人形象。不复杂,但是三寸金莲,封建;裸体或者一个肚兜、衣衫不整,黄色。他的题材触碰的正是此前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大禁忌。后来又在中国美术馆展览,受到老一辈画家叶浅予的批评,说他的画是“封建糟粕”。时任《中国美术报》主编刘骁纯发文回应,还不敢用真名,写的是《朱新建的挑战性》:“我们认为凡是创新的东西都是具有挑战性的,朱新建的这种中国画是具有挑战性的。”

  朱新建画画时自然没有这个意义指向。就像喜欢画画一样,他本能地喜欢美女,画出来只是为了自己高兴,没想给人看。他曾谈起,十二三岁时意识到两性差别,开始对女性感兴趣。后来有机会看到一些“内部书籍”、“内部电影”,那些女性形象、丰乳肥臀,进入了他的想象。越是禁忌的越追求,朱新建曾回忆到,那时候,一本《金瓶梅》能换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后来他画小脚女人、《金瓶梅》插图,就是因着这种趣味,自言想把“中国式的性感”表达出来。在他看来,叶浅予等画家画漫画、画铅笔速写的时候非常自由,但落在宣纸上,会小心翼翼,充满敬畏,而他年纪轻轻就在宣纸上肆无忌惮,自然受到批评。

  画家靳卫红就在那年进入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中国画,朱新建在学生中小有名气。“学生对这种越是负面评价的人越感兴趣。”在学校,美术系排第一,代表的是“艺术性”,实用美术都要排到后面。但美术系的学生都撺掇把工艺美术系的老师朱新建调过来,他们看到他的艺术价值。在南艺进修的李津常常去看他画画,觉着“他的女人是江南的,温软妩媚,很有语言感,像江南话”。李津说他当时刚从拉萨支教回来,与南艺校园中旧式绵软的氛围格格不入。“是朱新建把我打垮了,把我刻意追求的力度、狂放、博大化解掉,我发现我骨子里也有另一面软的东西。”

  靳卫红坦陈,那时朱新建的画算不上绝好,通过材料、造型等方式,对画的效果还有很多的设计,但难掩笔墨之中的真,性情的流露。“我作为女性画家画女性,是对自我的评价。他将女性作为对象,是对他者的评价。女性让他感到快活。有人说他消费女性,是不是一快活就成了消费?反正我看老朱的画还是很喜欢,他把心里的渴望表达了出来。”

  笔墨

  未及调至美术系,朱新建离开了学校,1988年,去法国。李津告诉我们:“那个年代,谁也绕不开西方的影响,朱老师不相信间接的东西,他必须得亲自去看看。”虽然也和巴黎美术学院、华裔画家丁雄泉等人有联系,但他在那里仍要自己解决生存问题,画海报,有时候参加展览,也接受批量订货。“都是色情画,西方人喜欢的东方色情,他们不看他的艺术价值。”歌德学院前院长阿克曼告诉我们。

  郁俊乱翻朱新建的旧书时,看到过两张他在巴黎时期做的藏书票,麻胶版的底,很精致。但他带回的作品很少,跟朋友谈起那段时间,也多是他遇到的男人女人、看过的色情电影,而非创作。“出国后,随时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发现原来我们的西装做得不如他们地道,原来我们的自来水笔不如他们的自来水笔好使,因为我们是跟他们学的。但他们卖毛笔,毛笔却是从中国进口的,卖宣纸,宣纸是中国进口的,这些东西是中国原来就有。”朱新建在一次演讲中说。他发现了一些自己原有的、地道的东西——“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精神。”李津总结道。

  “将毛笔作为一种核心价值。”靳卫红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毛笔不是这么用的,它不直接表达性情,而只是一种介质。”李津告诉我们,八九十年代,水墨界的主流是“主题创作”,例如常见的少数民族题材,重要的是主题内容的表现,而非笔墨本身。“新文人画”的概念实际上是对这个主流的反叛,“他们和现代主义、美术家协会的追求都不同”,回归笔性。“文人画是通过毛笔的运行轨迹,来直接传达心灵感受的东西。”朱新建开始这么理解文人画。他被誉为“新文人画”的代表,但在靳卫红看来,“新文人画”的概念后来被滥用,其中绝大部分画家和作品仍然在追求外在效果,是装饰性的。

  朱新建1991年回国,住到了北京,苦练笔墨。“他向古人学习,长自己的功力。”靳卫红说。唐代以来的文人画家,石涛、徐渭、八大山人,及至近现代的齐白石、黄宾虹、关良,他大多临摹过,成百张地画。颜真卿等人的字也临了许多。他在北京居无定所,亚运村、方庄等几个地方辗转。阿克曼说,他那时还在歌德学院工作,住在圆明园附近的达园,院子宽敞,就招呼朱新建等几个画家去。他们都看到他的勤奋,不讲求什么特殊环境,随时随地画。很多年后靳卫红和他一起去外地参展,“他也用一个小帘子卷上纸笔随身带着。住在宾馆,晚上为了不打扰同屋的人,就在厕所里画”。

  阿克曼当时对水墨很感兴趣,但一知半解。“我亲眼看了老朱画画的过程,就知道了水墨画是怎么一回事。”他往桌边一站,抓笔的感觉就是潇洒。放笔、运笔、收笔流畅自如,一气呵成。“水墨画与油画不同,画油画时感觉不好可以暂停,之后可以继续、修改,但水墨画只有一次,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高强度地画了五六年,朱新建的线条稳了,笔力也显现出来。郁俊说:“黄宾虹总结的用笔的‘平圆流重变’,他都做到了。”笔力之平,笔意之圆,行笔之流,线量之重,再加一重变化。他的用墨也在变,直到某一天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到处跟人说“我会用水了”,对墨的轻重浓淡有了控制。

  朱新建真正用笔和墨将自己与传统勾连了起来。他的趣味、文气,带着古意,在李津看来,甚至是一些“腐朽”的气息。他的技术,达到了古人对水墨画的要求。他完整了自己的风格特质、精神修养。“这种修养与社会道德无关,它是画家对自我的把握。”阿克曼说。

  活着

  朱新建潜心笔墨的那几年,却也是李津认为他最被低估和冷落的日子。“他不靠主流,无论是水墨界的主流,还是当代艺术的主流。”水墨界的主题创作由美协主导,而在当代艺术界,“水墨不是一个角色”。

  市场价值也没有显现。“那时艺术市场还没有起步,我们的画都是外国人在买。”靳卫红告诉我们,朱新建的画进入市场还要早一些,他的“美人图”出名后,就有一些港台藏家带着猎奇心来收藏。

  李津记得朱新建跟他说过:艺术品就是这样,你饿的时候,拿它换一个馒头,不算便宜。你饱的时候,卖50万元一张,也不能算贵。“他认为画和钱不能绝对地对应。”他不讳言将绘画作为一种谋生工具,对上门买画的人来者不拒,几十上百张地赶画、还画债。

  “他每年画的量太大了,其中百分之八十都应当烧掉。”阿克曼苛刻地说。阿克曼收他的画时会挑剔。“我说‘你这个不好’,他也不生气,笑呵呵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他心里清楚哪些画是真正好,有这个自信。

  “他有时一晚上能画出40多张,产量惊人。”郁俊曾住到朱新建家中学画,他说,“我看不到他的极限,但能感觉到,也许就在我睡觉的时候。”郁俊觉得画画跟跑步一样,都有极限,有的人到了极限就不跑了,而朱新建是“极欲主义者”,每次都会超过那个极限。他常年黑白颠倒,夜里画画,“比其他人苍老得快,50多岁时就像70岁的老者”。

  2008年,55岁的朱新建病倒了。“他在重症监护室待了8天,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瘦得不成样,朋友们去看了都受不了。就是这种情况,他居然活过来了。”靳卫红也觉得他生命力强,了不起。他康复后刚开口说话,指着通讯本上她的名字,告诉家人要找她,见面就说:“活一条命,是一条命。”很用力,气若游丝。

  靳卫红想起从前,朋友的儿子闹离婚,知道他会说话,让他去劝和。他劝完,男方决意离婚。“他原本是对生活毫不强求的,很通达,绝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病了一场,强烈的求生愿望却本能地跑出来,“但对他来说,不能画画也不算是活着”。右手失去知觉,他从左手从头做起。“那是他最难的时间。有一次我去看他画画说‘你这画是拼了命画出来’,他听了,呜呜地哭起来,伤心得不得了。”他画的是最简单的小花瓶、小草,笔下完全没数,靳卫红一语道出他的凄凉。

  “我们不自觉地当他是一个小孩,实际上他不是,他的思维很清楚。但他确实是另一个朱新建了,因为他作为朱新建的特征都没有了。右手已经不能画画。他那么爱说话的人,不能流畅地表达,千言万语都成了‘好’、‘不行’这种单字。他爱女人,但现在已经没有精力去爱了。”

  到了2010年,朱新建的左手画流畅了起来,但在李津看来,那依然无法成为一种“左手优势”。“过去,他的画很有变化,是有知觉的、娇气的,这些特点都受制于左手。”好在有他的真诚,“毛笔虽软,但画出来硬,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李津告诉我们,他在朱新建的画里看到的是美好的力量:“有一类画家,画出来的尽是美好的东西,像我是顺着情绪走,情绪会表现在画里。但他是理念在先,把审美输入到自己的工夫里,输出的都是唯美的信息。从这个角度讲,他不像毕加索,更像马蒂斯。”

  朱新建说过,自己对人、对世界都是悲观:“迟早要灭亡,而且离灭亡的时间不太长。”可他不画。他画得最多的美人图里,都是让他快乐的美女慵懒地站着、坐着、卧着,腰间向内弯成一个小三角,特别的妖娆。她们没有姓名、职业、道德、思想,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女人,而是他想象中的女性。“他的画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郁俊如此理解,“他大概是有一点‘酒神’精神,因此更珍惜这些快乐的东西。”

  “现在很多人说他是什么‘最好的’、‘最后的’,这些都没用。他对传统的继承,他的独特性和价值,在未来会被慢慢发现。”李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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