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妈妈的放养故事--喻红篇
喻红靠在沙发上注视着女儿,女儿则安详酣睡在另一头,母女俩在画作中体现的,既是构图上的平衡,也暗示着母女关系:女儿从脱离母体开始,逐渐成长,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这是喻红的油画作品《1996 年30 岁》,隶属目击成长系列。孩子和艺术创作,都需要倾注心力,也是艺术家妈妈内心天平上角斗的两种力量。刚成为母亲那几年,喻红也纠结在这两股力量中,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她重新开始梳理自己,意识到了母亲的责任,又从责任萌发了女性自觉意识在艺术创作中的位置。在此之后,她变得广博,格局也从女性自身情感,转向了女性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又朝向特定族群关怀。
绘画史上从不缺少女画家的亲子图,美国女画家卡萨特就画过许许多多母子形象。还有法国女画家勒布伦夫人的名作《画家和她的女儿》,画面上勒布伦夫人俯身坐着,双臂围抱着女儿。女儿搂着妈妈的脖子,亲子之情洋溢纸面。
对东方女性来说,成为母亲无疑比成为妻子更符合女孩向女人身份的转变,从而释放出更宽厚也更具能量的爱。尹秀珍亦是如此,在她以往对于城市和环境的关怀之外,因女儿的诞生,而产生对未来的忧患,其关怀的维度,也从个体记忆趋向于未来。
相比喻红和尹秀珍,曹斐显然是另一代人,更自我,也更自由。她强烈的自我意识与主见,既体现在她成为母亲前的创作中,也延续至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后她创造出的教育方法中。她的变化也显而易见:内心变得更为丰富。
而对于海蒂·芙欧特(Heidi Voet), 一个嫁入中国家庭的比利时艺术家,似乎又显得不同。她早早就萌发了女性自觉,一对龙凤胎子女则拓宽了她关怀的视野,她说:“更希望能为所有的孩子创作。”
孩子对于艺术家母亲的影响,是记者采访四位母亲时浮现出的一条脉络。与此同时还有另一条脉络,喻红、尹秀珍、曹斐和海蒂,都不约而同地拒绝教授孩子绘画,并对于孩子的成长,都采取一种“放养”的方式。
但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孩子们都毫无例外地显现出创作的冲动。喻红的女儿每年在父母生日时为父母画一幅肖像,尹秀珍的女儿宋儿睿自己动手开始创作,曹斐的儿子山山会拿iPad拍摄特效视频,海蒂·芙欧特的双胞胎子女赫利奥(Helio)和斯特拉(Stella)则会通过画来讲一个故事。从中,或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血脉并非是艺术基因传承的单一方式,在艺术家妈妈看来,释放孩子的天性,培养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无疑更重要。而孩子们在艺术家庭的生活环境中,在生活点滴中受到熏陶,潜藏于血液中的艺术基因得以激发。由此, 孩子们对艺术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如宋儿睿就说:“艺术家是创造世界上独一无二东西的人。”
有趣的是, 喻红、尹秀珍和曹斐走上艺术道路,也并非其父母手把手的教授,而是自觉自发成为艺术家。
在母亲节前,我们走访了喻红、尹秀珍、曹斐等“女神”级的艺术家妈妈,在她们成为艺术家,成为母亲的故事中,或许也能够给妈妈们提供一些经验分享。
喻红:目击共同的成长
“我们这代人在青春期时和父母没有太多交流,会形成一种对抗,所以我在我孩子的成长中,就特别注意交流。”喻红告诉记者,她一直会有意识地多和女儿聊天:“没事就跟她聊聊,东拉西扯的。”
去年11 月,喻红新展《忧云》开幕,以“忧郁”为主题创作了“忧云”系列中六幅三联画,“忧郁”缠绕的“文艺青年”在画布上呈现内心与外化不同的“自我”。另一幅单独成篇的《云端》长达18 米,气象万千的云海中有襁褓中的婴儿、戴着红领巾飞翔的少年、肢体纠缠的青年……
此时,女儿已远赴美国读书,母女俩唯有通过视频聊天保持联系。聊天是母女之间十几年来的习惯。“从小到大,一直跟她聊天,而且特别有意识的,没事就跟她聊聊,东拉西扯地聊。”喻红说。
一离开我她就成熟了
在视频里,喻红仔细瞧了瞧女儿的宿舍。女儿和三个美国女孩同住一屋,日常生活和学习都在客厅里,卧室很小,就见到一张床。喻红笑着说:“我看她房间还挺乱的。”
刚开始,喻红还不习惯女儿不在身边,她称之为“生活中的无奈”。但喻红对女儿挺放心:“一离开我(她)就成熟了。” 女儿出国前喻红在一边看她整理行李,见到她将衣服等用品分门别类,仔细放入行李箱。“她整理行李比我替她整理好得多,她还会有效利用箱子空间。”喻红说。
随着女儿慢慢长大,喻红每年一幅的《目击成长》系列也发生了变化,早些年还能见到画中女儿依偎着妈妈,而后开始成为画的主角,去年那一幅,画的则是女儿和北京四中的同学在一起。
1994 年8 月12 日, 护士将新生婴儿洗干净包好,放在喻红怀里。婴儿并没哭闹,特别安静,一双乌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她怎么就这么一直看着我呢?”喻红之前总听人说,新生婴儿是闭着眼睛的,会一直睡。真见到女儿时,和想象完全不一样。一双瞳孔在婴儿的小脑袋上显得格外大,新生儿的眼珠上像蒙上了一层油,黑亮亮的,她并没充满好奇地打量着未知世界,而是一直看着喻红。
刘小东不在身边,那时的医院不让父亲进,喻红独自面对着一个新生命体,品尝初为人母的滋味。她眼泪也不停地流,不是委屈、难过,而是百感交集。她一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母亲了,从此也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母亲)这两个字特别重。”喻红说。
随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刘小东每天早上8 点就上班走了,喻红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还没有上个厕所的工夫,孩子就开始哭,她哭喻红也哭。她内心挣扎,不停问自己如何才能把这个孩子养大。晚上刘小东回来,见到喻红还是抱着孩子在沙发上,一天都没有起身,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之久。
“母亲的责任首先就是让孩子活下去,生存,把她养大,”喻红告诉记者,成为母亲后她才真正意识到艺术创作中的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差异:“结婚以后跟谈恋爱的时候也差不太多,并没有落实到责任,其实当你有责任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不同的。”
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喻红每一天都能收获真切感触。“新生婴儿是不跟大人交流的,她的视力也看不清楚什么人;等到几个月后,她跟大人有了交流,她会跟你笑,会咿咿呀呀,会说话,这每一步都是惊喜。”她不禁感慨:“我的感觉就是,生命是一个奇迹。”
目击了女儿5 年的成长,她突然回望自己,朦胧中意识到两代人成长的差别,以及成长与环境的关系。当时,女儿已进幼儿园,喻红终于有时间重拾画笔,她试图用画笔将此描绘。她开始翻阅自己的旧照片,从女儿出生后的那一年开始,每年选一张,以此为素材作画。一张画自己,一张画女儿,再并置一张当年的新闻照片。
在旧照片的选择上,喻红的依据是“这一阶段成长中的典型状态”,主要“以成长的时间作为线索”。新闻照片与画作并没有直接关系,在《时间内外》的策展人郭晓彦看来:“通过描写与自己相关联的时代中个人的偶然际遇,勾勒出个人与时间关系中的‘镜像’,并显露了这种联系完全不受自我意志控制的一面,它受制于一个更加不明确的意向。”
在女儿出生之前的《目击成长》系列中,喻红梳理了自己的过往:
1966 年,喻红出生在北京,她的母亲早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后来从事美术编辑。她出生是难产,母亲得到她就像捧着一块珠宝,心想该如何培养她。
1974 年,她在北京市少年宫开始学画。早在四岁时,她母亲被下放至北京通县劳动,留给喻红纸和画笔,让她自己画着玩。有人见到,问她长大想干什么?她随口说,画家。
1980 年时她很有主见地对妈妈说她要上美院附中。 1984 年,喻红就出名了。从美院附中转入美院油画系后第一张作品“大卫”像,技惊四座,登上了全国高校美术教材的封面,也是公认“美院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张‘大卫’像”。
1988 年,她出现在张元的毕业作品《白线》中,画面上背着身戴眼镜的男子是刘小东,两人已经相恋,并在1991 年一同出演了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1993 年喻红和刘小东在美国纽约举行了婚礼。1994 年女儿出生,喻红躺在床上,看着刚出生的婴儿,自此之后 《目击成长》系列又多了一条女儿成长的脉络。
女儿一年年长大,1998 年那一幅,女儿穿着花裙子张开双臂,背后是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那一年,刘小东在西班牙学习,喻红带着女儿去探班,一家人转道去埃及短暂旅行。喻红告诉记者,全家一同旅游的机会并不多,多是利用探班的机会四处走走,女儿挺喜欢这样的出行方式。在国外,母女俩会参观博物馆。国外博物馆,多是沿着美术史的脉络布展,女儿一边看,喻红一边讲,帮着梳理。
在北京就是如此,几乎每个周末都去。喻红去参加朋友的展览,留女儿在家无人看顾,就索性带着她去,大人在边上说话,她觉得无聊,就自己一幅幅瞧。“她愿意去,但没觉得她特别有兴趣,她小的时候其实也没啥可玩的,”喻红说,“现在,她都和同学一起去看(展览)。”
女儿那一组中,更多记录了她的各种兴趣爱好。1999 年那一幅,女儿在准备演出“肚皮舞”,2000 年时抱着足球,2005 年时候练艺术体操,2008 年在罗马街上滑轮。喻红告诉记者,她和刘小东对孩子的教育,有一条宗旨:让孩子做自己有兴趣的事,让她有比较多的选择。对于兴趣,则更注重让孩子多运动。“多运动对身体健康有益,另一个原因也是实在没时间管她。”
《目击成长》系列以每年一幅的进度依旧在延续。有趣的是,女儿也以类似的方式“目击成长”。每年,逢父母生日时,女儿会画一张他们的肖像画作为礼物。“她很小就会画油画。”喻红告诉记者,她只在最开始时教过女儿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用什么纸和笔,之后就不教了,也没法教。
“和兴趣培养不同,专业学画需要环境,让她能够在群体中观察、比较自己和同龄人的绘画程度。”喻红解释说,在家没法教,所以给她报了美术班。女儿为喻红所绘的小幅肖像画如今放在喻红的工作室窗户处,进门就能见到。
与女儿多交流最重要
“我们这代人在青春期时和父母没有太多的交流,会形成一种对抗,所以我在我孩子的成长中,就特别注意交流。”喻红告诉记者,从小到大她一直会有意识地多和女儿聊天:“没事就跟她聊聊,东拉西扯的。”
聊兴趣、聊学习,喻红还会聊自己遇到的事,聊自己朋友的事,她认为这会增加女儿对社会的了解。比如她曾对女儿说过王红(化名)的故事。王红是喻红的朋友,经常出现在喻红的画作中。
王红第二次轻生那次,企图用尼龙绳结束自己的生命,获救后住进了医院。喻红告诉女儿,王红正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听到这里,女儿叹了口气:“作为女性,她失去的一切再也无法挽回,谁知这种打击会不会加重她的抑郁。”她无法想象王红如何撑过这些日子,满脑子都是她原来的模样。显然,她从喻红处学到了悲悯,学到了关心别人。到2008 年新年,见到王红在博客上写了篇对前一年的总结时,心才平静下来。随后她写了一篇作文,题为《可喜的变化》,文中写道:
“2008,经历了很多,她失去了引以为豪的东西,却又收获了坚强,那份想象不到的坚强。她从不敢面对生活到对未来充满希望,从不愿见人到敢于向社会诉说遭遇,吐露心声,这种改变的确令人欣喜。在所有人担心抑郁会再次侵蚀她的心灵时,她敢于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故事,并且祝福别人比她过得更好,这又是怎样的心境。
她告诉我天下没有过不去的坎,告诉我要学会珍惜现在的所有……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不吸取教训,等着下次灾难的到来,再说‘灾难毁了我的一生’。而她最可喜的变化,就是她决定摆脱这份‘可怕’,直面人生。”喻红看过女儿这篇作文:“小孩的眼睛很干净,她看世界的方式和成人很不一样,成人会有世俗的想法。”
在喻红看来,现在的孩子通过媒体、网络获得的知识远比自己那一代多得多。“他们似乎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但其实还是小孩子,跟头还是一样要摔的。”喻红说,摔跟头也是必须的经历:“经过挫折,付出教训和代价,身体力行才能真正了解世界。”
“何况总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喻红说,所以她选择“交流”,分享她自己的经验:“帮助孩子学会自我判断自我应对,让她在栽跟头时可以爬起来,快速恢复。”
即使在女儿“青春期”时,“交流”也未中断。当记者问道:“如果女儿遇到感情的困惑不愿意讲呢?”喻红也很坦然:“她不讲就不讲吧。早晚有一天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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