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摇摆中的力量

2014年08月09日 08:35   21世纪经济报道  收藏本文     

蔡国强 蔡国强

  本报记者 曹俊杰    特约摄影 王 寅

  在艺术家蔡国强8月9日在上海的个展《九级浪》开幕前一天,蔡国强必须完成自己展览的最后一部作品:他要在黄埔江上把成千的焰火送上天。

  然而,点火器却并不在蔡国强的口袋里。自昆山“8·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发生后,政府部门对于火药的监管突然严厉起来,即使是在原定爆破时间的前两天,来自上海市公安部门的爆破批文依然没有下放。

  在岸边勘察地形和光线的蔡国强,有些懊丧。蔡国强有不少游说的资本,在今年5月澳大利亚昆士兰刚结束的个展《归去来兮》上,当地统计这一展览已经为当地经济带来了1451万美元的增长,带来了12万人次的游客。即便是在纽约“9·11”之后,蔡国强也说动当地政府让他在曼哈顿东河上空带来焰火的移动彩虹。

  “艺术的冲突和矛盾,也是它的魅力,爆炸可以杀人,可以用于战争,但也可以变成艺术。”蔡国强说道。好在,批文终于在最后一刻传到了蔡国强的手上。

  “你期待空中黑色的焰火吗?”蔡国强俯身问一个小孩。男孩狡黠地笑笑,没有回应。

  用焰火进行叙事

  《21世纪》:这次焰火是定于下午5点在黄浦江上燃放,这和以往在夜晚放的焰火有什么不同体验?

  蔡国强:白天跟晚上不一样。晚上是靠夜空里的光,光来自于气块。白天烟会散,散的时候就像水彩画一样的风景。而且白天能看得到环境,晚上要不是特别的环境,比如鸟巢,都不知道是哪里,噼里啪啦,没有牵扯出城市,带出真实的生活感。晚上的烟花,看起来比较乌托邦,城市的现实不清楚。白天,这样的现实就会存在城市的上空。

  《21世纪》:之前你曾在巴黎塞纳河上用焰火来描述巴黎的浪漫,这次想用焰火在上海传递什么讯息?

  蔡国强:这次主题关于自然和生态,传递一种伤感的情绪。整个焰火活动,叫《无题》,第一章节,叫挽歌;第二章节叫追忆,第三章节叫慰藉。第一章是以黑白为主,但最后是杂草丛生,芳草碧连天,很荒芜的感觉。到了第二章,就会用很多彩色的烟花,跟故乡的对话,有亲情、友情啊,比较柔和的一段。第三章节,用很多空中的烟带,尤其是最后,有1000多个黄色烟带在空中,虽然有点伤感,但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温馨的感觉。总体上是比较诗意地对自然的情感色彩表演。

  《21世纪》:以往的爆破都是具有力量和轰动性的视觉的,这次用白色、黄色、黑色的焰火,是中国人传统里一种寄托哀思的颜色,为何有这样的设计?

  蔡国强:这是我这几年来在设计爆破上有一点叙事性,确实有一点转变。花花草草的比较多。不像以前那么强烈,比如在地球上炸出黑洞,表达宇宙概念。主要是到了这个年龄,很多人生的感觉多起来了。随着年龄增大,父母亲变老,父亲生病很长时间了,2010年到现在都在躺床,慢慢的这人生、体会、层次会丰富和敏感。我这人就是这样,感觉到什么就做什么。我多怕晚上有来自家乡的电话,怕出大事,我几次紧急回到家乡,好在父亲在急救室里转危为安。艺术某种情况下就应该反映艺术家当下的真实,不要总沉浸在过去。但其实也是难度,这个怎么表达出来。

  《21世纪》:如今的艺术成为一种产业和系统,你对此持有一种警觉的态度? 

  蔡国强:不要把自己放在外面说别人的缺点,我自己也是艺术家,但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警觉。现代艺术的特点,从达达主义的时代,有一大堆怪异的表现,它们的目标、出发点,所有的前卫艺术,都是想回到大众,艺术不要跑在象牙塔里面,不是光贵族在玩的游戏。包括康定斯基的包豪斯,都是在艺术的纯粹和大众间的寻找。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慢慢的,艺术变成了一种产业和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帮助这个城市带来收入。这个也是对社会的贡献,但是它的落点同时也让城市大兴土木,做美术馆、双年展,变成了文化产业。现代艺术也创造了一批搞大展览的艺术家,包括我自己也是。参加各种双年展,光威尼斯双年展我就参加了五六次。

  “艺术家在今天社会里的摇摆,有一种真实的反应和力量”

  《21世纪》:你觉得今天的艺术创作太四平八稳,成为系统里的产物,追求商业价值,不好玩?

  蔡国强: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现代艺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带动了现代艺术走向了大型装置或者引人注意的事件。因为信息太多,交通很方便。所以要求艺术家的亮点比以前大,在一个双年展里,有几千个艺术家和几千个作品。它的文化特点,不光是艺术,都属于夺人眼球的一个时代。但也应该注意到,创造艺术的本质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底线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答案,但有时候又觉得很模糊。

  《21世纪》:也有人评价你的创作方式是过于商业化的炒作自己?

  蔡国强:我自己有时也会泄气。用艺术来赚钱,不是我的目标。主要问题不是我商业化,是我大量把艺术放在人民群众里,去创意,跟这么多人发生关系,它本身是一个危象。我就像一个钟摆,有时候感到太大众化,做得多了,也要追求纯粹性的东西。艺术发展到跟民众大量关系,大众性,有危机,也是生机勃勃和魅力的。这就是我兴趣和积极在做的动力。并不只是享受,也有挫折感。不管是哪边,还是要把活做好。

  《21世纪》:你在作品里也有消解权力的暗示?

  蔡国强:当然会有,但是我不会扛着大旗。通过一个艺术家的矛盾和摇摆,但他和千千万万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去说要表达的话,又做了很多改良。可是它是真实的。我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想指点江山。其实我和很多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制度里,有一个挣扎的状态,但是我们的触摸和感知,永不放弃的傻瓜状态,它就是真实的,就有一种力量。艺术家在今天社会里的摇摆,有一种真实的反应和力量。安心去真实地做,我总是为自己这么辩解。

  《21世纪》:很多艺术家都在为想成为艺术史的一部分而努力,你希望今后别人在评价你的时候是怎样的?    

  蔡国强:在泰特当代艺术博物馆,有一面墙,是20世纪艺术路线图,我和我这个时代的人都放在最后面,属于1990年代的艺术家。不是说我很想成为艺术史才去努力的。你就是拿艺术史在玩的,没有存在艺术史这样的思考。我心中没有抱负,这个棋只是给自己下。没有办法预知未来什么样。有时候碰到国外的美术馆馆长,他们说,你把国家当作品做,但我觉得说大了。中国文化是我多元文化里的一种,很重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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