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自认诗第一画第四 是怕“世人不视其为文人”? 　　《虾戏图轴》 作于1948年,共画有八只活泼、灵敏、机警的长臂虾,为白石88岁时所作,是其创作虾的巅峰期。用墨的变化,使虾的身部呈现各种形态,有躬身向前跃进的,有直身游荡的,也有弯身爬行觅食的。此图充分表明白石的用 　　《牡丹》 为齐白石晚年所作。他用大笔蘸洋红,随意点写花朵,但浓淡密疏空白皆恰到好处;用浓墨画叶,似不再区分正反俯仰,也不分叶脉和叶,但笔墨的神韵,更胜于前。

　　■收藏周刊 记者 程辛 实习生 苏碧雁 整理

　　齐白石早年曾为木匠，后“五出五归”拜师学诗画；50多岁定居北京，因名气不大求画者少，慨然“衰年变法”，终成一家，为近现代中国新文人画的开拓者。其晚年曾自认为：“我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对此，姜寿田直指，“在这背后实际潜隐着齐白石唯恐世人不将其视作文人的焦虑感。”

　　简介

　　齐白石 1864-1957年，湖南湘潭人。原名纯芝，小名阿芝，字渭青，号兰亭。后改名为璜，字濒生，号白石、饿叟、白石山翁等。集诗、文、字画及篆刻于一身，尤擅长花鸟、草虫及鱼虾等写意绘画。

　　◎问诊专家简介

　　郎绍君：河北大学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近现代中国书画。

　　刘墨：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姜寿田：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陈传席：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

　　“齐白石画艺胜于书法，书法胜于篆刻，篆刻又胜于诗文。白石画，章法有奇趣。其所用墨，胜于用笔。”

　　——黄宾虹

　　“他赋予作品以质朴清新的农民情感，赋予文人画形式以新的生命力和现代性。”——郎绍君

　　从木匠至画匠 “五进五出”拜师学艺

　　齐白石年幼时，家境贫苦。15岁时，为养家糊口，学木工，因勤奋努力，从粗木活改学雕花，后成为方圆百里有名的“芝木匠”。21岁那年，在当地最有名的文人画家胡沁园家雕花，偶然读到《芥子园画谱》，而后被该书深深吸引。后来，偶然的画作亦能卖钱养家糊口，初尝鼓舞的齐白石，最终决定转行为画匠。在这方面，一个最具有标志性的事情就是，当年在全国学界极富盛名的湘潭大学者王湘绮收他为门生，这使得齐白石在湖南知识界站稳了一脚。

　　若论齐白石的早期艺术，在《齐白石》一文中，刘墨指出：“1901年之前，他的画以工笔为主，草虫堪称一绝。”在家乡时，齐白石养了很多草虫及其他动物，他时常观察它们，并直接写生。这让他的草虫作品一开始就有了自然生机。

　　1902年，齐白石开始远游南北，眼界亦由此打开。七年间，他“五进五出”，寻师访友，绘画艺术逐日大增。尤其是1906年，齐白石过梧州经广州至钦州，来到郭葆生府上，郭留其教画。在郭家，他饱览了郭所藏的徐渭、八大山人、金农等诸多名家真迹，并极为兴奋，一一将这些名作临摹下来，带回湖南。对此，刘墨表示，不管这些作品真伪与否，他毕竟接触到中国艺术史上大写意花鸟的最高境界的代表作了。而这七年的远游，也确实是齐白石进入传统文人画的开始，并成为他“改变作风的一大枢纽”。

　　持续十年“衰年变法” 自成一家

　　谈起齐白石的画，很多人归根于他早年的乡土情结，吸收民间画的优点。但郎绍君认为，在吴昌硕之后，将传统书画推进一步，给它输入新的生命血液的大师，当推齐白石。他赋予作品以质朴清新的农民情感，赋予文人画形式以新的生命力和现代性。而这一身份的转变与被认可，则缘于他的“衰年变法”。

　　1917年，齐白石北上进京，这一年他结识了艺术之路上最大的知己——陈师曾(民国初年北京画坛的领袖人物，著有《文人画之价值》)，陈劝他自改风格。1919年春，齐白石抱着“欲乞燕台葬画师”的决定，定居北京。然屡遭京坛冷遇和偏见，又鲜有求画者。他听从陈的劝言，慨然决定变法，并持续了十年之久。在暮年，他回忆说：“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生涯落寞得很。”从其所作画的题文亦见变法的决心：“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之。”同年又记：“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大变。”从这两句可见，他悟到了绘画的真谛，如“超凡之趣”和“称己意”的奥妙。

　　再结合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看，1919年的《荔枝图》、1922年的《葡萄蝗虫》，无论从构图的选择、色彩的搭配，还是笔风的转变，从八大山人身上沿袭的冷逸风格渐渐褪去，笔势由静变动。特别是其1924年的作品，笔法厚实、墨色清润。1925年至1926年，笔墨趋向丰厚，色彩亦逐渐鲜亮起来，蕴藏在点线之间的神韵，则跃然纸上。刘墨认为，这时，齐白石不仅摆脱了早年从画谱那里得来的拘谨，而且摆脱了从别人，哪怕是从古人那里学来的样式，创造了属于自家风格面貌的清新意境。最后，他回归自己农民本性的朴实，这是齐成功的关键之所在。

　　白石的画墨胜于用笔

　　在《白石三论》中，陈传席直言，“我大胆地揣测，如果没有这一段沦落京师的生涯，没有那些自命不凡同行的反向刺激，没有京城里被齐白石视为唯一知音的陈师曾先生的直率建言，就不会有齐白石的‘衰年变法’;而如果没有里程碑意义的‘衰年变法’,则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又怎么会有齐白石的名字呢？”

　　齐白石晚年则对自己的一生艺事排序，自认为：“我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对此，姜寿田则直指，“在这背后实际潜隐着齐白石唯恐世人不将其视作文人的焦虑感。这种良苦用心是身处文人画传统极为深厚的20世纪初期画坛的齐白石，不能不加以慎重对待和考虑的。”他还进一步分析，判断是否为文人画的重要一端，即在笔墨。齐的笔墨无疑是纯粹的。

　　黄宾虹在其画论中亦点评：“白石画，章法有奇趣。其所用墨，胜于用笔。”如何理解其笔弱于墨？傅抱石曾言，“中国画是完全根据线条组织成功的，无论是山水、花卉、人物，里边都是线条，即是古人所谓的‘笔’。”齐的画中因多求浓墨破淡墨，而导致线条组织或有瑕疵。刘墨也透露这样一个细节：“齐白石作画运笔速度极慢，是因为他想要更好地发挥笔、水、墨在纸上渗化的效果。因为慢，故而不能作兰花与竹子——试看在他的画中，竹子和兰花是不是画得较差呢？”他还表示，从层次丰富的角度来看，齐白石的确繁复不起来，也复杂不起来。

　　(本文参照刘墨《齐白石》、陈传席《白石三论》等文献整理)

　　润格一事

　　齐白石的苛刻

　　世人对齐白石印象最为深刻的轶事，莫过于他苛刻的润格。张大千曾讲：“齐白石的为人，我不欣赏，他对钱斤斤计较，太没意思。但他的画，超过吴昌硕。”而这归根于他的出身，幼时家境贫苦，常揭不开锅。而他的一生，都在靠其艺养活全家老小，又时常遭遇生计的窘困。这种因穷而带来的不安全感，是难以消除的。

　　尽管他把收入看得很重，对钱画交换的规矩把得相当严，但在画价上，其价往往低于其他艺人。后人以1931年为例，萧谦中扇面每件14元，比齐老的高约4元，而萧比齐年小，名声略近。再提及抗日期间，齐画颇受日本人喜欢，一度他曾贴出拒卖画的告白。以卖画养家糊口的他，这时将全家生计置之度外，足见绝非唯利是图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