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书画院终身画师

　　文/王言

　　一句“这样又可以画画了啊”，说者云淡风轻，听者心如刀绞。有这样一位坚强的女性，出生名门，身不骄；净心素雅，世如莲；淡看浮华，锲不舍，她对绘画的执着，对专业的精进，对教育的奉献，像一部电影，起落曲折，却充满韵致，自有格调。

　　主持人：今天见着张渊老师，我是带着一种欣赏、品味的眼光，欣赏她的绘画，品味她的人生，用心去观看沁驻在她血液中的一部旧电影。在访谈之前，我先不介绍张老师，我先来点个名，吴湖帆、陆抑非、张守成、江寒汀、陆俨少、刘旦宅、俞子才；我想稍微精通点书画的人，肯定会既亲切又讶异，这些人都是名垂美术史的大家，和访谈又有何关系？我想这个谜底还是有张老师来揭开吧？

　　张渊：我是上海莘庄人，父亲是画家张守成。父亲二十多岁时和王季迁、徐邦达、陆抑非、朱梅村等8位画家成为画坛宗师吴湖帆“梅景书屋”首批入室弟子。父亲尤其精绘花鸟亦擅山水，我深受他的影响，耳闻目染，留心翰墨。而我的母亲陆秀平出身书香门第，也是吴湖帆的得意弟子，堪称“画坛女杰”，就这样吴湖帆先生就是我的太老师了。我小时候随父亲常去“梅景书屋”观摩古画，太先生与朋友、学生评论书画，我也常聆听太先生教诲。吴湖帆先生出身于名门，极善书画，又精于收藏、鉴定，兼通诗词，张大千先生评价吴湖帆先生，说其具有宋人的丘壑，又有元代人的笔墨，唐人的风韵。有一次我将到洞庭东山写生后创作的手卷带去请教，太先生看了十分高兴，夸奖我的用笔厚实，还将一部宋人花鸟画册借给我临摹，使我对宋代院体画有了直接的感受。舅舅陆抑非，是杰出的中国花鸟画大家、书法大家和卓越的美术教育家，被誉为近代花鸟画“四大花旦”之一，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在时任杭州浙江美院教授的舅舅家，小住过两个月时间，期间也受到舅舅的谆谆教诲。

　　主持人：您学习绘画真的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仅环境优越，并且这基因和天赋更是无法比拟。除了家庭、血缘之外，您又拜了江寒汀、俞子才、刘旦宅为师，是么？

　　张渊：我一开始学画的时候，以临摹父亲的画稿和作品为主。父亲觉得光是临摹，没有创新，不可能有超越，而舅舅也认为“入室”容易，“出室”难，优秀的画家一定要要能够找准方向“出室”，在他们的要求下我转学多师。1959年，在父亲的引荐下，我拜了山上海花鸟四大名旦之一的江寒汀。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时江寒汀先生家住五原路，在画院附近，衡山路上的一家小饭馆举行了简单的拜师鞠躬仪式。俞子才也是吴湖帆的学生，苏州人，因为我家当时住房条件不错，俞子才先生多年寄居在我家，后来父亲看着我的画越来越有起色，就让我随俞子才学山水画。1962年江寒汀先生去世后，我又师从刘旦宅先生习人物十余年。

　　主持人：听说您临摹过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图》，也亲得陆先生指点，这是段怎样的经历？

　　张渊：陆俨少先生当时也是中国画院的画师，和我父亲是同事。我常以晚辈身份向陆俨少先生请益，虽然未拜师，但却受到弟子般的教导，使我在山水画创作理念、技法、风格等方面收益匪浅。陆先生诗词、绘画、书法各个方面都是很全面，他有一个“三三四”的理论，就是三分绘画，三分书法，四分读书，我对他这个理论一直是铭刻于心。1962年，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陆俨少先生推出专题巨册《杜甫诗意百图》，大约1964年左右我有临摹过，基本忠实于原作。刘旦宅先生非常肯定我的这个摹本，对于我来说是极大的鼓励，并且这一摹本也在几年前有所出版，借此也是对陆翁的追忆，罢了。

　　主持人：您在画中常常落款有“天平楼”，这是个怎样的典故？

　　张渊：我37岁前和父母一起住在徐汇区天平路。我的父亲命书房名为“天平楼”，家住天平路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深的因素则是希望天下太平、上天公平。我一直和父母同住，“文革”后由于条件有限，我们一直共用一间书房；结婚后，我的父母们去了美国，我也就沿用了“天平楼”的书斋名，希望能有一个太平、公平的空间，自由挥洒。自日本讲学办展后，因为喜爱青铜风铃的缘故，又添置书斋名“闻铃精舍”，现在是两个斋名都在使用中。

　　主持人：您这一生的学画经历可谓是曲折、沉浮好几遭，但是您对艺术的追求却没断过。

　　张渊：是的，在文革期间书都没的读，我现在也不过是初中学历，但是我画画一直持续进行的，虽然中间也不少心酸。当时的境况，我唯一可以选择的只有心爱的画笔，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也许就是缘分。为了不受到批评，为了能坚持画画，我就选用了当时十分有名的雕塑“收租院”，还有样板戏为题材，用白描去描绘社会的“主旋律”。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世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所以虽然环境恶劣，但是能够画画我还是很快乐的。想起我最初学画的数十年间，因为父亲被错划为右派的缘故，我的命运之路变得崎岖不平，那是一段人生苦旅。但我又是幸运的，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年代，有一大批德高望重又各具绝艺的前辈，他们以雨露般滋润我、眷顾我、提携我。

　　主持人：听说您还曾经画过手术解剖图，这真是难以想象。手术中的血腥，往往连男人都无法承受，您一个弱女子是怎么做到的？

　　张渊：这样就可以画画了啊！197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有个编辑说，第二军医大学在招聘人员绘制由总后勤部主编的《野战外科手术图谱》，我一心想找工作，于是就去考，一次就考上了。于是，我和另外七个人随之去了西安。在西安勤奋工作了一年，完成了图谱的绘制，获得好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也可以说，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你打开了另一扇窗。回上海后，正巧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要出版《外科手术图谱》。当时的局面是会画的不懂医术，而学医的又不会画，于是我就成了出版社绘制医学插图的特约作者。白天，在单位画医学插图，晚上回到家，就画喜欢的花鸟山水。文革结束后，我终于转正，正式进入科技出版社，虽然一天八小时在日光灯下画医学插图很累，但毕竟是名正言顺的国家工作人员了。

　　主持人：您后来调进上海交通大学美术研究室，对于您来说，绘画创作进入第二春，可以说是艺术风格形成，以及大量作品涌现的阶段。而这个时期，您又四次出访日本。

　　张渊：转正三年后，1982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美术研究室，就调到交通大学，成为一名专职的中国画教师。我第一次去日本是1987年，当时是交大的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凑钱请自己的老师去日本讲学，作为中国画教师我是唯一的一个，其他大多都是中文或太极、民乐老师。在长崎的好文堂书店举办个人画展，还进行了关于传统山水画和传统花鸟画的两次讲座。画展非常成功，也得到了朋友们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当地华侨的首领，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邀请了市长等重要社会人物出席我的画展，日本NHK、KTN电视台，朝日新闻等媒体也前来采访，好不热闹。

　　主持人：至今您仍然站在美术教学的第一线，古人云“外事造化，中得心源”，您在教学当中，大胆启用摄影技术，将数码图式与绘画语言巧妙地结合，将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论调提升到新的高度，对此您是如何看待您教学当中的点点滴滴？

　　张渊：当时我在学校里以教课为主，工作量并不大，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科研任务，于是我发现很多学生在我们教学的时候呢，主要临摹我们的画，好像对那些古代的，传统的艺术领会不深，觉得那是程式。于是我将摄影技术融进教学当中，在当时还是蛮大胆的，因为很多人说不能看照片写生，会变得呆板。其实不然，古画里的山川形式与现实中的地貌形态相比较，理解起来也比较容易。写生在我们中国画中非常重要，写生并不是指写实，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亲眼所见之物，通过照片的再创造，让学画者能看到真实之景，更便于技法的理解，否则一切都是空的。

　　主持人：您说您父亲让您临陆俨少，从师江寒汀、俞子才、刘旦宅，却从不让您模仿他的画，确实从您作品中看不大出您父亲的影子，但是在您绘画风格的形成当中，又是如何取诸家之所长，成自己之风格的？

　　张渊：其实我的绘画道路还是比较宽泛的，从16岁习画开始，我先后拜江寒汀、俞子才、刘旦宅诸名家为师，此外，我还临摹太老师吴湖帆家的部分收藏及孙伯渊先生的一些藏品，又学舅父陆抑非的宋元临本。后来，我父亲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他希望我以后能多条出路，要我学点西洋画。这样，我又去余庆路的哈定画室学西洋画，并掌握了素描和速写的技巧。如此，我比一般美术学院的学生学的还要多，在艺术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舅舅陆抑非也对我说：“你学习中国画，不单要研习诗、书、画、印，还要对音乐、戏曲、舞蹈等各方面的艺术有所了解，开拓视野、互为贯通，才能提高艺术水平”。

　　在杭州，我临摹了舅舅的《吴门没骨荷花》、《临南唐王齐翰》、《临恽南田拟徐崇嗣》、《临倪瓒山水小卷》等等作品，还观摩舅舅挥写书法临习字帖，学习画论画理，为我日后提升绘画综合素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还临摹了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卷》等名作，其实真正的“合璧卷”并非在台湾的展览，六十年代，太先生吴湖帆借给我原大的印行本《无用师卷》，又有《剩山图》的照片，我和父亲反复商榷，我把前后段合连在一卷中，二段中间被烧毁处的缺损部分精心接笔，画作还是很成功的，舅舅陆抑非为之题写引首“富春山居图  张渊摹本”。

　　主持人：石涛云：“笔墨当随时代”，您现在的画更有了现代的气象与风格，您是以怎样的理念来营造您现在的笔墨？

　　张渊：我从十五岁开始学画，到现在已快60年了，对“笔墨随时代”的感触还是颇深的。我的绘画得益于“转益多师”，所以花鸟、山水、人物等都拿得起笔。但是就如前面提到的“多师”，容易像某家、某法，脱离于生活、自然，与现代人的审美产生隔阂。所以我在创作中一直鞭策自己，要从传统中来，更要走进自然，走进生活。80年代之后，我的创作逐步多了起来，写生的机会也多了，所以我近期的作品很多都是从自然中找寻灵感，比如我去过侗寨、湘西，外国还有马来等地，用双眼去捕捉自然的情趣与灵动，这对创作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现在有些人把挥毫狂泼、借用综合材料等种种当做创新的评定标准，当然有些艺术家还是很优秀的，但是作为创新的标准未免有些堂皇。一切的创新都应当有自己的摸样，要有出处，从我自身的实践来说，我欣赏西方优秀的艺术，也乐于吸收他们的精华，但是我更希望在传统的基础上扩大我自己作品的格局，每每出现一些些新趣味，也就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