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   渊

　　上海郊区莘庄镇北三里西河浜有位清末的秀才张虞畊，曾撰《西河草堂诗集》，其子张铭西年纪轻轻发迹为在莘庄拥有三千亩田及在市区拥有几整条弄堂房产的富翁，他与浦东陈行镇名族、明初秦裕伯(即上海县城隍)嫡系秦砚畦的小女儿秦纫蕙联姻。戊午年三月十七日卯时(1918年春)张铭西的第二个男孩诞生了，幼名競新，在競新四岁时张铭西不幸于夏日得虎列拉时疫去世(现称为霍乱病)。競新童年时十分顽皮，爬树、捉知了、溜竹竿、从破墙里挖野蜜蜂拉掉尾部吃腹内的蜜、夏日午后在牛车盘上睡午觉是常事。競新四、五岁时除了爱爬竹竿外，还将掉下的竹叶放平在纸上用毛笔勾出竹叶的形状。为了读书，七岁时競新与母亲、姑母、兄弟搬到莘庄镇新盖的大房子里，他的祖父母仍住在老家西河浜，祖父每天清晨上镇喝茶后到新房子看看他们。競新一有机会就要去那个他特别喜欢的乡下玩一下。当时家里请了一位从松江师范学校毕业的聂姓女先生，教各种小学课本，她能教新式的数学和外文也教古文观止和画图。有一天祖父从小书摊买回一部缩小的《芥子园画谱》，他每天课后和晚上在煤油灯下印着用毛笔勾描。后来祖父又买了一部新出版的《马骀画谱》，他曾用其中一图名“五道眉鼠”的，放大成六尺高三尺宽，将鼠画得和兔子一般大，洋洋得意地糊在一个木屏风上。1931年競新十一岁，考入上海大南门外的民立中学。由于自幼对家乡的动植物特别喜爱，在学校的图画课成绩一直是第一名。图画老师对他说：“你的画画得太好了，但我只能给九十九分，因为艺术是无止境的，再好也不会一百分。”这句话他一生牢记在心。二十多年后，競新即是1956年成立上海中国画院的首批画师，我的父亲张守成先生。

　　渐涉画坛

　　競新高中毕业后考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进入美专时要求只上绘画课，于是成为了特选生。初进西画系学素描、静物、人体，后也到图案系、国画系听课。在国画系认识了同学孙更贯，从他那里学到许多国画知识。由孙更贯介绍认识了当时已在国画系任教的陆抑非(原名陆一飞，与上海中国画院后来的陆一飞分别为大陆一飞与小陆一飞)，一年后春季开学，競新转入国画系，向陆抑非学画。当时教国画另有张天奇、谢公展、诸乐三、顾坤伯、汪声远等画家，就这样他开始走上正轨学习中国画的道路。1938年由陆抑非先生介绍，与大陆一飞、徐邦达、朱梅邨、陆沁范、邹仁渊、俞绍爵、潘志云八人同日拜师入室吴湖帆“梅景书屋”，吴湖帆先生赐名陆一飞为“抑非”、俞绍爵为“子才”、张守成为“子靖”，自此有更多机会观摩和临摹古代名作。

　　陆抑非的父亲陆章甫上世纪五十年代已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他的四弟陆荫怀中年时夫妇早逝，陆章甫带领陆抑非一家迁入四弟在淡水路217号的家，帮助料理后事，管理一切家务及四个孤儿的教育培养等事宜。陆荫怀的独生女儿陆秀平比堂哥陆抑非小十五岁，日后由陆抑非延请常熟同乡、“梅景书屋”同门潘志云为媒，赵叔孺、吴湖帆为证婚人，促成我父母的婚事。当时我父亲的证婚人是他母舅秦伯未(著名中医，曾任卫生部顾问)，1939年9月在福州路大鸿运酒楼举行婚礼，家父与陆抑非由师生关系先转为同门又成为妻舅，这是一段佳话。

　　这个时期是古书画买卖最活跃的时候，各古董商、掮客频繁出入于吴湖帆先生家，去时大捆小捆的往往一天几十幅，主要是请吴先生鉴定。据说当年吴湖帆先生所藏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前段(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就是从掮客吴宾臣处以二元钱买来的，而吴宾臣是从一个换糖与破布的小贩处以几毛钱买进的。那时家父与俞子才先生几乎天天到“梅景书屋”，看到大量好的、坏的书画作品，日久就学到鉴别真伪的技术。吴湖帆先生有不少朋友是大收藏家，他常常带着门生一起去观赏，收藏家庞莱臣家藏有宋、元、明、清各大家书画，去时先由吴湖帆先生提出看什么、看几件，庞就吩咐男佣去取来后，男佣回身垂手立在门旁远远的等待，主人一有吩咐就垂手应声“喳”！观画时可以随你看多久，但是一收起来就不能再看，看册页是每张看多长时间亦无妨，但翻过去后就不能再翻回重看。另一位大收藏家魏停云也藏有很多精品，每次去看画，他必安排宴席，尽观者口、目之福。书画鉴定遇到相近时代的高手作假是十分棘手的事了，家父在收藏家孙伯渊处看到一幅元代黄公望的《九峰雪霁图》绢本，水平甚高，许多鉴赏家都定其为真迹无疑。后此画由收藏家王仲明购去，但是隔几年之后，又出现一幅《九峰雪霁图》，同样旧的素绢，连笔墨章法都一样画得精彩，上面多了一个同时代人题款，两幅之间哪一幅是真或是假，真是无从鉴定，同时也不可能有机会将两幅画放在一起检验。后来王仲明只能出重价买进另一幅画，命书斋为“黄黄楼”，家父还藏有这两幅画的照片呢！

　　当时收藏家还有孙伯渊弟兄、孙邦瑞弟兄等，家父与俞子才先生等算是小小收藏家。1947年家父和俞子才、孙邦瑞作为代表，同带其他部分收藏家藏品到南京参加“历代书画展”，后来又携带这批作品到台北博物馆参加“中国历代书画展”，当时由徐森玉带队，另增加沈剑知、蒋谷琛、王己千同往，由台湾省省长魏道明招待，住台北草山阳明山庄的教育部招待所，并游览全台湾计一个月。

　　家父在1939年成家后，先后从赵主教路(今五原路)柳林邨9号搬迁至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康邨3号、威海卫路198号、大华路(今南汇路)静华新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中南新村9号、姚主教路(今天平路)252号，说明当时以画为生的生活并不安定。那时画家都有润笔单放在笺扇庄，由他们介绍卖画，买卖成交后他们提去二成，再从顾客处加二成手续费。当时笺扇庄较大的有荣宝斋、朵云轩、九华堂、王星记、舒莲记、五云堂等，各大裱画店及旧书店、掮客也兼做此买卖。家父曾为梅兰芳画一丈四尺大的堂幔及上、下场门帘，是挂在舞台中央的，内容为老梅、流泉、山石、兰花，上、下门为一正面开屏的白孔雀。由他们送到苏州根据画刺绣，梅先生每次演出都送戏票给我家。九十年代家父在纽约遇梅葆玖，他说此幔现在北京梅兰芳纪念馆。家父也为收藏家修补接笔过很多古画，著名的是元代赵孟頫《洞庭东山图》、《竹石图》、明代边景昭《四喜图》等。

　　檀香扇事件

　　解放初一段时期基本无人买画，家父接受新亚书店的动植物挂图及科学连环画，当时一起画挂图的有陆俨少、俞子才、孙祖勃等画家，因我家住房宽敞而成了大家画挂图的绘画室。1953年春文化局办了国画工作者政治学习班，在学习中认真学了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等新名词新道理，家父觉悟到新政府的伟大，觉得新中国的前途光明。又学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觉得句句都是真理，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记笔记、热烈讨论，三个月的学习，使他由一个沉默寡言内向的人变为能在陌生人前讲话的人。之后，文化局与美协组织国画家去常熟虞山写生，为全国美展作准备。家父与俞子才合作一张丈二匹金碧山水《雁荡灵峰》，又与陆抑非、张大壮合作了丈二匹《百花齐放》。1953年底文化局筹备上海国画工作者互助组，主要是组织国画家画檀香扇，找家父与另几位画家商量。当时既无经费又无办公地，家父找到初中时老同学杨永基，免费用他在北京东路与宁波路之间的顾家弄小屋内办公，工作人员都是没有薪金的义务劳动。由于无人购买中国画，很多中国画家都急需解决生计问题，当时来报名参加的组员画家有张大壮、来楚生，江寒汀、陆抑非、朱文侯、朱梅邨、徐子鹤等等。扇面由中国土产公司上海分公司分批发给，由国画互助组根据组员的能力、家庭经济情况分发给小组长，六个小组长是按居住地区划分后由组员自己选出的。但画扇的任务时多时少，急的时候要通宵赶画，扇子的品种繁多、画价有高有低，这盘棋子也真是很难下好的。后来上海土产公司又将此业务转交苏州土产公司，家父是义务工作的大组长，经常为到苏州取货、交货、取支票受尽刁难，还要带笔墨颜料利用中午及晚上就地为收货被剔出的扇子修改，常以面包、糕点充饥。然而，即使如此，苏州土产公司又先后三次提出降低工缴价百分之二十。当时组员意见越来越大，部分生产力低的画家生活困难，经向文化局反映后个别人得到一些紧急补助，但仍有不少人生活无保障，更有少数人兴风作浪无事生非，惊动了国画家中的人民代表胡伯翔。他下组调查，家父与同事将各种资料、报表、账册全部呈上，希望能设法帮助解决国画家的困难。胡伯翔看了全部材料，佩服家父与同事们的大公无私尽职尽力，即向上反映具体情况，使苏州土产公司提高了一些工缴价。家父此时辞别了这个投入三年全部精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上海国画工作者互助组，于1956年9月去上海中国画院筹备会报到，任画院专职画师兼创作秘书。

　　刚到画院不久，上海市农工民主党宣传部一负责人夏高阳找家父要谈谈国画互助组的问题，说是要写文章报道需要资料。夏还邀请了一部分互助组画家开座谈会，不少人反映了大家生活困难的境遇，还有人当场痛哭流涕。此后数日，他的《九月寒衣未剪裁》文章在《文汇报》登载了。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反响很大，迫于舆论，土产公司上海分公司同意恢复早先画扇的价格，解决了画家们很大的经济问题。1957年的一天，画院突然开大会要家父交代写过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这真是个晴天霹雳。他自己从来都没有过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更不要说写文章反党了，否则又为什么要废寝忘食地义务工作三年办国画工作者互助组呢？难道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才这样做吗？怎么想也想不出哪里犯了错误，只想到自己是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后他们指出了《新民晚报》上那篇关于土产公司三次降低工缴价及组员常常接不到任务，以至画檀香扇的部分画家生活困难，希望领导能协助解决的报道(详见《上海中国画院1956-2004》大型画册第78页，2004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当时家父认为这是全体画檀香扇的画家每一个人的亲身体验，这些问题都是事实。党和政府的文件、报刊的社论都是要大家实事求是，说真话不说假话，况且这篇文章发表前是经市文化局及市文联的领导审批后才发稿的。但是在这不容许申辩的会上，申辩就是嚣张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既然那时当了负责人签上了自己的名，还能逃避吗？就这样家父成了一个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天我从学校放学回家，在《文汇报》见到一整版《檀香扇风波》的文章，家父还被画进插图中，说明词是“缚在战车上的张守成”，我吓得手脚冰凉浑身血都凝固了，感觉天要塌下来了。几个月后反右运动结束，揪出了画院的右派分子张守成、白蕉、钱瘦铁、陈巨来、陆俨少、沈子丞、潘志云七个，戴上右派帽子的工资津贴减去一半，只剩每月四十元人民币。艰苦的生活刚刚开始，从此家父认真劳动，悔罪改造，争取早日脱掉右派帽子。之后历经“反浪费”、“除四害”、“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不能画画，不能参加画展，处处小心努力劳动，总算提早在1960年摘掉了右派帽子，似乎松了一口气。此时幸亏家母陆秀平在上海搪瓷彩绘厂工作，在家母的精心安排下，一家人省吃俭用又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1964年开始“四清”下农村，家父幼时虽家境富足，但他对农村生活一直是十分喜爱，尽管下农村非常艰苦，但他与农民关系融洽，学着做各种农活，好像回到了家乡一样。

　　“文革”的遭遇

　　从农村回到上海，只见大字报满棚，画院里的老画师自院长丰子恺起，大部分人都是“牛鬼蛇神”，被揪到画院批斗的几乎占画师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家父当然在其列，他是早已被打倒的，这次是再踏上一只脚，名为“摘帽右派”永世不得翻身！他爬高墙贴大字报、自建暗房印照片、跑银行、送信件、骑着黄鱼车购公家用品、为食堂买菜买米、洗菜、磨刀样样杂事都干。那时“牛鬼蛇神”必须在正常上班前一小时报到受训并向毛主席请罪，之后再打扫水泥场地及汽车道，直至上班时各自回到指定的坐位写揭发材料，检举别人的反动言行及历史上的问题，加上每人每天要写一篇交代检查自己罪行的认罪书，下班后再一字排开鞠躬请罪。钱瘦铁与家父的坐位是面对面的，有一天他对家父说：“我给自己带上老右派、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三顶帽子，你看好吗？”，就这天晚上他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他是画院在“文革”中第一个死的，他是幸得善终而不是死于非命。吴湖帆是因中风住院以鼻饲及氧气维持生命的，被画院红卫兵赶出医院，在家里不久就去世了。接着是有一天陆俨少未到画院报到，红卫兵到他家去找也不在，下午突然回到画院了。原来他是气疯了，乘了公共汽车到出生地南翔，准备效仿屈原自沉清流，中途醒悟自觉冤未白岂可离尘世乎，回来后被斗又被打。但幸而这次大难不死而后福无穷，“文革”后声名鹊起纸贵千金，为中国山水画添一新面貌。接着是庞左玉清早到河南路上海博物馆四楼跳楼自杀；陈小翠伏在煤气上吸煤气自尽……。家父生性好脾气，又自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对一切都逆来顺受，对那些恶毒欺压他的人总是敬而远之。他常常还会自得其乐地说这伟大的阿Q精神，是度过难关的唯一好办法。“文革”中家父被安排到奉贤“五·七”干校，由于他已年六十，会骑自行车又懂得些电气常识，就被分配到外机口管理三只马达水泵，晚上骑车住在二里路外的内机口。他的工作是看小河水的深浅而定开机的时间及次数，空闲时就看书、练书法、画画、看河中翠鸟抓鱼、青蛙捉虫、蜻蜓戏水、蚂蚁搬家，还抓了不少泥鳅养着，等一个月回沪休假时带回家，让我生吃泥鳅治疗我的胆结石病据说是民间偏方。有一次他打死了一条大蛇送给机修组的老广东吃，可这人怕挨批不敢要，于是他自己动手斫去蛇头、勒去蛇皮和内脏斩成数段自己做了个薄盐葱花蛇肉清汤，至今思之垂涎。这个外机口没有人愿意来顶替，后期的干校也逐步变化，批斗会早就没有了，红卫兵小将们也不来了，剩下的都是老弱残兵。由于没有人肯来接替，家父在干校优哉游哉地待了四年之久，直至撤消结束了“五·七”干校，他带着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回到画院。

　　我的母亲陆秀平虽与家父一样对工作积极忘我，但性格与我父亲不同。她对任何事情都要求认真做到最完美，包括对整个家庭里里外外的安排和子女的教育及与人的交往各方面。但是“文革”中画院的某些人通知她单位来我家抄家四次，将她拖到画院批斗，在单位里她原是个多年受到尊敬的人，这样一来就一落千丈地也遭受隔离审查，不让睡觉还罚跪在汽水瓶盖上，每天扫厕所、跑烟道做男工的重活，谁也不敢和她讲话，年近五十岁就被迫退休了。家是休息的港湾，可是宽敞的住房也被冲击，搬进了两户蛮不讲理的人，十几个人合用煤卫，洗菜、洗衣服、如厕、洗澡都要排队凑空档。她从一个精神抖擞、一心为工作和家庭努力奋斗不知疲倦的人，被折磨得患严重高血压和极度神经衰弱，成了不敢出门不能入睡，百病丛生骨瘦如柴的人，已到了不能继续生存的地步。医生说是得了忧郁症，只有改变生活环境才能逐步恢复健康，而当时哪有随便改变住所自由迁居的条件。

　　移居美国

　　1977年，我有一个于1947年出国留学的舅舅带着一家人从美国到上海探亲，阔别三十年见面后商量，作出了我父母移民美国的决定。家父本是个得过且过，随遇而安最怕变动的人，但既然在这里受尽苦难得不到尊重，又怕再来个什么运动就更不能生存，考虑再三，于1981年赴美定居。到美国二十天，应师兄王己千先生之邀，从洛杉矶到纽约，暂住在他的画室，在那里认识了书法家兼收藏家王方宇教授、收藏家何绍骥先生、苏富比的张宏、佳士德的王君实、摄影家林尧等，大家都给予很大的帮助。继而先后去康涅狄克州学院、华美协进社、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纳罗帕研究院、斯密斯桑南研究院、新罗希尔学院、汉墨博物馆、曼哈顿学院、东斯劳斯伯格大学等讲课。家父对语言的感觉特别灵敏，几十年前读书时学的英语没有忘掉，出国前借用辞典翻译《芥子园画谱》及《中国美术史》。到美国后立即适应英语环境，他讲课用英语不需译员，因此与学生的交流如鱼得水。他边教课再边深入学英语，学生们对他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尤为佩服，逐渐他能从教技法理论到讲授中国绘画史、介绍古代画家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

　　1982年家父母搬入纽约西96街百老汇路口一幢新建的三十五层大楼，周围交通十分方便，购物应有尽有，此时家父购得明代赵之谦为收藏家沈匀初写的横额“灵寿华馆”，就将此替换了多年所用“天平楼”斋名(沈匀初是家父姨夫的祖父)。他在纽约的画室中创作了数百幅精湛的作品，其内容除了在中国各地的写生回忆外，还参考走遍美国名山大川、加拿大、瑞士、南非等地的录像、摄影、速写数千件资料。他尝试着用中国画技法描绘阿拉斯加、五彩沙漠、大峡谷等等外国景象。在纽约工作生活了十八年，教学、创作得心应手，生活十分富足。纽约虽是个文化经济中心，但冬天的气温实在太冷，家母在中国即多年患类风湿关节炎，家父又是个怕冷不怕热的体质，此时已八十多高龄的他有了退隐的想法。我弟弟一家一直在洛杉矶生活，那里靠近沙漠，气候温暖而干燥，就邀父母搬迁加州，他们在洛杉矶郡西口汶那市距我弟弟家步行十分钟处购房，开始了又一次的搬迁。在离纽约前将多年收藏的线装图书三百余册及赵之谦所书“灵寿华馆”横额均送大都会博物馆收藏；又将部分作品及在上海时其他画家的作品交由纽约大学艺术研究院收藏，供他们研究二十世纪中叶上海中国画及教授博士研究生的资料，他觉得这样做比卖给私人分散收藏有意义得多。

　　2000年家父母骑鹤下加州搬到洛杉矶新居，那里的大花园内有四五十尺高的大红柏树十五株，如屏风般排成一列，因此“红柏斋”是新的画室斋名。2008年3月是家父九十大寿，我专程去美国祝寿，我们兄弟姐妹都在“红柏斋”团聚一堂，也有从美国各地赶来的学生和朋友。在几十人欢聚的祝寿派对上，父亲致词感谢大家，尤其感谢我母亲在他数次受难时挑起家庭重担，带领全家人度过一个个难关，使在座每个人都感动非凡。

　　在红柏斋的花园里，树上长着桔色甜橙、黄色柠檬、佛手、青色梅子、橙色枇杷，想吃就随手摘下。其花卉有火红间绿一人高的圣诞花、长寿花、黄色的矮菖兰、粉红色桃花，还能想象秋天篱边的菊花、夏日缸中荷花、黄瓤的西瓜等等可看的和能吃的！在童年时莘庄乡下学到的种植方法，在画院受劳动改造时跟着花匠学到的修技、插技、施肥、嫁接的技术一一体现在“红柏斋”花园里。秋日园中菊花品种繁多，每天浇水、拔草、翻土、施肥，真正过着陶渊明式“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加州的气候宜人、土地肥沃，那里没有喧嚣、争夺，一切显得如此地祥和。人生从自然中来，几十年后又回归自然，这一生将是个美丽的圆的轮回！

　　2008年5月于沪上天平楼

　　(作者为张守成之女、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画院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