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行之 程兴达

　　在即将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0》中，吕澎对当代艺术圈的点评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且笔调严谨、冷静。私底下，这位艺术评论家言谈放达，甚至大而化之，与一般人印象中的学者有些差距。“到现在为止，一共出版了几本著作？”面对提问，吕澎说：“我没有统计过，还真不太清楚。”网络上的统计是，吕澎多年来出版的著作数目是“著作13本，译作4本”。但记者面对面求证，却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一个精确数字。今年上海书展，吕澎作为嘉宾参加了“文景艺文季”，并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

　　吕澎讲到艺术时的慷慨激昂，倒更让人联想起他的另一个身份：艺术策展人、第一届广州艺术双年展的艺术主持。在主流艺术界还避谈市场的时候，吕澎便创办了《艺术·市场》杂志，并大张旗鼓地组织了第一次引入企业赞助的广州双年展。如此敢想敢做、力排众议的行为，倒是与眼前这位语速如急行军般的中年人颇为呼应。

　　“凡·高神话”如日中天的时候，吕澎却用连篇累牍的文字和实践触及了这样一个问题：市场能不能成为当代艺术发展的有效策略？即便最后，广州双年展因为画家作品的归属、资金保障等问题而没有继续举办下去，却依旧被认为是影响了1990年代当代艺术发展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如今，当人们追溯中国“双年展”历史的时候，1992年的这一次无法绕开。

　　“当时办双年展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市场推动艺术发展。”他说。当深圳一家公司以100万购买此次双年展的获奖作品，吕澎与其他评论家才真正看到了市场的力量。此事引起轰动，上了《羊城晚报》头版头条。

　　吕澎这样谈论22年前的这次双年展：“市场是一个通道，它可能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是唯一的通道，没有别的办法。”他同时也说，“当时参与双年展的批评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仅仅是为了实现一种市场交换以便于赚钱，而主张艺术与市场的结合，相反，他们认为，只有利用市场，当代艺术才能生存与发展。”

　　之后的岁月，吕澎更多时候以“艺术评论家”的身份出现在公共视野中。自1989年开始，每过一个10年，他便会出版自己对上一个十年当代艺术历程的书写，至今，以10年为一段落的艺术史已经付梓三部。

　　在所有的著述中，最为他本人看重的还是修订了三次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这部从晚清一直写到新世纪的著作总共有12个版本，并被译为4种文字。

　　曾有人质疑他，如此迅速地书写历史，究竟能够对历史的真相有多少触及？艺术史家、中央美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是其中之一。在吕澎的《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年-2000年》出版座谈会上，他发言：“昨天的事还没凉呢，今天你就写到书中了。历史写作我们还是应该谨慎。”吕澎则认为：“没有哪一个历史学家能够说自己写的就是历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认识和立场，不可能找到一个绝对的历史。而至于是否胡写，则是一个写作者的道德操守。”

　　更多的时候，吕澎在对当下的艺术事件发表评论。他的文章不断在大众媒体中进行更新。他意识到，一年更甚一年地，中国人的眼睛已经很难在一个地方聚焦。“事情一出来，我就写了评论挂网了。过了一个月，谁还会关心这个问题呢？”

　　“就像几天前，蔡国强的《九级浪》和烟花还占据着媒体的文化版面，后来，诺奖得主奈保尔又成为新的焦点。”问题尚未落定，吕澎又已将他的观点脱口而出，“我说蔡国强太无聊。这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让人感到太没劲了，但他就是个聪明人，很能干，会公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