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8亿元买入鸡缸杯的那个刘益谦又出手了，这次他拍下的是有600年历史的明永乐年间的刺绣唐卡，花了3.48亿港币！

　　来源：中国企业家

　　作者：孔军 黄秋丽

　　媒体周三报道称，中国收藏家刘益谦在佳士得拍卖行的香港拍卖活动中出价4500万美元(3.48亿港币)买下有600年历史的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

　　这幅巨型艺术品的尺寸超过一张特大号床，完全由丝制刺绣而成，主体是名为Raktayamari的大乘佛教人物。根据佳士得拍卖行的介绍，本次拍卖的唐卡由明永乐帝下令制作，是整个系列中唯一存于私人藏家手中的一帧。另外两帧已知的同类作品目前都保存在西藏拉萨的大昭寺中。

　　亿万富翁收藏夹刘益谦说，”这是一件国宝。我们想要在我们的博物馆中有顶级的艺术品。“刘益谦是两家龙系列私人博物馆的拥有者。

　　相比上周六晚的拍卖活动，周三在香港会议中心进行的唐卡拍卖吸引了更多观众。本次拍卖的起拍价是6000万港币，出价在飙升至1.6亿港币之后，仅有两名通过电话参与的买家还在继续竞标。

　　佳士得中国区总裁蔡金青在现场代表刘益谦出价，最终击败同样通过电话遥控佳士得亚洲区主席高逸龙出价的另一名国际买家。高度紧张的竞价延续22分钟，而一般的竞拍过程通常只有1分钟左右。高逸龙代表的买家多次大幅加价，并以此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而刘益谦几乎每次都以多加500万港币来回应。

　　刘益谦说，“这是一场恶战。”但是他也强调，成交价格是“合理的”，“我对抗的是一名非中国的买家，我希望把这件宝藏带回中国”。

　　品相良好的这帧唐卡色彩栩栩如生，最早在1977年由佳士得拍卖行于伦敦售出，当时的收藏者是一个英国贵族家庭，卖出的价格是7500英镑。当佳士得拍卖行2002年于香港再次拍卖这件艺术品时，价格已经达到了3000万港币。

　　刘益谦在2014年4月的苏富比春拍中出价3630万美元购入玫茵堂珍藏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当时的竞拍大战延续7分钟，刘益谦最后以美国运通卡付款。他在周三接受访问时说，这次还是会刷运通卡付款。

　　在上周六的佳士得夜场拍卖中，刘益谦的妻子王薇以2360万港币的价格购买了日本艺术家白发一雄的作品《海炎》。白发一雄在这幅深蓝色的抽象派绘画中使用脚来进行创作，以带来一种动态的感觉。

　　从斗彩鸡缸杯到刺绣唐卡，刘益谦的一掷千金总能引起热议。在此之前，《中国企业家》杂志对这位自称“人生建立在拜金基础上”的上海人有过详尽报道。身为巨富，他似乎并没有走出早年残酷生存竞争留下的阴影。但他的爽直、朴素，他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又出乎我们的意料：

　　刘益谦：在拜金时代 我没选择《中国企业家》杂志 2012年09期

　　文 | 本刊记者 黄秋丽

　　草根，上海人，初中肄业，“法人股大王”，“定向增发大王”，艺术品拍卖市场最大的“大鳄”—如果要找中国最具传奇的人物，刘益谦一定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个财富版《上海滩》的故事—1980年，上海“下支角”(即贫民窟)上初二的少年刘益谦，辍学闯社会，做皮包、开出租、炒国库券。1990年，100股豫园股票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凶险莫测、遍地蛮荒的股市找到了乐园，“法人股大王”的身份让他跻身中国顶级富豪。2009年以来，刘益谦以过亿的天价拍下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王羲之《平安帖》、吴彬《十八应真图卷》之后，这个艺术品市场最大的“大鳄”浮出水面。

　　同时生活在这几个语境之中的刘益谦，常常会不自觉地陷入到某种矛盾之中。当描述在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豪掷千金时，他喜欢用“抢”、“夺”、“横刀夺爱”这样赤裸裸的字眼。身为巨富，他似乎并没有走出早年残酷生存竞争留下的阴影。但他的爽直、朴素，他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又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的成功都是建立在拜金的基础上的。如果离开拜金的角度，你说我做成什么了？”刘益谦说，“但我生活在一个拜金的时代，我没有选择。虽然我做成了这么多事，也会有成就感，但内心深处我感觉自己一事无成。”

　　尽管藏有国宝级的艺术珍品，他和夫人王薇在古代书画、现当代油画的收藏已成体系、颇具规模，刘益谦在收藏界始终被归为投资、投机之流，而非收藏家。

　　“到今天为止，我都很难判断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刘益谦对《中国企业家》说，“我的血液里面有投机的因子，投机是我的强项。但从收藏角度来说，我也收藏20年了，我对艺术品市场有自己的判断，知道什么东西是值得我珍藏的。你说我是真的投机吗？要是这样我就不会去建美术馆了。”

　　一些收藏界人士嘲讽，刘益谦是没有文化的暴发户，暴殄天物的资本家。“(听到这样的话)感觉耳朵边像飞过一只苍蝇。”刘益谦说，他已经过了介意别人评价的阶段，“否则也不会做这么大。”

　　“没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没有文化。做收藏首先要战胜的是自我。像买艺术品，首先会碰到的问题是，你如果不够自信的话想都不要想。书都没读几天，敢去买艺术品？你自己会很恐惧。第二个，在买的过程中，会面 临一个更恐惧的东西—你不懂真伪。很多有钱人都想做收藏，但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敢进来？他还是战胜不了自己。”

　　1994年，嘉德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拍卖中，刘益谦凭着在拍卖现场的察言观色、听听现场竞价，就买下了他仅知的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一个作品如果不断地举牌，说明它可能就是真的。”辨别什么人是“托儿”，也不难，“你举一下他举一下，可能是托儿；你举他不举了，那就不是托儿。”刘益谦没有多少知识，但是懂得很多常识，“人犯错常常是因为常识不够”。这些常识，来自于他早年在社会底层创业的经历，“最难做的生意是小生意，”刘益谦说，“10个人中，我知道9个人是怎么想的。”

　　“这些瞧不起刘益谦的人，除了有文化就什么也没有了。”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说。

　　刘益谦承认自己不懂艺术品。他最珍爱的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没有放在仓库里(他有七个藏品仓库)，而是放在家里。“我不经常看它。我不懂，看它感觉对它不尊重。如果它有灵气，我看它它还会生气：你都不懂还来看我？”另一方面，刘也承认“花的钱多了，自然就懂了”。他有自己喜欢的画家，一口气买过六七百张画，“凡是他的画看见就买”，但最后只留下一百多张，其它全卖了。“看多了自然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些该留哪些不该留。”

　　做收藏最讲究机缘。刘益谦与收藏的机缘在于，他这个最初一张画也看不懂的人，竟然敢参与这个深不见底的市场。“这是我感觉自己最牛逼的地方。”刘益谦性格叛逆，喜欢对现有一些东西挑战，“我就非要颠覆它们。”从16岁辍学开始，刘益谦一直在用一种与主流价值逆反的心态，证明自己的强大。

　　刘益谦在学校就是出名的顽劣少年，他有很强的好胜心，“一般不上课，一上课就像要争什么一样”。初二那年他下决心好好读书，结果校长让他给同年级的800多个学生讲述进步的经验。他还是放弃了读书，觉得“像那样学好了也没用”。到现在，他依然不后悔：“中国的教育太失败了。知识给你的都是确定性的东西，但人要学会的是怎样面对不确定性。”

　　仅仅刘益谦在股票市场的业绩，就称得上传奇。最早参与股市的那批股民，在股市早期的一次又一次黑幕中被洗刷殆尽。但从买国债、买认股证、买内部职工股、买法人股，到后来参与定向增发，刘益谦没失过一次手。相反，他最大限度地捕捉到了其中近乎完整的暴利空间。“我不喜欢做没有风险的事情。”2000年，他把赌注压在了不能流通的法人股上，“全世界的股票都是流通的，只有中国不是。”但是股票全流通的政策一度被搁置，到2005年才得以实现。现在的刘益谦是多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业务涉及化工、新能源等，他还是两家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此外还有规模不小的地产投资。“我从来不把自己局限于只能做什么事。”

　　有人把刘益谦称为中国的“巴菲特”。“巴菲特在我这个年纪还不如我呢！”草根出身的刘益谦，身上有股特别的傲气。

　　“这个行业(艺术品市场)我尊重的人不多。”刘益谦说，“尔虞我诈、贪婪、权术，他们玩的东西我十几岁就会了，你说我能尊重他们吗？”

　　董国强说，刘益谦喜欢什么人或者不喜欢什么人，一眼都能看出来，“他不喜欢的人正面碰上，他连看都不看一眼。”

　　每次刘益谦高价拍到珍贵的艺术品，总有人说它是假的。一位著名书画收藏家认为，很多人是因为“嫉妒”才这么说。“毛毛(刘的小名)很率真，我宁可跟他这样的粗人交朋友，也不愿意跟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打交道。”

　　“我们的优势就是有钱。”在2009年的一次艺术品论坛上，刘益谦这样总结。他并不是在炫富，而是表白怎样在这个复杂的市场扬长避短。而在标榜高尚的艺术圈子，这就是最形象的暴发户了。在刘益谦看来，这个圈子标榜高尚的人基本都是在“装”：“为了几万块钱吵架，文绉绉地吵，写文章吵。”

　　但他也没办法描述为什么自己那样做就是正确的。他认定“贵的艺术品会越来越贵”，就像巴菲特认定的“价值投资理论”一样，听上去非常简单，但把它变成实践哲学的却没有几个人。

　　“横刀夺爱总体上是正确的。关键你夺来的是不是值得爱？一件不好的东西乱抢，抢了半天有什么用呢？”刘益谦说。在描述哪件宝贝是从谁手中“抢”来的，他总是兴致勃勃。“宋徽宗那张画，半夜两点多，有个人跟我斗智斗勇，举牌了45分钟。中间我出去抽了三支烟，我跟那个拍卖师说他加一口你给我加一口，最后拍下来6000多万。”

　　他不加掩饰的语言常常授人以柄，但事实常常证明他是正确的。“1997年，我从香港200万买了一幅画，人家都说我是疯子，一百年也解不了套。但是现在，价格已经翻了几十倍。”

　　他对自己的评价常常是矛盾的。在鱼龙混杂的艺术品市场，刘益谦“感觉自己进退自如”：“相对来说没怎么走过弯路，几乎没上过什么当，更没有什么好后悔的。”但他也这样评价自己：“我(收藏)是瞎弄的”，“我不懂艺术品”等等。“他买的都是真迹，他要是不懂，谁懂？”一位业界人士说。做收藏能够给他带来成就感，这些年虽然认可他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他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的认可都是因为钱。”

　　对于金钱，刘益谦已经“比二三十岁时淡泊了很多”。他体会到了“被财富绑架”的滋味：他无法和女儿一起去南极度假，因为需要22天的时间，“不知道需要做多少决策”。即便富有如是，他还是会频繁出差，到处“捞钱”。“很多企业家，包括我，都不知道逐利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只把刘益谦理解为一个肤浅的拜金主义者，显然过于武断。从草根到巨富的成功历程，让他在精神上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他不随波逐流，也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做收藏)我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我自己的想法做的。至于我能做成什么样？我努力做了就行。”刘益谦没打算把谁作为榜样，“那样很俗，也不符合我的个性。”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内心要很健康”，他希望来生可以做一个“两袖清风”的学者，“不要误人子弟”。

　　他对自己的几个孩子很满意，他们都“善良、朴实，没有富二代的习气”。

　　他每年都会向一些慈善组织捐款。“郭美美事件”后，他开始捐给一些信得过的民间慈善组织。他不愿在媒体上讲述行善的经历，“这个社会捐钱都像陈光标(微博)一样就不要捐了。”

　　出生在1963年的刘益谦，是他那一代人中的异类。他极端地依靠自己、相信自己，肆意生长、野蛮生长，从来没有经由过组织把自己的能量最大化。即便现在百亿身家，他位于黄浦江畔的新理益办公室也只有二十多人，2000年成立时只有四个人。他和夫人庞大的收藏，也仅仅是两人自己打理。

　　他也是上海人中的异类，喜欢吃辣椒，性情爽直，但他是“上海人精中的人精”。刘益谦承认自己的双重性格，“我有天马行空的一面，也有八面玲珑的一面，我是针对事情采取不同的方式，但骨子里我不是这样的。”

　　2012年，对刘益谦来说最大的一件事情，应当是浦东“龙的美术馆”即将落成开放。2013年，浦西的另一个美术馆也即将开放。“我跟我太太不一样，为了理想做这个美术馆。她现在很发烧，我已经过了理想化的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