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单士元1936年《清代档案释名发凡》抽印本 ②单士元20世纪80年代审查工程图纸（单嘉玖供图）

　　曾有人这样说：“溥仪出宫，单士元进宫。”自1924年进入故宫，直至1998年去世，单士元为故宫工作了近74个春秋。他走遍了故宫的每一个角落，整理的档案、保护的文物不计其数，将一生热血与汗水都融入故宫这一座文化宝库。单士元之女单嘉玖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回忆父亲与故宫74载的故宫情缘。

　　记者：单老自17岁结缘故宫，从最初的档案整理，到主持故宫全面大修，直至耄耋之年还在为故宫恪尽职守，被尊称为“看护国宝的国宝”。您认为让他一生钟情于故宫、坚守和传承故宫精神的缘由是什么？

　　单嘉玖：我曾经试想过，现在的人，即使从出生就开始工作，到60岁退休，也只能干满60年。父亲一生与故宫紧密联系，在故宫度过74个春秋，这是由很多特殊历史因素决定的，这其中不仅有国家的信任，更有榜样的力量和自身的信念和感情因素的影响。

　　故宫博物院是在军阀政权的不断更迭中艰难诞生和成长的。忆起庄蕴宽、陈垣等师长，父亲总是感慨万千：这些先生们没有私利和私心，体现了坚决推翻封建势力的进步思想和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觉悟与正直人生。父亲对师辈始终有一种深深的崇敬，这几乎成为鼓舞他一生的力量。

　　父亲曾回忆，点查清理工作开始时正值隆冬季节，北风凛冽，出气如霜，唇际浮冰。一进神武门洞，西北风打得人身不由己地往宫门洞两壁撞，几乎无法行走，可以说是“打着转儿进故宫”。这时年仅17岁的父亲只有心里默念“老子青牛”，因牛善逆风，以此来鼓励自己战胜严寒。这些是他对故宫最初也是最深刻的记忆。

　　从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夕李煜瀛先生题写匾额，父亲有砚在侧，再到经历故宫博物院从成立到成长的所有风雨跌宕，74载过去，可以说无论精神上还是感情上，父亲都与故宫博物院融为一体了。

　　记者：您在《故宫营造》一书的序中说，作为一位“老故宫人”，单老走遍了故宫的每一个角落，每天都行走在“一线”。他对故宫的拳拳热爱还体现在工作或生活中的哪些方面？

　　单嘉玖：父亲常说，刚到故宫时，师长就对他说过，故宫的一草一木都是宝，因此老故宫人都知道他有个习惯，只要没出差或没被其他事情占用，每日都会在故宫走一走，看一看。

　　我们知道，不住人的房子容易坏，面对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体，从什么角度入手、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保护方针尤其重要。他主持故宫修缮期间，确立了“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方针，并且始终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这里的旧，是指无论工程量大小，建筑的法式和结构特征都不能改变，这一点至今仍被人称赞。

　　除了具体工作，父亲对故宫修缮中的建筑垃圾总是格外注意，只要发现有价值的构件，包括残砖碎瓦，都会加以保留；即使拆下来的破顶棚也会认真检查，如果发现夹层中有乾隆高丽纸等一类的宫廷旧纸，会建议图书馆的同志前去采集，以备修书之用。他到故宫图书馆去看书，如果身边带着口袋或书包，一定放在门口，绝不带入室内。如果看的是善本书，会事先准备手套和口罩，防止手上有汗或由于旧书粉尘刺激引起喷嚏，污损图书，这些都是长期工作养成的习惯。

　　记者：无论是《我在故宫七十年》还是《故宫营造》，单老的字字句句凝聚功力，同时又是朴实无华的。以您协助父亲治学的经历看，他的工作和治学之道是什么？

　　单嘉玖：我觉得父亲属于工作型的知识分子。他一生从事历史、档案和古代建筑的保护与研究，又一直与文物打交道，只是对两者的关爱略有不同。对前者来说，所做都与工作有关，用他自己的话叫“约稿多，投稿少”，治学扎实谨慎，所以有的研究撰述虽早，但面世却晚；对后者来说，他则是只保护、不蓄藏，也就是他自己说的做这一行要强调“搞文物，但不玩文物”。父亲有一枚印章，刻的是“文博白丁”，这四个字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记者：您曾说过，“壮心仍未已，伏枥到黄泉”是单老的写照。您如何看待他这一生？

　　单嘉玖：在故宫工作过的老故宫人几乎都有着与故宫同呼吸共命运的经历，父亲只是其中的一员罢了。我想，贯穿他一生的有两点。一是本分，这是很多老知识分子都有的特点，与那时候的人大都先学做人再学做学问有关。总的来说，从他在北大读书，到随北大师生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再到供职故宫博物院，都是在著名学者的教育和指导下学习和工作，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根深蒂固。

　　二是爱国情怀和民族自尊心。他曾经谈到接触古建筑的原因，他说他是学历史的，不是学建筑的，之所以跟古建筑打起交道，是因为年轻的时候看过《中法通报》上的一篇文章，其中法国人和日本人在争论中国的古代建筑，却没有中国人参加。当时感觉，中国的文化，外国人讨论，没有中国人发言，这是个耻辱。自那时起，父亲开始注意古代建筑信息的收集，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始终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保护。

　　（本报记者 刘梦）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