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梦妮

　　艺术家吕胜中最有标志性的创作语言是“小红人”。走进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厅，观众可以自行从角落捡走一张小红人剪纸。巴掌大小，正面对称，双腿叉开，两臂微张，椭圆形的脑袋两侧各有个小抓髻。

　　抓着这片薄纸走进里面的展厅，进入小红人的海洋。四壁密密麻麻贴满了红色的纸人，它们统一大小、层层叠叠，凑近看甚至只见得到叉开的双腿——而若是退后几步则能发现集体所形成的“大气象”，似巨浪、似山川、似大风。

　　“小红人在里面，个体被淹没了，群体的气象成为主体。小红人变成了一个点，在茫茫人海中分辨不出所谓个别来，这些气象却是由每个人凝聚而成。”吕胜中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这也是我对当代人极端强调自我的思考。在人墙里可能每个小红人都很难找到，但并未失去其价值与个性。”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命如纸薄”这句中国俗语也令吕胜中由衷佩服。他认为这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消极感叹，而是对人生极其恰当的比喻。“纸薄不一定没有力量，它可以承托很有分量的东西，用它来比喻生命恰当无比。”他说，“用纸来剪小人这种做法真是中国古人对物质材料利用的典范。我至今还在不断体验它的魅力。”

　　红纸人的原型来自民间巫术中广泛使用的语符，如用于招魂的小纸人、代表生殖渴望的抓髻娃娃、红白喜事中的剪纸人、逢年过节的剪纸人物等等。而这种语符背后的神秘传统，以及其所代表的全部民间文化，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卫艺术浪潮最劲时，令年轻的吕胜中毅然掉头走到同伴们的反方向——而这样孤独的选择甚至令他成为民俗专家，扎进最深沉的传统文化中，直至今天谈起依旧难掩赤诚之心。

　　名为《上世纪》的吕胜中大型回顾展正在今日美术馆展出，展至2016年1月1日。此次展览距其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首次公开亮相的《吕胜中剪纸艺术展》已过去了近三十年，与2005年最近一次在纽约举办的个展《推陈出新》也已过去整十年。

　　今年63岁的吕胜中出现在美术馆时，看起来简直与他心心念念的陕北老乡毫无二致。杂色的土布夹袄，留着一撮花白的山羊胡，讲话声音大，还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他在展览序言里自嘲说自己“土”，与艺术圈灯红酒绿的社交氛围格格不入，但在言谈之中分明是无比的自信。

　　1990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微博]留校任教的吕胜中对身边的大环境感到迷茫，很多艺术家去往海外、文化气候在大时代的转型过程中跌至清冷谷底。“那感觉真的有点像是‘丢了魂一样’，觉得自己需要一种东西去解决问题，去克服孤独的失魂落魄的感觉。于是就把民间剪纸人用了起来。”他说。

　　纯粹是出于艺术家的创作冲动，年轻的吕胜中开始动手、剪了上千上万的小红人，把工作室四壁贴满之后又继而占领了天花板。大约尺余、小不过几厘米的纸人从四面八方往天顶中心处聚集，然后从中央垂直落下，最终悬在半空。很难想象当时的他脑海中经历着怎样的激荡。

　　出乎意料的是，渐渐地有好多同学老师去看，甚至惊动了校外的同行、专家，媒体也跟着去拍照报道——不知道是谁人说这里像是个“招魂堂”，于是连作品的名称都定了下来。也正是从那时起，吕胜中成了“那个剪小红人的”。

　　“当时有个台湾学者去看了之后说想跳起来、不安分起来——他问我两遍，你让我跳完之后要干什么？我才开始想，有了不安分的情绪也就有了很多的可能性。对自己来说也一样，做了之后发现原来那些问题好像解决了一部分。”他说。

　　近二十年后，2007年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做一个关于八五新潮的大展，策展人就执意要将“招魂堂”连同它所在的工作室本身一起原样复制展出。尽管“再造招魂堂”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重要意义，阐释出许多重要的符号解读，但它也只不过是吕胜中真正在意的民间文化的小小窗口而已。

　　　巧手老太太也是哲学家

　　出生于山东省大鱼脊山村的吕胜中，先是在1978年从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留校任教几年之后考取中央美术学院读硕士研究生。那时正是“八五新潮”的前夜，美院学生纷纷去乡村或是敦煌考察传统艺术，希望可以从中获取关于造型和样式的灵感。

　　“原来觉得民间艺术造型好看、别致，想要学习自己怎么能画出这样的东西。很多介绍文章也都说民艺‘天真质朴’，老太太心灵手巧弄出那样的花，‘栩栩如生’。”他说，“我去了以后发现，那里没有一个栩栩如生的花，根本就不是照着现实物象做的造型；它们也不是天真的，不是儿童画——如此成熟甚至比主流中的文化艺术要更强，因为积累了千百年历史传承。”

　　“老太太也根本不是‘没有文化’！跟她们在一起聊天，且不提民俗生活，光谈那些花样我们也像是听讲天书一样，花、蝴蝶、凤凰都各自带有各自的解读。”吕胜中说到这里音调变得高了起来，“窗花也不是一张窗花，是长篇大论的一个字符而已，全部构建起来的是一部大书。夜晚灯亮了之后，家家户户的窗子上都有红红的窗花，每家都不一样，那就是一篇篇的故事，不同组合构成不同意境。大人小孩都知道那些是什么意思，而我们傻乎乎都只看花，不懂器文——我们才文盲呢。”

　　他从刚入学开始便陆续考察了中原和四川等地，1985年到陕西安塞县采风，原本计划在那边待一个半月足矣，岂料却被扑面而来的丰富的民间艺术所深深打动，意识到自己的狭隘与渺小。于是决定要继续沉浸在其中，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村里的巧手老太太甚至像哲学家，她们非常豁达、通晓很多事情，而且从某种程度有其文化自信，甚至有居高临下的风度。”他说，“人们都把敦煌当作朝圣的地方，陕北是我的朝圣之地，它里面蕴藏的东西未必逊色，这就更需要我去关注。”

　　开始抱着采集民艺纹样和剪纸作品的想法前去，可越久吕胜中便越发现产生这些东西的文化背景其实更重要。1986年春节，时隔两个月他又去了安塞。附近村民在县城赶集时遇到这个北京来的年轻人都会跟他打招呼说：“你回来了。”直到前几年还有陕北人来北京吕胜中家里做客，像远房亲戚一样。

　　1988年，中国美术馆举办吕胜中和徐冰的双个展，和徐冰的“天书”《析世鉴——世纪末卷》并列展出的就是剪纸装置《彳亍》。它源自黄河流域元宵节的一种叫做“转九曲”的民俗活动，用竹棍栏出带有九个漩涡的迷宫阵，人们从中曲曲折折顺顺逆逆走完之后便可获得一年平安顺利。

　　他当时并不相信这些，为了好玩进去走，甚至到一半觉得无聊想退出来，然而当走出来发现自己就站在入口位置的时候，瞬间有所感动。“有为与无为的命题平地展开，逐渐显现出这是一次生命历程的经由，也是一次哲学的课堂。”他曾这样写道。

　　　反对“民间工艺”

　　从学校毕业之后，吕胜中一头扎进民间艺术的浩瀚海洋，为了纠正既有研究资料的种种谬误，陆续开始梳理、研究工作并出版多部相关著作。可多年以来的民间艺术保护现状却令他痛心疾首，几年前心灰意冷地决定不再参与任何保护工作——采访谈及此处他显得尤为悲愤。

　　“现在人们太急功近利，马上想到传统文化该怎么用才对今天有利，所以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遗产工程都变成了旅游景点。”他说，“老太太都成了非遗大师，全村人都不种地，买了些画册、剪纸书去剪来卖，最后就给传统文化毁容了。”

　　2006年，他和一群学者去延安开会，在参观景点的旅游大巴始发站看到一个头包白羊肚手巾、腰扎红布带的老汉迎面高唱酸曲儿。民俗专家吕胜中断定他原本就是个放羊老汉，“拦羊的嗓子喊山的声”，只有他们才能造就这样撼动天地的声音。心情复杂的他不忍再听他唱歌，于是集结同行者拿了一千多块塞给老汉。谁知受到鼓舞之后，他又固执地跳上大巴车、张口再唱。

　　“当时我几乎潸然泪下，心里很酸很酸。他本来是在山上放羊，豪迈地地表达情怀甚至勾引女孩，现在变成了卖唱。那些剪纸的小女孩、大妈突然变成了民间艺术大师，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着了，还找我要版权。”他说，“传统民间艺术原有的灵魂好像已经不在了，被当代文明的搅屎棍子搅得让人心神不宁，甚至想吐想哭。人们对传统文化所谓的‘重视’变成了最凶狠无情、断子绝孙般的灭杀。我觉得自己无法阻止也无法改变，只好离得远一点。”

　　根据他的理解，那些村民原本就沉浸在民艺生活之中，不可能跨出传统民俗文化的界线而站在其他角度去看待，更不会产生客观的价值判断，所以不明就里的人们都被搞糊涂、继而价值观崩坏。

　　吕胜中很反感“传承民间艺术”这种口号，因为连对民间艺术的基础梳理、保存工作都还没有做过，谈何传承；他同样反对“民间工艺”这个词，因为工艺代表着产业化、经济驱动，而对于传统文化本身而言，它们大部分是劳动者自娱自乐的创作行为，很少有重复性，是为自己的艺术。

　　他所主张的是民间艺术博物馆化。这并不仅仅意味着要为传统窗花、布鞋、绣片建造实体博物馆，而是以严谨、科学的办法去考察和整理。蔡元培曾经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组织过类似的工作，请一批学者去各地乡村为民俗文物登记造册、做著录、编号——现在几乎成为国内最完整，也是唯一的民俗文化保存。

　　　前卫与传统的连接

　　“面对民艺，我开始抱着对纹样、造型的迷恋，后来对发生的背景产生重大兴趣，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了关于‘文化’这个概念的原本——如果文化是一本书的话，我看到了原本。”他在回顾自己的历程时说，“博伊斯提出社会雕塑、艺术要灌入生活，老百姓的艺术就是在生活当中。人家的鞋垫漂亮极了，却被踩在脚底下，踩烂了是最佳结果。”

　　在1985年以前吕胜中承认自己根本不能接受前卫艺术，反而在经过了下乡采风、越多地接触民间艺术之后变得可以理解当代艺术。因为两者之间都有着非常共通的特性，即纯粹的精神性。

　　“原本艺术就没有讲究什么具体的绘画形式，民间有句话是‘画画无正经，好看就中’，当代艺术讲究的是‘艺术无正经，有效就中’——能解决问题就可以，甚至好看不好看都不重要了。”他说，“这与传统文化里的一些东西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在民间传统里好多东西都只不过是换了个名称而已，比如巫术、祭坛就是装置和表演、身体艺术。”

　　也正因此，穿粗布褂、画年画、剪纸人的吕胜中目前担任的却是中央美术馆学院实验艺术系主任。他认为，当代艺术追寻多年的很多东西最后都能在传统民间艺术中找到归宿；而高明的当代与纯粹的传统之间其实也早就贯通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