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再轩全程参与了第85窟、第98窟修复等重要项目

　　孙行之

　　在河南出生、长大的樊再轩刚到敦煌研究院工作，还是1981年。在老家上完高中后，他听闻敦煌研究院招人，就投考到了这里。他说自己是幸运儿，当时参加考试的有六七百人，最终只录取了20多个。这些新敦煌人将要从事各个工种，包括保护、讲解、资料管理与考古。樊再轩先从讲解员做起，很快便转入了石窟壁画修复。

　　“当时如果不是真正喜欢敦煌，很难长期呆下去。”樊再轩告诉第一财经。之后的多年，他辗转来到西北师范大学学习化学，到复旦大学和东京艺术大学学习文物保护，参与最初与美国盖蒂研究所的合作，全程参与第85窟、第98窟修复等重要项目。现在，他是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负责研究石窟壁画与雕塑的修复方案。

　　30多年前，敦煌研究院还远远没有现在这样现代化的办公楼，十几个人在小平房里工作，居住地远离城市，连喝水也成了困难。樊再轩记得，每逢冬天，夜里炉子灭了，能把人冻醒。他经常和同事到大泉河边，用斧头砸开结冰的河面，一块块抬回去，等化成水，再用来烧水做饭。“当时也根本不讲究喝的水是否卫生。”他说。莫高窟距离敦煌市区25公里，他每周进城两次，其余时间，除了与大漠戈壁相对，便是与石窟壁画做伴。

第85窟南壁

　　　治理壁画之“癌”

　　最初，石窟的修复都带有抢救性质。修复人员看到哪个地方的壁画有脱落危险，就用胶水黏贴，或是用轻薄而透明的材料贴在空鼓壁画上，再用铆钉钉住。

　　“之前，我们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通过这次修复，我们掌握了一套更规范、更科学的修复方法。”85窟始建于唐朝，壁画精美，在敦煌壁画中具有较高代表性。它在修复案例中也具有典型性，“85窟汇集了多种病害类型，包括起甲、酥碱、粉化、空鼓，等等。”1989年对85窟的修复，是樊再轩最为难忘且收获最大的一次经历。也是那时，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帝研究所的合作开始进入洞窟保护修复阶段。

　　壁画酥碱是首要的难关。酥碱被称为壁画之“癌”，曾被认为是最难治理的病害。发生酥碱的主要原因是岩体、地仗中的可溶盐遇水之后溶解、移动，在洞窟壁画地仗中积聚，并随着小环境温度频繁变化，反复出现结晶收缩、再溶解、再结晶，导致酥碱病。这会导致壁画大面积脱落、颜料层酥松、起甲、粉化。敦煌石窟对游客开放后，洞窟内空气湿度增加使得这种病害更为严重。因为酥碱难以根治，治理之后的几年又会重复发作，并转移到其他地方，曾令修复专家束手无策。

　　“洞窟中水分的存在会导致盐分的潮解”，因而在治理酥碱问题时，脱盐是关键一步。在85窟的修复中，修复人员通过详尽的先期调研和实验，筛选出合适的脱盐材料，以及快速脱盐工艺。修复材料也十分重要。樊再轩告诉记者，当时，寻找的是一种可逆的材料，将来出了问题还可以再行修复。这种材料兼容性好，老化之后可降解，同时具有良好的透气性。

　　然而，并不是找到了好的方法，就能一劳永逸，整个85窟的修复工程持续了10多年。“一些病害会反复发作，新的问题也时而产生，这就需要工作人员一次次治理。”樊再轩告诉记者，为治理壁画空鼓，他们需要寻找一种灌浆材料。通过反复试验，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的筛选就进行了两年。“我们要找到收缩率小、透气性好、重量轻、强度适中且能够快速干燥的材料。”

在与国外研究所的合作中，敦煌也培养了自己的人才队伍，掌握了科学的文物保护方法

　　　科学研究，修复不是最后一步

　　通过对85窟的透彻研究，敦煌的保护修复团队在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合作中掌握了一套科学的文物保护方法。在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看来，研究方法是这种合作的最大收获。“在这个过程中，敦煌也培养了自己的人才队伍。”他说。

　　“过去我们看到病害，可能只是做简单的分析，用的材料和工艺在每个洞窟都差不多。但是与外国机构合作以后，我们才发现，调查一定要充分。只有把病害发生的机理找出来，才能对材料进行筛选，进而是实验、评估，之后才是修复。”王旭东对第一财经说。而对壁画进行修复也不是最后一步。“修复之后，还要进行长期的观测，观察效果，总结问题。”

　　敦煌的修复，不光有敦煌研究院几代人的摸索，也有来自外部机构的助力。1987年，敦煌研究院建立了与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的合作。1988年，经时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华代表泰勒介绍，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建立了联系。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和盖蒂正式签订了支持敦煌莫高窟的协议。这一合作，便是25年。至今，盖蒂保护研究所依旧保持着一年两次的造访频率。

　　“敦煌研究院是我们在世界各地最好的合作伙伴之一。”盖蒂保护研究所博士内莫·阿根纽曾在一次公开讲话中介绍：双方从最初针对环境监测、风沙防治进行的合作，发展到后来的壁画保护、壁画颜色监测、薄顶洞窟加固、《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编制，一直到现在的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等一系列项目。

　　“与盖蒂保护研究所的沟通相当顺畅，双方都不会隐瞒自己的想法。”樊再轩说。作为一线保护修复人员，他的最大感受与王旭东相似：“最重要的是学到了一套规范的方法。他们很重视前期调研，对病害机理做深入调查，制定保护程序，研究保护材料与修复方法。”

第98窟北壁

　　独立修复98窟

　　敦煌492个洞窟的修复之责，压在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肩上。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拥有多个实验室，包括分析、修复、生物、环境、土遗址等实验室。除此之外，修复技术服务中心的团队则在一线进行修复，将研究人员制定的方案付诸实施。据樊再轩介绍，这样的构架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建立，至今已经运行了20多年。

　　2000年前后，保护研究所开始着手修复98窟，这也是敦煌修复的一次大型工程，前后持续10多年。项目开始时，敦煌研究院的团队已经开始脱离盖蒂研究所的协助，渐渐独立操作一个完整的修复项目。98窟是敦煌的一个大型洞窟，占地面积185平方米，壁画总面积693.1平方米，修建于五代，现存塑像4身。由于该窟处于石窟群最底层，受水分入渗、风沙等因素侵袭，导致壁画病害严重。

　　“当时对85窟修复的程序和理念其实可以推广到很多地方，比如墓室壁画等。”樊再轩说。之后对98窟的修复，大致程序相同。但在敦煌，每一个窟所处的环境不同，修建于不同年代，而落实到具体的修复，则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对症下药”。比如，壁画地仗的含盐量不同。在98窟中，地仗的最高含盐量可达10%。这就需要科研人员重新对修复材料进行处理。据他介绍，在98窟的修复过程中，科研人员找到了比85窟更好的脱盐方法。他们使用真空脱盐板，力图将盐分更多、更快地吸附到脱盐板上。

　　当年在85窟维护上遇到的问题，在98窟修复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刚修复完成的壁画，由于潮湿空气进入洞窟，又发生了变化。当敦煌的团队独立面对这些问题时，他们更深地意识到：预防病害与保护修复同样重要。同时，对病害机理研究的强调，也把修复人员关注的焦点牵引到了环境控制上。

　　据王旭东介绍，很多自然因素包括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洪水、地震等都会对石窟带来影响。现在，敦煌已经进入预防性保护阶段，研究院正在构建一个综合观测体系，对这个指标进行检测。一旦一项指标超过阀，保护人员便会采取措施。不光是对自然环境的监测，人进入洞窟之后带来的光源、二氧化碳等指标都被纳入这一监测模型中。据王旭东透露，这套更为完整的监测系统将于明年投入使用。

　　樊再轩在敦煌一呆就是34年，492个洞窟的每一丝风吹草动都会牵动他的心绪。情感上的亲近是一回事，具体到每一天的工作又是极为繁复、琐碎的，有时候一进入工作状态，便需要一整天的全神贯注。精湛的技艺之外，从事修复的人还需要保持极大的耐心。“修复确实包含大量重复性劳动，因为病害治理之后又会重复发作。但也不是完全感受不到乐趣，你可以通过你的双手去征服病害。”他也知道，石窟在不断风化、氧化，“损坏不可逆转”。“我们能做的，只是让它们保留更长时间，变化更慢一些。”他说。

　　（文中图片来自敦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