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0种和7亿元

　　11日上午，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应邀在洛阳会议中心为全市文博系统干部作了一场学术报告，题为《城市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然而，80%的报告时间他都在讲故宫。

　　看似跑题了，实则有意为之。

　　执掌全国文物系统10年之久的单霁翔，深知文博系统干部的困惑在哪里、大家最想听什么。谈古论今也好，纵观全球也罢，最终都要归结到3个字：怎么办？

　　在3个小时的站立演讲中，单霁翔以故宫为例，以解剖麻雀的方式，为大家呈现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成功案例。

　　单霁翔反复强调，要通过适当的创意设计，把历史文化资源的内在价值转化为市场肯定、群众欢迎的文创产品，如此，既能创造经济效益，也能广泛传播传统文化。

　　单霁翔在报告中用大量图片介绍了故宫博物院旅游纪念品开发成果，可谓琳琅满目：有各式各样的故宫娃娃、主题服装，有经济实惠的手机壳、鼠标垫，有千奇百怪的拼装玩具，有四季主题的故宫雨伞，有趣味性、实用性兼具的手包、耳机……

　　“故宫博物院每举办一次主题展览，必须有一组新的文创产品面世，否则这个展览就不要搞了！”单霁翔说，开发文创产品要注意两点，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人们需要什么就开发什么；二要讲求质量，哪怕是一个钥匙扣，都要精心设计、精益求精。

　　单霁翔介绍，故宫博物院目前已开发出超过7000种旅游纪念产品，2014年销售收入7亿元，而今年上半年就已超过去年全年总和。

　　2、博大与谦虚

　　民间传说，故宫内古建筑的房间有9999.5间。事实上是多少间呢？

　　单霁翔给出答案：9371间。

　　自2012年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以来，单霁翔下大功夫摸清了故宫家底，谈起来如数家珍。

　　“故宫博物院有多少藏品？告诉你准确数字：1807558件！”单霁翔说，全国有4150座博物馆，珍贵文物401万件，其中故宫有168万件。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文物藏品一般呈金字塔状，塔尖是珍贵文物、镇馆之宝。而故宫的藏品属于倒金字塔状，珍贵文物占93.2%，一般文物占6.4%，资料只占0.4%。

　　藏品虽多，故宫却从未停止丰富馆藏的脚步。单霁翔说，他们一直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珍贵文物。

　　作为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的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霁翔也时刻怀有一颗谦虚学习的心。在九洲池遗址工地，年过花甲的单霁翔硬是爬上几层楼高的脚手架实地调查木工工艺。他说：“我到洛阳就是来学习的。”

　　3、从“不疼不爱”到城市名片

　　“保护开发得好，‘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地方，也可以成为城市名片！”单霁翔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我市大遗址保护工作。

　　我市拥有二里头、偃师商城、东周王城、韩都宜阳故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和邙山陵墓群、丝绸之路、大运河等9处大遗址，密度之高、规模之大，世界罕见。

　　“大遗址是洛阳的一张新名片，保护遗址就是保护荣誉。”单霁翔说，洛阳市委、市政府结合遗址现状，开展了大手笔遗产保护工作，将20多平方公里保护下来，“没有一个城市有如此魄力”。

　　单霁翔说，以往，文物工作者用小铲子、小刷子小心翼翼一层一层剥开历史的土层，发掘之后，尘封起来，然后一切归于平静。这是不对的。文化遗产保护一定要融入社会，要能给这座城市带来红利，要能使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显然，天堂、明堂做到了！”

　　单霁翔说，从定鼎门到天堂、明堂有一条清晰的6公里长的轴线。打造这条轴线，可能需要洛阳几代人的努力，但一旦方向找准了，并且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洛阳就是非同凡响的、气势恢宏的古都。

　　“十三朝古都在哪儿？就在我们眼前啊！”单霁翔说。

　　4、让世界重回洛阳，路有多远？

　　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年内接待参观人数超过1000万的博物馆。其接待能力是怎样炼成的呢？

　　向垃圾宣战、向杂草宣战、向残破宣战、向违建宣战……单霁翔说，这些年，故宫博物院每年都会搞一个“宣战”行动，把边边角角收拾得干干净净，彻底改变了故宫旧面貌。

　　单霁翔说，在故宫博物院，修复一件漆器可能需要历时7个多月的上百道工序，拼接一幅破碎的绘画需要耗费3个月的时间。

　　故宫博物院对文物保护的认真程度，令现场听众神情凝重。用功到如此地步，人家不第一谁第一！

　　故宫博物院有次办展览，游客爆棚，到次日凌晨还有人在排队。故宫博物院做出承诺，不管多晚，一定等到游客看完。当时，单霁翔还带着工作人员给游客免费发放了水和方便面。

　　并不是每一个景区都爆棚，并不是每一个单位都能做到“不让每一名游客受委屈”。这是我们的努力空间。

　　来自市旅发委的消息，今年1月至11月，我市接待游客接近1亿人次，旅游总收入接近700亿元。这是我们的新起点。

　 人物档案

　　单霁翔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曾获文物保护专业最高学术荣誉“福布斯奖”和美国规划协会“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出版《文化遗产·思行文丛》等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