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入选2015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的消息，让江西考古界为之兴奋不已。近年来，江西考古事业取得了极大的突破。而这些成绩与荣誉的背后，离不开几代考古人艰辛的付出，在这群人中就有一位老人，从业余考古开始，将毕生心血投入江西考古事业，堪称是江西文物考古调查先驱。他的名字叫做饶惠元。

　　江西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然而早在1946年，饶惠元就开始了他的业余考古之路，国内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早期文明时期大型土城之一——江西筑卫城遗址也正是由饶惠元最初发现的。2015年12月4日，是饶惠元108周年诞辰，记者辗转联系上了这位考古先驱的家属，为读者解读这位考古先驱走过的足迹。

　　曾在江西业余考古九年

　　饶惠元之子饶如琦告诉记者，饶惠元1907年12月4日出生于清江县（现樟树市）芗溪乡水南饶村，年少时喜欢绘画，师范毕业后在小学担任美术教师。1930年，上海新华艺专在江西招生，饶惠元东拼西凑，筹集了学费，终于考进上海新华艺专，入西画系学习水彩画和油画。饶如琦说：“在上海求学期间，父亲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他早出晚归背上画箱去写生。他在校期间的作品，常参加习作展览。可以说，在新华艺专的学习为他后来的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

　　1931年9月，饶惠元结束在上海的学习生活回到江西，在南昌市私立中学教美术。1935年，饶惠元回到家乡樟树中学，任音乐美术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几度迁徙，他一直坚守教育岗位，和其他教师、学生一起进行抗日宣传，度过了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

　　在做美术教师期间，饶惠元坚持学习与美术有关的知识和技能，并逐步发展了对中国古代书法篆刻艺术的兴趣。他从摹写汉碑开始，也搜集钟鼎文、甲骨文临摹。194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饶惠元结识了收藏者徐敬元。双方在交流时，徐敬元提到樟树境内亲湖乡牛头山上有一古墓，墓砖上似有晋代年号。对此感兴趣的饶惠元随后邀请范醒予、陶博吾，于1946年7月3日一同到牛头山探看古墓。他们发现古墓规模很大，在墓旁边拾到的古砖上记载着“宁康二年九月五日桂氏墓”，从字体上看像晋碑，且宁康为晋孝武帝年号，因此确定为晋砖。随后又发现有初平（汉献帝）年号的墓砖，这立即引起了饶惠元的兴趣，也成为了他从事业余考古的开端。随后，他利用教师有寒暑假的方便，在家乡各处收集相关文史资料，自学考古，并开始在家乡尝试开展田野考古工作。

　　据了解，清江县（现樟树市）古称荒芜之地，有文字记载的古代历史极少，县志上对其唐以前的历史记载极为鲜见。为了引起社会人士和考古专家的注意，饶惠元就晋古墓的发现写了一篇报道，并连同墓砖拓片寄给上海《申报》，这篇题为“清江牛头山上晋砖发现，字迹朴茂，几与晋帖相仿”的文章发表在1946年10月2 日的《申报》第九版上。在饶惠元的努力下，清江县晋墓的发现还被刊登在一些知名报刊上 ，而这也让江西省通志馆、上海市博物馆等单位以及叶遐翁、李佩秋等考古学家来函约稿，索要资料、拓片。

　　发现筑卫城遗址第一人

　　说起江西考古，不能不提闻名世界的筑卫城遗址。筑卫城遗址位于樟树市城区东南9公里的大桥街道办事处洪光塘村大姑山东南土岗上，包括新石器时代、夏代、商代、西周、春秋、战国六个时期的文化堆积，上限距今约4500年，是国内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早期文明时期大型土城之一。2013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中，吴城遗址（含筑卫城遗址）为江西列入该规划的6处大遗址之一。 江西筑卫城的发现，在江西乃至全国考古事业中都具有重要地位。而筑卫城遗址的第一个发现者正是饶惠元。

　　据饶如琦介绍，1947年10月，饶惠元在樟树东南丘陵地发现一座土城——筑卫城，在那采集到大量的石器和陶片。“为了确认这些物品的功能和年代，父亲托人从外地买回考古书籍进行比对，才知道所发现的石器和陶片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是极其重要的物证。”自此以后，在做好本职教学工作前提下，饶惠元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考古工作。

　　樟树市博物馆馆长李昆告诉记者，对于樟树市的考古工作，饶惠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筑卫城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筑卫城遗址东西宽410米，南北长360米，总面积147600平方米。周围土城墙最高的有21.8米，最低的也有10米左右，有6个城门可以进出。整个筑卫城布局合理，功能齐备，防卫能力强，充分体现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及非凡毅力，它比新疆的楼兰古城、古罗马的庞贝古城更为古老，堪称赣中腹地的一大奇观。该遗址是江南地区印纹陶遗址核心的著名遗址，它的发掘与研究，使吴城遗址商文化的年代得以印证，为进一步了解江南地区文化全貌 ，确立江西乃至先秦考古学编年提供了科学的资料。

　　为了搜集更多关于筑卫城遗址的资料，从1947年3月3日至1948年11月19日，饶惠元到现场15 次。他陆续发现了陶片、石斧等古物，并在多处发现古代墓葬及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到了大量石器和陶片，并将他的研究重点转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课题上。而饶惠元在大姑山的考古发现，写成《清江出土古物专号》刊登在江西的报刊上，随后又以《赣省清江发现史前古物》、《清江探古墓》、《清江大姑山遗址的发现》等分别刊登于知名报刊上。

　　除了继续在筑卫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外，饶惠元又陆续发现几处遗址。他把自己发现遗址、 古墓，考查、挖掘的过程写成通讯发表于江西、上海、南京的报刊上，引来众多关注，揭开了江西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

　　为了扩大考古成果，他还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收集工作，增强了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深受学生喜爱。1948年的盛夏 ，一位学生告诉他在昌赣公路114公里处发现了刻有车马、人物的古墓砖，核实后发现这是汉砖。随后，饶惠元将其印成拓片，寄赠给考古专家鉴定、收藏。郭沫若在收到拓片后，在拓片上写道：“此砖于花纹形式而言，确有汉代风味，大抵东汉末年遗物也……”并将这个拓片寄回，这次的考古交流给了饶惠元很大的鼓励。

　　上世纪40年代的江西，特别是县城、乡镇地区仍很封闭，很多人对饶惠元从事考古调查研究很不理解，甚至还有人讥讽他的考古工作，说这些残石破瓦不能吃，不能穿，何必花费时间去搞。又说他一个中学教师，收集这些物品是不务正业。据饶如琦回忆，当时有些人见到他父亲，不再叫他先生、老师，而是叫他“饶古董”。甚至还有人写信上告到当时的教育厅、民政厅等部门。两厅曾经下派调查员，不经过核实就勒令他停止考古活动。饶惠元据理力争，带调查员到遗址现场查看，并介绍考古工作的重要性，最后调查人员哑口无言，只得承认他在课余时间，从事业余考古工作是合法的。“父亲常常说，他是一个由学美术而近文史的中学教师，正是出于对中华文明的热爱，才走上业余考古的道路。”

　　一生心血全部献给江西考古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业余考古工作迎来了一个新时代。”饶如琦感慨地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而新组建的人民政府就已经把对文化教育的管理、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保护、各类人才的挖掘和培养提到重要位置。南昌专署文教科和清江县政府的负责同志，了解到饶惠元考古爱好，鼓励他继续研究下去，承诺有困难政府会提供支持。“记得当时清江县的章县长还找我父亲谈话，鼓励他写信到北京和郭沫若先生联系，告诉父亲可以把信写到北京市人民政府转交郭沫若先生。”饶如琦谈起那段往事，依然记忆犹新。饶惠元接受了章县长的建议，给郭沫若先生写了信。没想到，不久就收到了郭沫若先生的回信，信里问了一些问题 ，并要他把发现的详细材料写了寄去。“1950年4月，父亲写了一份报告寄给了郭沫若先生，郭先生又把父亲写的考古报告转交中科院考古所审查。经过审查后，父亲撰写的考古报告交由《科学通报》一卷七期摘要刊出，并由中科院拨款让父亲继续调查古遗址古墓葬。”

　　自1950年起，饶惠元通过在考古刊物上发表他的研究成果，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梁思永，副所长夏鼐，专家安志敏等建立了通讯联系，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从此走上科学考古的道路。在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等专家学者的支持帮助下，饶惠元把搜集到的三十多处古遗址材料进行整理，写出报告初稿。

　　1952年1月，南昌专署文教科调他到南昌新建县（现新建区）调查出土明代墓葬，还对西山万寿宫的考古工作开展调查；4月，他应聘参加了湖北荆江分洪和长沙古墓的发掘；11月，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聘任他为省文管会委员。1955年，饶惠元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任《考古学报》、《考古》编辑部编辑组组长。饶如琦介绍， 走上专业考古道路后，饶惠元还参与了营盘里、筑卫城等遗址的挖掘工作。同时，他还整理写成了《江西清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清江遗址的文化分析》、《略谈对于粤赣地区几处新石器遗址的认识》等学术专论。

　　在饶如琦的记忆中，“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办公地点在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为了上班方便， 便于加班加点，争取到更多的工作时间，他主动把已经分配给我家的有煤气、暖气，只是离办公地点 较远的两居室新楼房让了出去，住进东厂胡同两间旧平房。平房低矮潮湿，冬冷夏热。两张大床、 两张书桌、两组书橱，就把房间占满了。他往往是在我们四姐弟学习结束休息后，才铺开文稿，挑灯工作，直到深夜。父亲批阅文稿的身影，至今深深地烙印在我们心中。”

　　对他的这段工作，黄水根先生撰写的《饶惠元与筑卫城遗址》文章中写道：“尽管先生在学术上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但他虚怀若谷，从不自满，总是勤奋工作，努力钻研，成为江西考古界宗师。先生在《考古》编辑部工作期间，审编文稿细致认真，缜密考虑，排版得当，图文并茂，深受读者赞许，为文物工作者作出了榜样。”

　　1971年3月，饶惠元回到南昌养病。期间他还抱病参加了樟树、吉安、井冈山等地的文物考古工作。1978年10月，他以古稀之年出席了在庐山召开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 其论文《从江西出土几何印纹陶情况谈谈有关问题的看法》，对几何印纹陶的出现，发展演变，名称及从几何形花纹观察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为我国南方考古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子。直至1983年10月在南昌病逝，他的考古事业才画上了句号。

　　□来源：南昌日报 首席记者 徐蕾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