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 嵇康《答难养生论》节录 篆刻 孤神独逸 篆书对联 “物毕同毕异 易无思无为”

　　来源：杭州日报 文/陈友望 郑成航

　　汉字书写为中国之国粹，“文化”和“技法”相互映照。一些文化巨擘，学问与书法皆登峰造极，其中“儒释哲一代宗师”马一浮先生堪称其中的旗帜性人物。

　　马一浮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时有“天下文章在马氏”之誉，又雅好金石，精于书法，自成一家，丰子恺推崇其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当代书坛所讨论的学养与书法，在马一浮身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马一浮祖籍绍兴，与杭州渊源甚深。如今位于杭州西湖花港观鱼附近的马一浮纪念馆，曾经是先生的故居蒋庄，先生居此17年，直到辞世。

　　才思敏捷

　　“本是仙人种 移来高士家”

　　1883年，马一浮出生于四川成都，幼名福田。马家为诗礼之家，其父马廷培是马氏家风的典范，熟读经史，亦心究经济、法律等经世之学，曾任四川潼川府通判、仁寿县知县等职，政绩卓然却无久宦之意，后辞官回乡。父亲对福田的教育很严格，其言行对福田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认为，他的辞官归籍，是马一浮后来“平生志岩穴”的一个远因。

　　福田的义理之学多来自于父亲，文学则受教于母亲。他8岁能作诗，9岁诵《文选》，10岁那年，就是在母亲的身边，做出了当时文坛盛传的“神童诗”。其时母亲自知病笃难治，为了考验福田的才学，就指着庭前的菊花，让儿子作五言律诗一首，限“麻”字韵。福田应声而就：

　　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

　　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

　　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

　　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母亲听罢，喜忧参半，认为儿子才思敏捷，“不患无文”，但诗中流露出来的孤高之气，“颇似不食烟火”，恐怕以后福泽不够。这正与马一浮日后成为一代儒宗，又一生忧患的人生契合。

　　福田早暮攻读，日益精进。父亲曾延请同乡的名儒教导他，没过多久，老师却因自愧不如学生而辞馆。从此，他再也没上过任何学堂，拜过任何老师，全凭自学。

　　1898年，16岁的马福田赶赴绍兴县城参加县试。当时的考题是让考生用古人文辞中句子拼成一篇新的文章。马福田在这次考试中独占鳌头，名列第一。有趣的是，同为绍兴籍的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参加了这次县试。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说道：“会稽十一图，案首为马福田，予在十图第三十四，豫才兄在三图第三十七。这里需得说明，马福田即系浙江名流马一浮也。”

　　马一浮的治学，经历了“先中，后洋，又中”三个阶段。成年以后，马福田更名为浮，字一浮。县试后第二年，他与好友、著名学者、书法家谢无量来到上海，学习英文、法文、拉丁文，后来还学了日文、德文，勤奋和天赋，使他很快能“睁眼看世界”了。他隐居西湖，越隐越显，时有“天下文章在马氏”之誉。

　　1903至1904年的两年间，马一浮担任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秘书。马一浮除了完成工作任务以外，主要精力都放在读书、翻译上。从西方文学名著到哲学著作，无书不读。对西方知识的渴望在他买到《资本论》后所写的日记中，可见一斑：“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回国前，马一浮又买回了一部德文原版的《资本论》。可以说，马一浮是将《资本论》原著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1905年底，马一浮来到杭州，隐居于寺庙小巷，也开始回归于国学。此时的马一浮正当年轻，精力充沛，往往终夜不寐地读书。独居的马一浮必须自己买菜烧饭，料理生活，他想出了“小火炖豆腐”的办法：早晨先买好几块水豆腐，配好佐料，入夜以后，可以一边看书，一边用小火焖炖豆腐。后来，他又寄居在西湖边的广化寺。广化寺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古刹，生活条件极其清苦，食无荤腥，夜无电灯，但与外西湖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澜阁很近。马一浮一住就是三年，据丰子恺说，马一浮读完了全套《四库全书》，“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的或出世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原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能背诵出原文来。”弘一法师佩服地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马一浮学贯中西，时有“天下文章在马氏”之誉。他的耿直、孤傲，甚至是迂阔，和他的学问一样有名。隐居20多年，拒绝出斋，竺可桢曾三顾茅庐，他却说，“我不到你这个浙大去，谁要向我请教，必须到我家里来。”

　　生而知之 “天下文章在马氏”

　　孤神独逸 “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

　　马一浮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书法、篆刻上，尤以书法最为超绝。沙孟海在《马一浮遗墨序》中这样评价马一浮的书法艺术：“凝练高雅，不名一体……体会之深刻，见解之超卓，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以沙孟海的书法地位，作此评价，其高度可谓无以复加。综观马一浮的艺术创作、理论乃至行为，无不与其学养密切相关。

　　马一浮经常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上钤盖自刻的闲章“孤神独逸”，也将这句话曾用秀整典雅的玉箸篆写在册页上。后来，马一浮又在谈论南朝文学家张融时说：“思光一代畸人，或讥其风止诡越，然故文胜于义，余独喜其孤神独逸，乃如其人。”我们从“孤神独逸，乃如其人”中，不难读到马一浮特立独行、主张流露自我的艺术追求。

　　然而马一浮又说：“说理须是无一句无来历，作诗须是无一字无来历，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方能入雅”。此时的马一浮用说理、作诗来类比书法，着重强调“来历”，也就是学习和传承。考察马一浮一生的书法实践，他于秦篆、汉隶、唐楷、钟王法帖乃至近代名家，无所不学，不名一体而皆臻妙境，笃行着这条理论。

　　因此，“孤神独逸”和“无一笔无来历”的书法主张看似矛盾，实质上相互贯通，相得益彰，它们在马一浮的学理、文理和艺理之间相互投射。从马一浮的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古代、近代经典书法的影子，这又丝毫没有掩盖其本人所欲表达的清新俊雅的风格。

　　马一浮先生也擅长治印，沙孟海称其篆刻为“艺海之珠光”，赞其作品“朴茂高雅，纯用汉法……古意新姿，韵味隽永”。他的治印理念，在《为马万里题印册》一文中可窥得一斑：“吾于华严悟刻印之道。华严宗有要语二，曰行布不碍圆融，圆融不碍行布。刻印之道尽此矣……道，无乎不在，他日君由治印而悟华严，则同证海印三昧，知必由斯道矣。”

　　其中“行步”当指印人对印文的有意安排、分布，使之具有疏密有致，富有美感；“圆融”当指印文须浑然一体，不能生硬支离。这两点必须相互成全，和谐共存。书法与佛学之间的对比讨论并不鲜见，然而大多只是用宽泛的“禅意”等概念来描述某种书法风格。马一浮先生以其对佛经的精通，拈出《华严经》中的两句话，来概括治印之道，可谓前所未有。从中也可以看到，马一浮虽然不把书法或篆刻视作某种大事业，但往往是站在哲学、文化的立场上来关注篆刻（书法），视之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

　　鬻字刻书 “天壤间多留此一粒种子”

　　马一浮如何看待自己的书法？他在《戏题鬻书启诗》中自谓：“恨无勾漏丹砂诀，幸有羲之笔阵图。”以羲之笔阵自许，自视颇高，且独钟于王羲之。在综合论其书法方面，马一浮遍临诸体，无所不擅，真草篆隶无一不精。从马一浮当年卖字润格明言可知，除甲骨文未尝用功外，其余书体皆通。

　　马一浮虽然挚爱书法、篆刻，但秉承传统的儒学思想，马一浮在客观上认为书法是“末道”，平生也不以书法家自命。他对当时的职业书法家，是不以为然的。在评论清代以来的书法时，他说：“民国诸贤以书家称者，吾不欲观之矣”，显得颇为不屑，只点评了不以书法家自命的弘一法师、谢无量。沙孟海则称马一浮刻印“有所琢画，取给自押，亦不为人奏刀。”

　　另一方面，马一浮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书名大盛，被称为“中国当代书法界之泰斗”，世人竞相求作。但他却轻易不卖字，一生中只有四次公开鬻字。其中两次（1941年、1947年），是为了为其所创办的复性书院筹备刻书的资费。马一浮十分重视编书、刻书，认为“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使天壤间多留此一粒种子”。为此，他不得不拾起书法家的身份，鬻字筹钱。每次鬻字之前，马一浮都会作一启事刊登。尤其是1941年，马一浮作了洋洋洒洒的《蠲戏老人鬻字刻书启》和长诗《神助篇》，用来表白鬻字刻书的心愿，拳拳之意，极为动人。诗文印发以后，马一浮的朋友、弟子或自动捐助，或劝募刻资，经过一段时间的筹集，凑合了两万多元，全部充作刻书之资。

　　最终，复性书院先后刻成《周易系辞精义》《春秋胡氏传》《大学纂疏》等26种儒家经籍，讲学辑录的《泰和宜山会语合刻》《复性书院讲录》等9种，这些书籍至今仍是人们学习儒家经典著作的重要文献资料。

　　如果说马一浮的学问和书法之间有着内在的相互投射，那么鬻字刻书，就是马利用他的妙墨和书名直接资助了文化的传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一浮的书法、篆刻作品和理论乃至其非同一般的鬻字行为，无不是其高深学养，高洁品格的映射，其间的种种值得人们景仰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