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钟华

　　原标题： 西安外国语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研究所所长李杰：美术史教学应从艺术本体出发

　　大学美术史教学不仅在艺术专业院校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近年来各大普通高校对通识教育的重视，美术史教学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了开展。然而同时，美术理论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如何？美术史教学在日益繁荣的同时又似乎走入了另一个误区。

　　对此，《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西安外国语大学美术研究所所长李杰，请他从一位美术理论的研究者、教育者，同时也是一位美术创作者身份的角度，来为读者解答这一疑问。

　　现行美术史教材缺乏艺术本体分析

　　《中国科学报》：目前国内高校美术史课程的教学情况是怎样的？在美术史教学的过程中，您有哪些体会？

　　李杰：我在学校主要开设创作和美术史理论课程，所教的都是实践类学生，我所教授的中国美术史课程是艺术类院校的必修课，也是学生进入大学后从艺术理论角度了解古代艺术发展规律的重要手段之一。

　　然而，大多数学生，特别是实践类艺术生对美术史教学普遍存在抵触情绪，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目前大学里普遍使用的中国美术史教材大多局限于对艺术作品背景阐释，而与艺术作品本身基本无关，以至于对技法类学生的艺术实践并无实际帮助。

　　大学里，中国美术史课程基本为36课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教师必须要考虑在教学中学生应接受什么内容，又以什么方式理解美术历史。这就促使我们反思，通行教材中的文化信息是否能与历史图像对接？背景介绍和作品本身哪个更重要？文化研究和视觉研究哪个应作为主体？

　　如今的美术史教学理论构架虽然与中国传统美术史的面貌看似不同，但仍不免带有明显的形而上的文化延续性。致使在目前的美术研究中，“艺术性”概念对确定某个作品历史地位的作用似乎变得愈加不重要。与当代全球化的美术史研究状态脱离，基于这些问题，我不得不对现行的美术史教学进行反思，并促使必须综合当今的史学成果，在概念层次上考虑美术史的重构问题。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美术理论教学体系应该作什么样的改革？

　　李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主要分为背景阐释（内容）和本体分析（风格）两大部分。背景研究的内容主要分为年代、作者、题材、形象等文化元素，本体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造型、形式、线形、线型、构图等风格元素。通行美术史教材则均是以背景文化为陈述主体。然而，对于实践类学生而言，在相对短暂的史论教学中显然是以作品本体元素的分析更加贴近创作实践，同时也更易于让他们对史论产生兴趣，从而在理论教学中得到更大的收获。

　　因此，面对实践类学生的史论教学应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出发，以组成艺术品的本体要素为切入点，并以此形成教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实践类学生可以从专业实践角度主动参与美术史的学习，使其能够从理论角度与具体作品产生互动。

　　美术创造和美术研究相辅相成

　　《中国科学报》：对艺术本体在教学中的重视，是否与您自己的另一个身份——画家有关？在您看来，美术创造和美术研究这两者有着怎样不同的意义？

　　李杰：美术创作与美术史论原本应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往往是创作者看不懂理论家的言论，理论家对创作本体也无法进入，这也是当今美术理论研究的最大弊病。

　　例如，在诸多美术史中我们会看到，以“秀骨清像”“丰肥研美”等描写人物形象的词语来定位时代风格的现象。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由于大多艺术史研究者缺乏艺术实践基础，面对具体的本体风格研究不知从何入手。其中最大的误区则是绕过本体而进入背景研究，被动地落入了文化学的圈套。

　　因此，在创作与理论研究不断成熟的今天，美术理论需要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创作者参与理论研究；同时，艺术家也需要更为直接的本体性研究来指导创作。而将直观视觉感受转化为理论表述，与实践相结合的本体分析方法则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更为直接的通道。

　　《中国科学报》：那么，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者或者学生来说，田野调查是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杰：长安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地域，有着明确的历史意义。自20世纪中期开始的中国大规模考古发掘伊始，西安即是中古时期考古发掘的重点。

　　我曾对唐代墓葬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实地考察，特别是对级别较高的石椁墓进行了专项研究，通过近3年的田野考察和资料整理，现场摹临线刻人物共计275人，所拥有的资料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全、序列最为完整的图像资料。由于西安地区的考古资源丰富，考古界往往会忽略或来不及对一些文物进行保护和整理。石椁作为高等级墓葬的核心文物，在考古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我在唐陵区域考察阶段即为文保单位提供了一些遗漏的线索。同时，通过田野考察能够从更直接的实践角度对古代艺术史研究有较深切的感受和体会。

　　美术考古学须形成独立研究体系

　　《中国科学报》：建立中国美术考古学的独立研究方法，是您所主持的教育部重点项目“中国美术考古学的风格谱系研究”、国家社科项目“中国美术考古学的系统构架研究”的主要目的，这一研究有着怎样的开创性意义？

　　李杰：美术考古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前提不但需要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亦要形成一套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立研究体系，找到一条相对独立而又密切相连的技术手段（研究方法），从而系统、准确地诠释考古标本的艺术价值和文化特性。

　　中国考古学美术风格确认的研究，不单要在理论逻辑上具有严密性，同时还要在解决具体作品问题和时代作品问题上具有明确的实操性和介别性。因此，我们首先应以考古发现为依据，梳理出具有明确断代、明确地域，分时期、分序列、分类型的图像序列。再次，以图像为基础，对应各时期影响绘画创作的文化、社会、政治观念，树立各时期图像背景信息的对应分类序列。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美术考古学风格谱系研究的基础数据库。

　　对应实物形象与形象本身的结构意义以及各个单体画像与周围图像间的联系关系，以人类进行艺术创作的普适性共有经验来理解考古资料，同时考虑到影响人类创作经验的沿承因素和外在影响，以参与性的方式，从视觉角度“重建业已失传的证据”，来定义考古美术作品的“风格结构”意义，并以此来建立中国美术考古学研究的风格系统体系。以“技艺”本身发生、发展的逻辑性本体因素，对应整体风格转变的综合性因素，总结出各时期风格演变的整体趋势，从而对各代典型持续性风格能够明确定位。

　　比如，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要素是造型、形式、线型和空间。因此，以这些典型要素作为分析对象，并关注各阶段所能给画家提供的创作观念及技术手段，在各自独立体系中持续性演变规则。从而为中国美术考古学建立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风格定义程式和思路，对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学科独立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

　　《中国科学报》 （2016-06-09 第7版 视角）